21世纪的爱情故事(他们在庆祝结婚18周年时沦为人质)

21世纪的爱情故事(他们在庆祝结婚18周年时沦为人质)(1)

第一章 拂晓时分遭绑架

21世纪的爱情故事(他们在庆祝结婚18周年时沦为人质)(2)

(2001年5月27-28日)

21世纪的爱情故事(他们在庆祝结婚18周年时沦为人质)(3)

砰,砰,砰!

我和马丁从睡梦中惊醒。外面还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沙滩小屋的木门被敲得砰砰响。我俩是来这儿庆祝结婚18周年的。

砰,砰,砰,砰,砰!

讨厌!他们是想让我们搬到隔壁去吧?我心里盘算。昨晚吃饭的时候,度假村的一名员工含含糊糊地说过想让我们换房间的事,可后来就没再提这茬儿。我冲敲门的人大喊:“现在搬太早了!”

砰,砰,砰!

这回马丁叫起来:“干什么?”

“是保安。”有人回答。

“他肯定是喝醉了。”我想,也许这位保安在值夜班的时候喝多了,跑到这儿闹事来了。“砰砰”的敲门声又响起来。

“马丁,我看这保安是喝醉了。”

“不,我觉得不对劲。”他说着,就起床要去开门。

“亲爱的,等等,你得先穿上裤子!”

马丁从床边拽过一条及膝长的卡其布短裤,是那种有大口袋的。这时,我起身也开始找衣服———一条短裤和一件灰色T恤,是我昨晚穿过的。

马丁刚刚走到门口,门砰地开了。三个手持M16自动步枪的人闯了进来。三人都是矮个,其中一个看样子也就十几岁。另一个大概二十三四岁,留着黑色长发。还有一个看起来要老一些。三人都穿着长袖黑色上衣,其中两人穿着迷彩裤。他们没穿制服,没戴面罩,也没戴墨镜。我们能看清他们的面孔。

他们立即把马丁赶出了门,而那个老家伙冲我咆哮起来:“走袁走,走!”

“不,不,不!”我反抗道,紧紧抓着被单裹住自己,“我还没穿衣服呢!”我不知道他能懂多少英语,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不穿衣服就跟他走。我哆哆嗦嗦地开始穿裤子。

“好吧,好吧。”他回答。我继续穿衣服。

一个家伙把马丁押了出去,还有一个开始乱翻我们的行李。他找到了我们的照相机和手机。

“走,走,走!”又下命令了。我急忙往门口走,顺手抓起我俩的拖鞋(在菲律宾大家都穿的那种夹脚拖鞋)。我来不及拿上钱包和别的东西了。

押着我出门的那小子想让我走快些,甚至跑起来。我以前受过这方面的培训,知道在被绑架的最初几分钟里,你应该尽可能服从一切命令,直到大家的情绪都稳定下来。可我实在讨厌这小子,我就是不跑!

“快点,快点!”他说着,还用枪筒戳我的后背。

我咬紧牙关用平静的声音回答:“我在走,够快了。”我压着步子。他又戳我,戳得真疼,但我执意不听他的。

我来到码头,一艘快艇正在那里等着。快艇约有十米长,装着三台笨重的舷外马达。这种船通常是用来贩毒的。甲板上已经坐着四五名受惊的人质。马丁依然光着膀子,他还没穿完衣服就被迫出门,把我留在屋子里,现在又见到我,他总算舒了一口气。“噢,见到你太高兴了。有人伤害你吗?”他问。

“没有,我只是穿衣服耽搁了一会儿。”

马丁自然没时间戴隐形眼镜,结果眼前一片模糊。我还算走运,两年前听从他的劝告,在马尼拉给眼睛做了激光手术。所以我能看清远处,可马丁不能。

我上船坐在马丁身边,和他一起看着其他人从各个小屋向这边走来。东方刚刚泛出鱼肚白。

有些人提着箱子走来了!一对衣着讲究的男女不但提着箱子,还拎着一大瓶水。我心想:“天哪,我真不该那么快跑出屋子。我本可以再磨蹭一会儿,收拾些东西。”

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去给马丁拿件上衣!”

“坐下。”一名绑匪吼道,“我们会给他一件上衣。”

我立即从命。不过,我注意到他的英语相当好。“至少我们能跟这个人交流。”我暗自思忖。后来得知他名叫索莱曼。

“我把咱们的拖鞋带来了。”我举起拖鞋,得意洋洋地对马丁说。

“好啊。”他说。不过,我们没把拖鞋穿在脚上,只是拿在手里。马丁默默地环视船上,先看那些持枪的家伙,再看其他人质。我知道他在估计形势,想要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可这并不容易,因为船上人说的几乎都是我们听不懂的话。偶尔有人在谈话中插进一个英文词,我们得以拼凑出一些意思。然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能靠看表情、听语调来揣摩别人在说什么。

我低下头,瞥见了耀眼的结婚戒指。“这些家伙决不能抢走我的戒指!”我暗自发誓。我摘下它,又摘下另一只手戴的绿松石戒指,然后趁人不注意悄悄放进裤兜里。

“你不觉得应该把你的戒指...

“噢,不用,我们不会有事的。”他答道。他总是那么乐观。

“你肯定?”

“对,没事的。”

※※※※※※※※※※※※

我坐在船里瑟瑟发抖,一想到来双棕榈度假村浪漫一下全是我的主意,我就心烦意乱。这个念头是在马丁受到新族宣教使团的提拔后产生的,我们在该组织从事宣教飞行服务已十五年有余。使团希望他担任整个组织的飞行总干事,也就是说他要回亚利桑那州,管理整个组织全球所有飞行事务。

受到提拔虽然备感荣幸,但马丁有自己的想法。“我只想做我一直在做的事———当个航线飞行员。”他告诉我。他喜欢驾驶宣教使团那架红白相间的小塞斯纳飞抵丛林跑道,给宣教同工送去食品和药品,或运送族人外出就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事了。

尽管如此,马丁出色的飞行技术和与人合作的能力,还是让他在使团的管理层中一步步升迁。其实,他已经多次拒绝过这一提拔了,因为我们的三个孩子还小,他不愿意经常出差。

我总是对他说:“你知道,我和你一样也不想搬回美国。但事实上,你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我喜欢菲律宾,但老实说,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并不在乎去哪儿或做什么。马丁听了这话,只会笑着冲我摇摇头。

5月10日前后,马丁动身前往美国出差两周,去会见新族宣教使团的高层领导。他出差的时候,巴拉望西岛的宣教飞行员被叫回家料理丧事,结果这个岛上的飞行事务就无人负责了。马丁和我通过电子邮件决定,他一出差回来,就去巴拉望替班;部落中的宣教士不能没有飞行服务。而且,一名翻译已经定好会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来帮忙料理一些部落事务。他也需要飞行员。

我在心里核对马丁的日程表,知道他回到菲律宾时一定会很疲惫,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要立即启程去巴拉望替一周的班。我也知道他在岛上会很忙,还得自己做饭。这样可不行。他需要帮助。

我的日程也很紧,要接待访客———不过说来也怪,有几项安排又取消了。“我可以跟他同去,给他帮忙。”我心想。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临近了,如果我同去,起码能在28号那天陪他。也许我们还能在那里搞些庆祝活动。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好好欣赏巴拉望的风景。

我给岛上的一位同事打电话询问:“马丁和我去哪儿庆祝结婚纪念日好呢?他就要从美国回来了。”

“唔,你们应该去双棕榈。”朋友建议道,“那是一个很棒的度假村,在一个单独的小岛上,你们只能乘船过去。那儿有美味的食物,还有花园别墅和水上吊脚楼两种客房。”

“哪一种更好?”

我听见她丈夫在一旁喊道:“当然是水边的!那些房子可好了。”

“好啊,要不你直接帮我们预定一间,26号(星期六)住,怎么样?”我说。然后,我请邻居鲍勃·佩特罗和瓦尔·佩特罗夫妇帮我们照看孩子。我提前做好饭,冷冻起来,供他们在我们外出时吃。

收到双棕榈的预定确认时,我看了看价格,两人共1万比索(200美元)。我顿时双腿发软。不错,这个价格包含了住宿、娱乐和餐饮,可还是……太大一笔开销了。这么铺张会不会让马丁感到不安呢?我们的捐助人要是知道了又会怎么想呢?“也许我应该给朋友回电话,问问城里有没有不错的地方,我们去那里算了。”我心想。

我要是那么做就好了……

※※※※※※※※※※※※

我环视周围,数了数:快艇甲板上总共挤着17名人质。几名绑匪站在船头,还有几名站在船尾的马达旁边。人们用英语和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着。

所有人质都是从水上小屋被押来的,无一来自花园别墅。整个上船过程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即将开船时,有人说:“等等!我们需要一个厨子。”一名绑匪迅速跃出快艇,跑上山头绑架了度假村名叫索尼的厨师。两名保安也被抓来了———他们显然不是绑匪的对手。

算上索尼和保安,人质数量上升至20名。

马达发动了,我们驶离码头。15名绑匪一齐向空中挥起拳头来,还齐声高呼:“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一重迷雾被拨开了。这下我们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了:令人生畏的[1]。只有他们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不太了解,只知道他们是恐怖分子。在菲律宾南部,人人畏惧他们。我们后来明白了这个称号的含义:阿布意为“某人之父”;沙耶夫意为“持剑者”。

正是这个组织绑架了美国黑人穆斯林杰弗里·席林。一年前他来菲律宾娶一位穆斯林姑娘时听说了,随后,他觉得自己可以作为穆斯林兄弟去劝导他们,说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古兰经。他企图感化他们,却适得其反;他们说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将他扣作人质,要求100万美元作为赎金。杰弗里被扣押了七个半月。我们听说他最后挣脱手铐逃跑了———大概是瘦下来,腕子变细了的缘故。

我心情越来越沉重,转过头对马丁说:“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是啊,没错。”他轻声附和。

我望着双棕榈度假村的白色小屋渐渐远去,变小,很快就看不见任何陆地了。快艇轰鸣着驶入苏禄海,不知驶向什么地方。在开阔水面上航行的滋味越来越不好受了,我们一次次地颠到半空中,又摔回甲板上。35个人同乘一船,这是严重超载。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颠簸前行。

我没有哭,也没有发抖,还没到时候。我竭力让自己保持平静,集中精神关注事态的发展。我也在努力回想20世纪80年代末,新族宣教使团派应急计划制定者盖·希尔给宣教士上的一堂课,讲的是如何应对绑架事件。

他说:“在最初几分钟里,大家都被抓到一起,这是绑匪最容易开枪的时候,所以必须服从命令。但在这之后,你要马上开始跟绑匪进行眼光的交流。要让他们把你看成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物件。更进一步,让他们了解你的需要。这有助于你在他们头脑中树立个性特征。”

他还说什么来着?那天我并没有全神贯注地听讲,马丁也没有。绑架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与我们无关。

我决定实践我记住的那些话。驾驶员把油门关小了一些,这时我捕捉到了索莱曼的眼光,于是口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去CR(菲律宾人对卫生间的简称)。”毕竟,我们都是被从床上拽起来,直接赶上船的,“我们去哪儿上卫生间?”

“是啊,是啊。”其他人质也点头附和。

“这儿没有CR。”索莱曼宣布。

我可不买账。“我们要去卫生间,不去不行了。”我反驳道。我起身向船尾走去。

一名人质主动抻开一条“马龙”(蜡染布制成的宽大的菲律宾式裹身裙),好让女士们在蹲着的时候有一些私密空间。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直接在甲板上解决了。然后,马达再次发动起来,我们又前行了。

快艇在海上疾驰,我们时常被飞溅的浪花打湿,浑身发冷。一位年纪稍长的男子冻得打起哆嗦来,有人递去一件上衣让他穿上。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女子几乎歇斯底里了。于是我跟她攀谈起来,得知她名叫蒂怀妮。她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们家可没钱付赎金!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把手搭在她肩上说:“你有没有钱并不重要,现在即使有钱也帮不上忙。我们能信靠的只有上帝。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咱们只想怎么熬过今天。”

她紧紧抓着我的手,好像平静了一些。

行驶了大约一个钟头,一个留着胡子、较年长(其实不过三十来岁)的朝马丁俯过身来,他低头盯着马丁的手,煞有介事地宣布:“我要那枚戒指!”

马丁别无选择,只好交给他。

我看着丈夫,耳语道:“我说什么来着?”我不禁想起买戒指时的情形。那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郊外雷镇的万家商场,我花50美元买了这枚素金戒指。如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走了。我努力安慰自己,我们可以再买一枚的。我心里说:“那只不过是枚金戒指,换个新的就行了。”我把马丁的手抓得更紧了。

偶尔会有其他船只出现在远方。每当这时,绑匪就把我们赶到一起,用一块帆布把我们盖住,免得被人发现。其中一次,我们听见马达声减弱了,一条船驶过来。有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在交谈———显然跟找吃的有关系,因为对方船员给扔过来一包东西。

那条船刚一离开,食物就被递到帆布下面供我们吃———是木薯。虽然我知道有些菲律宾农民种这种东西,但以前从未吃过。后来我得知生吃木薯会中毒,不过可以剥皮、煮熟、晾干后再吃;也可以和上水捣烂,放在香蕉叶里蒸熟,做熟后就像个硬面团。

我尝了一口,很酸。“这能吃吗?”我问。

“噢,能吃。”一名人质回答,“其实,一旦做成这样,就能存放很多天。”

直到开始分木薯吃,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饥渴。带来一大瓶水的夫妇把水传给大家喝。我觉得舒服了一些,但是忍不住怀念起留在房间里的花生巧克力豆,后悔没带来。

日头渐渐升高,天也越来越热了,帆布被支起来遮阳。绑匪没说我们正往哪儿去。我们注意观察,想要搞清他们的名字,找出哪些是头头。其中一个很快以风趣的性格和善辩的言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叫萨巴亚,矮小敦实。其他人都穿着军裤或休闲裤,萨巴亚却穿着红色紧身裤,显得与大伙儿格格不入。

后来我们发现,他和大多数绑匪的名字都不是本名,而是为了在战斗中鼓舞士气而起的“圣战之名”。例如,萨巴亚就是“战利品”的意思。其他名字同样具有生动的含义,他们很是引以为豪。

下午两三点钟,索莱曼拿着一本黄色的写字簿来到人质中间开始询问、记录。他一上来就说:“我们是。有些人叫我们恐怖分子。我们想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是普通人。菲律宾政府夺走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只想再夺回来。政府里没人愿意听我们的,我们只好这样做来引起关注。”

他询问我们的姓名和职业,然后逐一记录在案:

•弗朗西斯,年长的绅士,银行家,他的妻子苔丝。

•奇托,手机公司销售代表,他的同事珍妮丝。

•瑞吉与马尼拉的特权阶层关系甚密,他的女友莉莎。(他们就是拎着箱子和水瓶的那一对。)

•巴迪,旅游杂志出版商(当时他正在双棕榈采访),他的妻子蒂怀妮,以及八岁的儿子R.J.。

•安吉,蒂怀妮的妹妹,看样子三十岁出头。

•吉列尔莫·索伯罗,美国承包商,他年轻的未婚妻菲。

•勒蒂,华裔女商人,她的女儿金大概十三四岁,侄女拉莱茵也是十几岁。拉莱茵本来同父母住在花园别墅,却跑到水边与姑姑和表妹共度周末。

•索尼,双棕榈的厨师。

•厄耳靳和阿曼多,双棕榈的两位保安。

•马丁和我。

除了吉列尔莫、马丁和我,其他都是花费得起到双棕榈这样的地方来度假的菲律宾有钱人。

索莱曼问到我们时,马丁回答:“我们是美国新族宣教使团的宣教士,是来帮助部族人的。我们住在北部的吕宋岛。”

索莱曼的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阴云。他原本以为我们会是欧洲(美国也凑合)商人,公司会马上把我们赎回去。而宣教团体不仅穷,而且向来主张拒付赎金。

“宣教士?你们认识查尔斯·沃顿吗?”他问道。我们认识。查尔斯是暑期语言学院(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的翻译,大约十年前在棉兰老岛上被绑架。他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吊了几周之后,终于活着出来了。

“是啊,我们认识他。”马丁回答,“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服务的组织和我们的差不多。”

“嗯,我们有人在那儿。”索莱曼神秘兮兮地答道。

然后他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意见:“基于政治原因,你们将会被要求支付赎金。我们会提出要求,而且会最后处理你们俩。”看来凶多吉少。

“哎呀,”我暗自叹息,“我们要在这儿待很久了。”我马上想起自己向孩子们保证过:“爸爸和我去巴拉望就待一周,然后就回来。”我很难过,努力想象着他们得知我们的遭遇后会有什么感受。我凑近马丁,咕哝道:“他们把那群西巴丹游客扣押了多长时间?”我指的是一年前在马来西亚旅游胜地被绑架的21名游客。

“我不记得了。三四个月?”

我盘算着“很久”到底会有多久。六个星期?充其量两个月。我暂且抱着这样的希望。“最坏的情况不过是跟这些家伙度过暑假,当孩子们开学的时候我们也就回去了。”我告诉自己。

与此同时,其他人质正忙着计算自己能筹到多少钱。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游戏规则。钞票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大家都在起劲地讨价还价。

5月27日

凌晨两点,堪萨斯州玫瑰山:马丁父母卧室里的电话铃响起,他们得知儿子和儿媳被绑架了。

“也许我家能拿出100万比索(相当于2万美元)。”一个人说。

一个更像中产阶级的家伙说:“我们大概能筹到25万(相当于5000美元)。”

索莱曼一一记下数额。我们后来得知,这是他第一次获准进行谈判,而且令萨巴亚很不满意。他告诉索莱曼:“你不要让他们定金额。你只要打量他们,估计身价,然后告诉他们付多少钱。如果有中文姓氏,就说明是有钱人,一口价,1000万比索(相当于20万美元),没得讲。”

索莱曼把单子写好后,交谈就结束了。马达再次轰鸣,我们又上路了。

那天下午,索莱曼对马丁说:“你知道,人们觉得我们是三等公民,是野地里的原始人。其实,我们有非常现代的高科技装备。看见卫星电话了吗?看见GPS了吗?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可我忍不住暗自嘲笑,在他们寻找双棕榈度假村时,全球定位系统其实没帮上什么忙。从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在来双棕榈的途中迷路了,只好向渔民问路。显然他们根本不会用GPS!)

我一直遥望远方寻找陆地,但没有找到。放眼望去,只见无边无际的大海。现在我知道了,最近的岛屿在东南方400公里外。当时不清楚这个情况也许倒是好事。

在水上颠簸了一整天,我们都很难受。黄昏时分,快艇靠近一条较大的渔船。另有一二十名成员连同渔民一起在船上等着。我们靠上渔船,感到轻松了些,因为就要下快艇了。至少我们能站起来,不必挤在甲板上了。但愿换船之后能让我们舒服些。

一条宽不过15厘米的竹“跳板”从快艇搭到了渔船上,我知道自己必须跨过两米宽的水面才能上船。我怕得要死,心想:“我过不去!”

我盯着竹板,海水在下面微微涌动着。轮到我了,看到别无选择,于是我开始手脚并用地爬过竹板,祷告上帝不要让我掉下去。

马丁跟在我后面。等我们都上了船,船上将近有六十人,这条20米长的渔船严重超载。

船上有舱内马达和舷外支架(绑在一起用来延伸两侧空间的竹竿)。舵轮在甲板中间的小驾驶舱里。底层货舱里存放着一条条用冰埋着的大金枪鱼,是船员在被劫持之前捕到的。

我们在甲板上坐下,绑匪很快做起宵礼[2]。我觉得自己精神恍惚,对他们的哼唱声充耳不闻。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礼拜[3]完毕,大家吃了一些米饭和鱼,我感觉好些了。然而这里还是没有供女士方便的地方。我们还是被迫在角落里解决。安吉、菲和其他一些女人心神狂乱,大哭不止。

“你认为有人知道我们被绑架了吗?”我问马丁。这时天渐渐黑下来。

“难说。不过别着急,格蕾莎。我们会没事的。”他的乐观态度也感染了我。

5月27日

在马丁和格蕾莎的坚持要求下,马丁的父母让马尼拉的新族宣教使团工作人员将孩子撤离到玫瑰山的家中。

我上周听到的一首歌此时在脑中回响起来。“马丁,你出差的时候我听了一首歌。你闭上眼,我给你唱。”我开始轻声唱起来:

靠主刚强,靠主得刚强, 做刚强的勇士,因主必引领; 靠主刚强,靠主得刚强, 你当欢欣靠主得刚强。

“嗯,真好听。”我唱完后,马丁喃喃地说,“谢谢你,亲爱的。”

被绑架后的第一个晚上没有人舒展身子睡觉;我们全都坐着打盹,互相倚靠着。冷飕飕的海风取代了白天的骄阳。索莱曼之前答应过给马丁一件上衣,他没有兑现,于是弗朗西斯给了马丁一件背心。我们依偎在一起取暖。

我睡得很不安稳。记得有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倒头躺在甲板上,头发被人踩住了。我猛地把头发扯了出来。

※※※※※※※※※※※※

第二天(周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但对我们来说可不算什么节日。太阳升起后,我们环视船上,看到了黎明前没发现的东西。有人用竹支架做平台、帆布做围墙给我们造了一间“CR”。上那儿去方便还是不太方便,不过有一条绳子可以抓着,至少我们能排到海里,不用污染甲板了。

人们忙着拨打卫星电话,呼求马尼拉和别处的亲属筹集赎金。接下来是热烈的讨论。瑞吉立刻显出自己的关系很硬,他让一个政府官员给萨巴亚回话说:“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好人。放了他,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忘了吗?”他们答应支付一笔钱,绑匪也答应释放瑞吉。

这时,吉列尔莫显得非常紧张。他说自己最近神经衰弱,吃了好多药,离婚也不顺利,手续还没办完,令他焦头烂额。我们看到他出现了停药反应。他常打哆嗦,声音也在颤抖。

这条船当然比快艇速度慢。“我们去哪儿?”一名人质问。

的回答很含糊:“我们只是看……”

我痛苦地发觉自己的着装不符合穆斯林标准。当然,在屋里时他们没给我打点的时间。别的女人仍穿着睡衣。我穿着短裤和T恤,坐在那儿觉得很尴尬,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放荡”的美国女人。我开始求主保佑我。

那天上午,菲给了我一条长带子用来缠头,还有人扔给我一条“马龙”。虽然我的胳膊还暴露在外,但至少在穆斯林看来比较像样了。

5月27日

我们的好友林·伯格拉夫奉命向杰夫、明迪和扎克三个孩子通报这个坏消息。

“在伊斯兰国家,所有女人都穿着得当,只露出眼睛。如果哪个女人的眼睛引起公愤,那么连眼睛也要被蒙上。那里没有招致罪恶的诱惑,没有西方电影,没有烟酒,也没有毒品。”

绑匪们的最大愿望似乎就是去阿富汗。他们说,那是多么完美的国度啊。但是,这个愿望假如实现不了,他们也会满足于其他选择,去其他地方。

那天,萨巴亚让马丁通过卫星电话在棉兰老岛的阿贡广播电台发表声明。我们后来得知,这家广播电台同情,愿意替他们传话。

于是,马丁准备发言(声音是他的,稿子当然是萨巴亚起草的):

我是马丁·伯纳姆。我与妻子格蕾莎在菲律宾居住了15年,是新族宣教使团成员。我们被詹贾拉尼集团扣作人质……

其实萨巴亚想让他说但马丁怕自己会发错音。

“好吧,那就叫我们‘”萨巴亚说。

当时是2001年5月底,距9月11日还有整整三个月,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马丁后来告诉我他听说过一两次。

“我能不能就说‘詹贾拉尼集团’?因为我知道那个词,不会念错。”马丁问。詹贾拉尼是该组织的创建者,几年前在交战中被打死。萨巴亚同意了,马丁继续发言:

我们请求美国和菲律宾政府争取尽快使这一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马丁一如既往,冷静、镇定,脱稿发言。

“你干得很棒,亲爱的。”我说,“你总是很棒。”

当天晚上,生龙活虎的奇托决定组织同船人质玩一场“认识你”的游戏。我们都挤进驾驶舱,围坐在地板上或能找到的任何地方。大家轮流报出自己的名字和左邻的名字,不一会儿就相互认识了。大家说笑着,谈论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其他情况,苦中作乐。

吉列尔莫告诉我们他出生在秘鲁,十几岁时就移居到洛杉矶,现在在当地经营一家小建筑公司。他一年前来双棕榈度假,遇到了在礼品店工作的菲,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现在两人已经订婚。

5月28日

菲律宾总统格罗丽亚·阿罗约在国家电视台露面,宣布向“全面开战”,声称要“将你们挑起的事情进行到底”。

5月28日

马丁的妹妹谢丽尔·斯派塞与丈夫沃尔特,从北部的马尼拉驱车七个小时赶到阿里陶,与马丁的孩子同住。

随着彼此间加深了解,我们更加团结,更愿意互相鼓励,努力打起精神。

到了傍晚,船上一派“宗教大同”的景象。不用说,穆斯林正朝着西方的麦加叩头、诵经。天主教徒拿出念珠念起玫瑰经。终于,一名人质请马丁代表大家出声地祈祷。

“主啊,这一切都不会令你吃惊。”他平静地开始了,我们都低着头。“虽然我们自己不晓得自己在哪儿,但是你知道。我们知道大家都在替我们担心,但是你掌握着我们的命运。请你保佑我们经受得住这场磨难。我们信靠你。阿门。”

听着丈夫祈祷,我内心充满平安。其他人似乎也有同感。“哇,你真会祈祷!”他们夸奖道。马丁笑了。对他来说,祈祷就是与上帝对话,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晚上,大家基本上都选好了就寝的地方。一些年轻的早已占据了驾驶舱顶部。船头是挂吊床的地方,被他们的同伴占领了。还有几个在靠近船尾处支起了吊床。渔民也各就其位。

再看人质。我们大都在甲板两侧的狭窄过道里挤着,头朝里,脚朝外悬在海上。有的在驾驶舱前面中部凹陷的地方安顿下来。总之,我们占据了每一寸可利用之地。

我注意到船上有一个优越之处:没有蚊子!它们在咸水中根本找不到繁殖之地。我们能够露天躺着仰望星星而不被叮咬。海风柔和,海浪轻轻地拍击着船舷,令人感到宁静安详。

弗朗西斯和苔丝原来是老甲壳虫乐队的歌迷,二人的合唱相当好。我们伸展四肢躺在广阔的夜空下,听他俩唱起一支支美妙的歌:《昨天》(Yesterday)、《车票》(Ticket to Ride)、《随它去》(Let It Be)、《漫长而曲折的路》(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其他人会唱的时候也跟着唱。有些成员也哼哼了几句,虽然教规禁止他们唱这种歌。

接着我们唱起了《想象》(Tmagine),约翰·列侬创作的这首歌谣描画出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当唱到“想象全人类都生活在和平之中”这一句时,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自从被绑架后,我第一次泪如雨下。多么令人痛心,所有人质齐声歌唱一个如此切近而又无法企及的世界。那一刻我们躺在船上,一种纽带开始将我们———甚至包括绑匪———连在了一起。仰望着天空,我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1]是“持剑者之父”的意思。

[2]穆斯林夜晚的礼拜称“宵礼”。

[3]这里指的是穆斯林的祷告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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