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写的是哪种类型的文（假如余华写出的是又一部）

——看余华的长篇新作《文城》潘凯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余华写的是哪种类型的文?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余华写的是哪种类型的文

——看余华的长篇新作《文城》

潘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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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就是余华！

《第七天》出版八年后，当余华的长篇小说新作《文城》进入预售的消息刚一面世，遂立即引起媒体关注。我注意了一下彼时媒体报道主要“聚焦”于这样两点：一是“暌违八年”；二是“写《活着》的那个余华又回来了”……对此本人解读出的潜台词是：竟然耗时八年，余华才写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间隔得也未免太长了；不过所幸还是回来了，而且还是那个“写《活着》的”，而不是写《兄弟》和《第七天》的余华。

接下来就是《文城》的“闪亮登场”，评论立即就有跟进。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在《文城》正式面世前，出版方发放了少量“试读本”的缘故。第一波基本是彩声一片：“重磅归来”“一部特别催情的小说”“一曲荒诞悲怆的关于命运的史诗”“依然是中国当代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接下来，剧情开始反转，吐槽声接踵而至：“是个好故事，不是个好小说”“一部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作品”“读罢《文城》，我终于发现酝酿许久的期待，变得有些空落落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赞美还是吐槽，无论他们的分歧有多大，但有一点却是殊途同归，那就是参照物都是余华的《活着》而非其他。如此这般，仿佛《活着》已然成了衡量余华创作水准的基本标杆，与之平行或超出它者为成，低于它者则为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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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活着》固然是余华作品中的佳作，但前有《在细雨中呼喊》后有《许三观卖血记》就一定比它弱吗？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句俗语也不是白说的。我甚至恶作剧式地设想：假如余华新写出的是又一部“活着”，那该如何？褒贬是否就成了“余华的创作始终保持着高水准”或“余华创作八年来一直停滞不前”？

还是应该立足于对《文城》自身文本的认真赏析与审视，当然可以有一些比照物，也包括《活着》，但这既不是惟一更不是权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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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阅读作品比较“老实”，一般就是顺着随性往下读，实在读不下去或读得无趣了就干脆放弃，既不会跳着更不会倒着读。因为这样的阅读习惯，《文城》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结构的讲究和巧妙。

作品开篇从一个名叫溪镇的地方有一个叫林祥福的人落笔，溪镇人虽知道他是一个大富户，却不知他的身世来历，口音中浓重的北方腔调是他身世的唯一线索。随着阅读的推进，我们逐渐又知道了这个原本居住在黄河北的林祥福曾经在老家迎娶了借宿家中的纪小美，但这个言语不多的小女子在某日竟然卷走林家几代人辛苦积攒下的近半财富不辞而别；一夜损失惨重的林祥福开始四处拜师学艺并成为一位手艺出众的木匠；就在林祥福开始平静生活之际，纪小美不仅回来了而且还带着身孕，然而这个神秘的小女子在产下一个女婴后再次消失。为了给孩子找到妈妈，林祥福将家中田产交由管家田大看管，自己则背起女儿踏上了寻找小美的漫漫长路。他要寻找的那个地方叫“文城”，但这其实是一个由谎言编织而成的虚构之地。在那些个大雪封镇的日子里，林祥福不得不带着女儿林百家落脚在这个名叫溪镇的江南之地，开始了漫长而苦苦等待小美归来的日子。读到这里，读者心中必然会带着一连串的悬念开始了期待：小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会回来吗？如果真的回来了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这一等的结果就是田氏四兄弟拉着曾经的少爷林祥福和大哥田大的灵柩踏上漫漫回乡之路，而直至此时小美依然不见任何踪迹……

如果《文城》就此戛然而止其实也未尝不可，并不影响它作为一个完整而有意味的故事存在。然而，余华偏要在这之后又用了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了个“文城 补”。“补”什么呢？于是读者在这里又看到了一个小美和阿强的故事。它既可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也解开了小美从林祥福身边两次离开之谜。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余华创作《文城》采用的原来是这样一种由“文城”及“文城 补”两部分组成的主辅式结构，并由此拼接成一幅既相对独立又构成互补的完整镜像。这当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双线叙述的结构方式，我想这倒不是因为“文城 补”的篇幅远短于正文而不宜双线叙述的缘故，那完全可以由作家自由调配。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带来的阅读感受乃至所传递的信息含量其实是不尽相同的。余华如此结构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我只是以为，具体到《文城》，这样的结构更机智也更有意味，而有意味的形式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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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城》，无论是赞美还是诟病，在认可它有个“好故事”这一点上倒是殊途同归，只不过质疑者认为“是个好故事，不是个好小说”。而本人的看法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好故事”与小说中的“好故事”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一般意义上的“好故事”更多地诉之以悬念、热闹、可读可听性强一类的“讲”故事，而小说中的“好故事”其要义更在于“写”，它对文字功力有颇高的要求，不只是情节的设计，更在于对文字使用的功夫及味道。比如《文城》在写到林祥福与陈永良这两个作品中重要人物初次见面的场景时，余华用了这样一段文字：“当时陈永良第二个儿子出生三个月，是这个孩子的哭声将林祥福召唤到陈永良这里。在这两个房间的家中，林祥福感受到了温馨的气息，满脸络腮胡子的陈永良怀抱两岁的大儿子，他的妻子李美莲正在给三个月的小儿子喂奶，一家人围坐在炭火旁”。这短短百字，所表现的绝不只是林陈二人的初次见面。陈家的基本状况及陈本人的憨厚、陈妻的善良和整个家庭的和睦等丰富的信息皆在其中，更为此后林陈两家兄弟般的情谊埋下了伏笔。这才是文学中应有的故事写法，是“写”出来的“好故事”和文学语言功力的显现。其实蛮可以用心观察一下：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小说能够这样从容舒缓地“写”故事，更多的只是一两句话交代一下林陈二人在某处相遇相识就完事。我承认，有个“好故事”，不一定就是“好小说”，但如果真的有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好故事”，那至少也足以成就了“好小说”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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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城》中，固然有土匪割去绑票之耳的血腥、土匪头目张一斧对顾益民残酷施虐等暴力的情形；但相比之下，善良与情义无疑当是这部长篇小说中更突出、更令人动容的两个关键词。作品中的林祥福、顾益民、陈永良、田大兄弟等，个个皆是有情有义、善良敦厚的典范。失去了父母、为寻找小美又无果的林祥福到了溪镇安家落脚后，那种浓郁的、不离不弃的父女情、不惜一己之命的朋友情和质朴不渝的主仆情都是足以令人动容的场景，特别是当林祥福为赎回顾益民而从容赴死的情节更是将这种善良与情义推到了极致。然而，如此善良与情义换来的却依然是血腥与杀戮，这既是他们个人命运的不幸，更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之殇。

说实话，血腥与杀戮、善良与情义的确都是余华过往创作中频繁出现的场景，也因此构成他个人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城》固然展示了余华驾轻就熟的这一面，但也出现了他过去创作中鲜有涉及的另一面：一是将故事发生的背景前移至清末民初，在那个动荡不宁、草菅人命的时代中，这样所谓善良与情义所换来的依然还是血腥与杀戮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文城》中的这些个主角在善良与情义的主调外多少也增添了一点狠劲儿、有了些许血性的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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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媒体和一些论者在谈论《文城》时使用比较频繁的那句“写《活着》的那个余华又回来了”，本人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这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现象的描述而非价值评判的话，我也大体认可。“回来”这个动词不过只是在勾勒余华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到《第七天》再到《文城》这样一个动态的写作过程，其中《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文城》在文本的叙事风格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或至少是相似性，而在这之间创作的《兄弟》和《第七天》在余华个人的创作历程中则带有某种鲜明的实验性，其叙事风格明显不同于《活着》这一路作品。

如果硬要说价值评判，在总体上我个人也相对更喜欢《活着》这一路作品，但《兄弟》和《第七天》作为余华的某种探索我同样十分理解，其中的某些局部我还很喜欢并给予过蛮高的评价。至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文城》这三部长篇小说在叙述风格上虽总体同属于一个大的路数，也都在一个高的水平线上，但彼此又的确各有其长，各有其重，似乎不宜做简单的高下之分。作为评论，重要的是如何认识与解读，而非简单地排座次论英雄，这似乎也不该是人文研究应该着力的地方。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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