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陵为什么会在洛阳（洛阳太庙有啥用）

唐代东都洛阳

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到唐宣宗即位（846年），被藩镇割据、宦阉擅政、群臣党争、异族边侵、民变频频搅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的唐朝统治者，竟然还“好整以暇”地断续耗费60多年，争辩东都洛阳太庙的存、毁！按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唐后期统治者的脑袋是不是都被驴踢了？曾繁华似锦、万国来朝的大唐，已陷入分崩离析的深渊！在这危急之秋，不励精图治，寻思破解内外交困的良策，却白白耗费60多年的宝贵光阴，争辩这无聊无用的问题？您如果这样想，唐武宗等或许会集体鄙视你：您真以为哥几个是在争辩些鸡毛蒜皮、无聊无用的事吗？哥表面上争的是洛阳太庙的存、毁，实则争的是关乎大唐振颓起弊、生死攸关之事！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真有这么玄乎吗？

北京 清代太庙

太庙，是历代皇家用来祭祖的礼制建筑的统称。按礼书记载周代礼制，太庙只能建于京师。尽管目前考古发现表明，礼书记载与真实的周礼不符，极可能是礼书作者的虚构或臆想。但对奉礼书为经典的古代中国来说，这不是事，礼书所载反被视为古礼实录和圣贤训诲，历代大致遵而不改。即便有的朝代不遵礼书，如西汉前、中期有“郡国庙”，直到汉元帝始遵礼书所载，予以废弃。曹魏虽有许、洛、邺、谯、长安“五都”，但太庙仅建于洛阳。隋炀帝虽以长安为都，又以洛阳为“东都”，但未在洛阳修建太庙。

唐初虽废弃洛阳东都地位，以长安为京师。但洛阳作为掌控关东、运河西输的重要战略支点，还是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关注。唐高宗恢复了洛阳“东都”名号。垂拱四年（688年），唐睿宗下诏，在洛阳修建高祖、太宗、高宗庙。武则天以周代唐，改东都为“神都”，作为武周首都。唐中宗复国后，又改武周太庙为李唐太庙。

安史之乱，洛阳太庙毁于战火。因战事繁忙，无暇顾及，洛阳太庙成为军营，供奉其中的历代先帝神主亦散落不见。直至代宗大历年间，才寻觅齐全。因无处放置，暂置于供奉“玄元皇帝”（老子尊谥）的太微宫内。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礼官奏议重建洛阳太庙。很多臣僚虽支持此议，但在具体方式上却产生严重分歧。有人主张：重建太庙，将先帝神主供奉其中，按时祭祀。有人主张：虽可重建洛阳太庙，供奉神主；但平时不行祭礼，皇帝东幸洛阳，才行祭礼。有人主张：虽可重建洛阳太庙，但原供奉其中的神主应埋于它处；皇帝东幸洛阳时，用斋车将长安太庙中的先帝神主载至洛阳太庙祭祀。歧论纷出，并无定论，最后或许还是沿袭旧制了事。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四月，归崇敬上奏，认为洛阳太庙不合传统礼制，建议毁弃。或因他人微言轻，此议未被采纳。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东都留守郑絪奏议，洛阳太庙不合祖制，应予毁弃。因他官高位显，其论迅即激起热议。太常博士王彦威等认为，《召诰》、《洛诰》等儒家经典明确记载，周在丰、洛皆建有太庙。因此，洛阳太庙的存在，合乎周礼，应予保留。王彦威的提议虽得到许多臣僚赞同；但在具体实施方式上，又基本落入建中元年诸议窠臼中，鲜有新意。

今人还原的唐代祭祀

唐文宗大和年间（827年—835年），又诏诸臣重议。一太学博士所奏洛阳太庙不供奉先帝神主，皇帝若至洛阳，携长安太庙神主随行的提议（实则仍是建中元年诸议之一），被朝廷采纳。此议虽表面上保留了洛阳太庙，但因其中不再供奉先帝神主，也不再举行常规性的祭礼，洛阳太庙实际上已被毁弃。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洛阳太庙的存、毁再次引起朝臣热议。太常博士郑路等奏，恢复洛阳太庙。唐武宗、吏部郎中郑亚等皆赞成此议。

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臣对此予以反驳。他们认为，周之所以在镐京、洛邑两都皆建太庙，是因其时迁都未决的结果，洛邑宗庙不合周礼，主张保留洛阳太庙的臣僚不可援此为例。况且，洛阳太庙系武后擅政时所建，非高祖、太宗旧制，应予毁弃。太常博士顾德章对此深表赞同。

唐武宗以为，顾德章等见识浅薄，不足为训。诏令有司择吉日重建洛阳太庙。

不久，唐武宗去世，重建洛阳太庙事一度暂停。唐宣宗即位后，决定继续保留洛阳太庙。至此，唐后期围绕洛阳太庙存、毁而断续长达六十多年的争议，始告停歇。

贯穿唐德宗至唐宣宗五朝六十多年的洛阳太庙存、毁之争，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些拘泥儒家经典记载的所谓周礼的臣僚，认为洛阳太庙的存在，不合周礼，因而一再上奏，挑起朝廷上的热议。争辩双方引经据典，争执不下。唐德宗、唐武宗、唐宣宗之所以坚持保留洛阳太庙，遵循儒家经典记载、遵守祖制固然是重要缘由，但也很有可能与几位皇帝对长安、洛阳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密切相关。

唐代长安城

关中地区地势形胜，物产丰饶，自秦据关中，统一六国，关中地区就成为欲成帝业者的首选之地。刘邦在比较长安、洛阳优劣后，毅然舍洛阳而选长安为都。西汉末年，赤眉入关。败走关东前，焚毁长安。刘秀中兴，遂以洛阳为都。自此，长安虽被东汉末汉献帝（被董卓劫持至长安，以此为都）、曹魏（五都之一，名不副实）、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定为都城，但都难现西汉长安的繁华风貌。

隋、唐统治者皆源出西魏北周“关陇集团”，承袭祖业，自以关中为本，以长安为都。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创造，长安风采斐然，是当时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大型都市。不过，关中地区及长安日益严峻的生态恶化、物产稀薄、转输艰难、僻居西北一隅等现实，给统治者造成了极大困扰，给民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即便在唐高宗、玄宗等盛世时期，长安地区的君臣吏民也常因粮食匮乏，而被迫频频至洛阳就食。因此，隋炀帝、唐高宗皆以洛阳为东都。唐高宗、玄宗等统治者在洛阳停居的时间，甚至比在长安的时间还要多。至唐后期，长安，乃至关中地区的衰败更是难以扭转。在天灾人祸裹挟下，关中地区人烟日渐稀疏，经济、文化日益滞后。

唐代洛阳城模型

隋唐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经济整体协调性和平衡性，已较关中地区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可有效控制、影响关东地区，至唐后期，更成为唐朝廷与东南地区尚在一定程度上愿意臣服朝廷，向朝廷源源不断供应粮饷的藩镇保持联系，获取东南藩镇政治、财赋支持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战略支点。不夸张地说，洛阳已成为唐后期维系帝国命脉的城市，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朝后期统治者自然不敢等闲视之。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被唐朝廷勉强平定后，愈演愈烈的藩镇割据、宦阉擅权、群臣党争、边患侵扰、民变频频，……桩桩件件，将曾繁华似锦的大唐几乎推入分崩离析的深渊。对唐朝后期统治者而言，耗费六十多年的时间，汲汲于洛阳太庙存、毁争议中，不可以依我们现代人的功利观念和标准，将其定性为无聊、无用之举。李唐后期统治者用这场旷日弥久的争辩，既向世人昭告统治者遵循礼经所载圣贤训诲，恢复屡遭变乱而毁坏殆尽的忠孝伦理，重建礼秩的信念和决心，也是历代统治者对唐朝后期洛阳维系帝国命脉的重要战略地位有清醒认识和判断的结果。

（西汉）戴圣编：《礼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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