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重视弘扬乡贤文化（宣讲家文稿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灵水“乡贤文化”的核心价值。灵水村（又称灵水举人村）作为北京市首个“乡贤文化”基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被赋予新的内涵。本次讲座将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和“乡贤文化”，并以灵水村为例，介绍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乡贤文化”的当代价值。

礼乐制是维护古代宗法社会的重要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看似经纬万端，究其根本无非一个“德”字。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进一步提出“仁”的思想，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灵水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中国北方少有的文化现象。灵水村先民崇文重教，重视修身养性，弘扬儒家文化精神，涌现出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以政治为要务，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使灵水村的礼乐文明成为古老、遥远和永恒。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再倡导用大历史眼光研究中国历史、分析历史人物。因为对于一个时代、一个人物，如果局限于一时、一国的视野，便难以得出清晰的认识。因此，我们需要将时间拉长，同时站在高处去俯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历史事件放到历史长河中研究。

一、客观的地理环境是“乡贤文化”产生的自然基础

要知道，一切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等都是地理现象的延伸。《禹贡》中提到，中国四周有“裨海”环绕；九州之外还有九大洲，同样被“大瀛海”环绕。这是古人对我国所处地理位置的认知。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曾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认为，中国是九九八十一分中的一分，而且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这样的认识使得我们发展成为在陆地上繁衍生息的黄色文明，由此我们也选择了农耕文明。而这也是由中国的地理条件决定的。

西方国家与我们不同。地中海在欧洲大陆的中央，可以说，欧洲文明在地中海中孕育，在大西洋成长，最后形成以海洋为特征的蓝色文明。欧洲国家发展出以海洋运输为基本特征的产业模式，并由此形成了城邦社会，而我们主要在陆地活动，从而形成了宗法社会。这是我们与西方的本质区别。

二、农耕文明是“乡贤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依托于陆地和土地繁衍生息的黄色文明，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和周易的思想，来解释自然界的奥秘，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生命现象，探讨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

古代“三才论”是传统农业生态学思想的核心，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是取得成功、维持繁荣的重要因素。《吕氏春秋·审时》中写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庄稼，播种它的是人，令它成活的是土地，滋养它的是上天。也就是说，庄稼的生长是天、地、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也是人取得成功的要素。晚清《农丹》中也说，“天有时，地有气，物有情，悉以人事司其柄。”古人道出了“三才论”中人的作用，告诫人们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不离故土，减少人员流动，创造了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系统，保留了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宗法制度一直能影响中华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延续。这是“乡贤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三、宗法制度是“乡贤文化”产生的政治基础

所谓宗法制度，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它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

宗法制度的特征：一是以血缘为基础；二是宗族内区分尊卑长幼；三是根据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四是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因而渗透于社会整体，甚至掩盖了阶级和等级关系。在这一条件下，宗法制度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视人伦、重视亲情、重视家庭生活的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视祖先、重视传统、重视统一的民族精神。

四、儒家文化是“乡贤文化”产生的思想基础

儒家的一套思想理论，表达了中国古人的生活规范和理想追求。儒家学说倡导的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核心是“仁”，其中心思想是恕、忠、孝、悌、勇、礼、义、仁、智、信，在政治上体现为儒法合一，在文化上体现为伦理政治化。

五、科举制度是“乡贤文化”产生的教育基础

对于乡贤的认定，要有一个过程、一个标识。而这就是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主要有世卿世禄制、察举制和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相较于世卿世禄制的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察举制和征辟制的个人举荐和社会征聘、九品中正制的人才评定，科举制则相对公平，自隋唐以来一度使大批寒门学子有了成为官吏的机会，但到明清时期逐渐僵化，最终于清末废除，历经1300多年。科举制不仅对我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对西方国家的文官选拔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分科考试选取人才、分派官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开创于隋唐。唐朝时分秀才、明经、进士等八科，主要是考诗、赋或儒家经典，成绩优秀举用为官。到了明朝，只设进士一科，主要考八股文，又叫四书文，题目限于四书五经以内的文句。考生做文阐述经义，模仿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诸子的注疏为准绳。文章的格式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几个部分，字数也有一定限制。

科举制度打破了世族大家对政权的垄断，给知识分子参加政权管理提供了机会，与魏晋南北朝依门第、身份得官的九品官人法相比，是一个历史的进步。1300年间，科举制度产生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就乡贤而言，历史上相当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获得了举人身份，而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朝廷做了官，还有一部分就在当地成了乡贤。为什么会成为乡贤？一是他们的身份受到社会尊重。历史上，乡贤对于农村乃至县城的管理是有话语权的。比如，官府在执行公务时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二是拥有法律保障的特殊权利。比如，秀才家庭可不纳税，举人犯事可不判刑。可见，古人要通过丰富学识、考取功名而立身。

总之，科举制度对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作者：谭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文稿　《谭杰：“礼乐文明”是灵水“乡贤文化”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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