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在当时有何作用?（解析隋唐大运河的衍变）

导语：公元584年的一声号令，举全国之力修建了一条造福后世百姓的运河：隋唐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改变了南北方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一条小小的运河，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力，竟能越过千百年的洗礼，影响华夏的整体格局？而这条运河在唐、宋、元、明、清五大朝代中所展现出的特色和更迭又怎样的影响了历史？让我们一起揭开帷幕，细细的窥探下吧！

隋炀帝杨广出生于569年，死亡于618年，是整个隋朝的第二代皇帝，也是末代皇帝。而隋炀帝从公元604年正式继位，一直到公元618年，整整14年，不经意间改变了华夏历史的版图，甚至拓宽了华夏的政治眼光和经济秩序。当然这一切还要从公元581年开始，因为公元581年，隋炀帝被称为晋王，率领军队消灭了陈朝，也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隋炀帝拥有了自己的军权和主动权。

而经过将近19年的运作，公元600年隋炀帝被册立为太子，此时距离他正式登基只有4年的时间。隋炀帝在位执政期间有过诸多贡献，比如说：改革官员体制，修订大业律，迁都洛阳消灭吐谷浑，征讨占城，征讨契丹，征讨突厥，征讨琉球，征讨高句丽。而在这所有的政治主张和军事主张之下，最引人注意也是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便是：修建隋唐大运河。

因为华夏历史的原因，尤其是地势的原因，绝大多数水流都是自西向东、自高向低。而出现南北纵向并且有重大意义的水流通道，用于古代农业和军事生产，仅仅有两条，而且是天然形成的。

隋炀帝利用之前历朝历代所有可以运用的旧河道，开创了整个华夏历史第一条南北贯通、用于军事农业等诸多方面的大运河，而这条大运河也是全世界开凿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影响力最为深远的。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从洛阳为中心，往南直到杭州，往北直到北京，而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全程将近2700公里，跨越了将近10个维度。如果按照现在地理图来看的话，横跨天津，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等8个省市。

隋唐大运河的整个拓宽和修建过程，所耗费的人力是极其巨大的，在河南、淮北诸多郡县当中，征调将近百万人只为了去修一个通济渠，而除却通济渠之外还有诸多渠道需要贯通，需要南北进行大贯通，在这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

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当时劳于已民也。

隋唐大运河，一共有四段分别为江南河段、坎沟河段、通济渠段和永济渠道。除去这四大段之外，还有其余的连接点，将钱塘江，黄河，长江，海河，淮河5大水系进行连接。这样的工程背后为整个隋朝埋下了巨大的祸患，而隋炀帝并不知晓。

直到几年之后，三征高句丽，整个隋朝就已经出现人口匮乏，战力不足，民生哀怨甚至叛乱四起的状态。隋炀帝无论是战略眼光还是执政特色，都有自己非常优越的一面，可是在行进的过程中，却完全忽略了整个帝国所能够承受的极限值，在多次帝国与其他帝国的战争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的兵丁，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不稳定。于是在公元611年，王博率领长白山起义军彻底反叛隋炀帝时，一股叛乱之风彻底刮起，并且越发不受控制。

在之后的七年内，整个隋朝，各种反叛力量层出不穷，最终以李渊、李世民所带领的队伍占据优势。并且在其他军阀混战忙着攻占土地的时候，李渊趁机摘了桃子，建立了唐帝国。而隋朝也作为最短命的几大帝国之一，载入史册。

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

唐朝大运河的演变

唐帝国作为一个外来者，毫不在意的攻占了整个隋炀帝的所有版图，甚至去享受隋炀帝为整个帝国建立的一切福利，而这福利之中最为重要的、最有价值意义的便是隋唐大运河。

整个唐帝国无论是在盛世还是在乱世，仅仅对运河做一些简单的修缮，因为当唐帝国大权在握之时，隋炀帝已经把整个运河修缮到几近完美，符合当时唐帝国执政时的一切需求。

当然根据历史记载，唐帝国对于隋唐大运河也进行过一些修整，在公元732年的时候，唐帝国开凿出一条渠道，而这条渠道现今位于三峡以东，被称为天宝河。而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为了让来往船只能够有一个休息的过往和去处，在洛阳立德坊南营建立了新坛，准许船只前往歇息。

这两个简单的举动并没有改变隋唐大运河的整体功效，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可是伴随着整个唐帝国的兴盛，伴随着整个唐帝国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在公元700年左右，整个唐帝国的版图和经济重心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极其微妙，却在历朝历代的不断积累和演变当中，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

大运河船只的不断往来，增加了沿岸地区的经济收入以及文化物质的交流，尤其是促进了北方和南方地区之间的完美贯通融合，使南方地区直接由原先的欠发达变成了高收入水准地区。再加上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的鱼米之乡称谓，整个江南涌现出两大城市它们分别是苏州、杭州。紧随其后的扬州和江都等重要城市的发展，也不亚于先前发展起来的苏杭地区。

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

只不过这样的盛况，对于盛唐和中唐时期而言，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直到晚唐时期，整个唐帝国战乱四起，北方地区时常处于外来蛮夷和地方军阀割据的血腥恐怖当中，不少人准备南迁，并且在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安家落户。也就是在此时此刻，整个华夏地区的经济中心，从之前的北方直接转移到了南方，转移速度之快，速度之迅猛，实在是常人难以预料。

唐朝之后便是南、北宋，南、北宋朝代的重文抑武，为整个南、北宋埋下了巨大的祸端，当南、北宋面对敌人的入侵，面对敌人的猖狂和嚣张，不能够展示出自己应有的军事实力时，只能被轮着翻的吊打。当南北宋分别被夏、金和蒙古帝国消灭之后，整个南、北宋时期的汉人，大多逃往南方地区，尽管元帝国进行三令五申，进行严格排查，可依然无法阻止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

而到元朝中期的时候，整个南方总人口已经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9/10，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如此复杂的土地发展变化、如此繁华的洛阳苏杭等地区的加以扶持，使得整个元帝国及以后的诸多时间节点，经济重心一直被南方人所掌控。

填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

而京杭大运河演变出来的附加效应和累加效应也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尤其是在元帝国修建出另一条运河之后，整个南方的经济达到了极限值。

元帝国大运河的扩通

公元1371年，另一个帝国迅速建立起来，该帝国的建立充满了血腥和压迫。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帝王的建立，有如此的血腥和不可理喻，而元帝国是唯一的特殊，也是第1个由少数民族直接统领华夏土地的帝国。

的确，元帝国在位期间以及整个元朝执政时期，对于华夏百姓造成了极端压迫以及极端残暴的恐惧所带来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可是有一点是无法忽视的，那就在元帝国修建的大运河改变了整个明帝国和清帝国的版图以及执政的控制中心。

元帝国在13世纪初期的时候定都北京，而定都北京之后，突然发现之前的隋唐大运河完全是洛阳到北京和到南方的一条大运河，这样的一条大运河犹如一个对钩一样，严重影响了北京与南方进行直接的经济交流和物质兑换。

为了使南北方向能够直接联通，物资的贯彻更加迅捷，为了使整个隋唐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而直接由北京前往南方，元帝国展开了一个惊天地的运河修改，将近花了10年的时间开通了洛州河和惠通河，而这两个河道的开通直接将天津与江苏、杭州等地连接在一起。

从天津直达南方，到北京直达天津直达南方，一共将近用了两年的时间，那就是新修的通惠河道。此刻开始，隋唐大运河彻底改头换面变成京杭大运河，起点是北京终止点在杭州。而根据地理图志和相关的史记资料介绍，京杭大运河比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公里。

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哪怕时至今日，缩短900公里的大工程，依然是一个极其惠民利民，而且便于交通的重大举措。就更不用说，在元朝那个交通匮乏，只能骑马、坐船和步行的年代。某种意义上来说，元帝国开通了京杭大运河为后期明帝国朱棣执政时代和清帝国执政时期选择都城的位置时起到了很大的决定性作用。

自此之后的将近700年里，历代帝王，除朱元璋之外，绝大多数都把目光盯在了北京，因为北京以北便是少数民族，将整个都城定在北京可以极大的震慑高丽、蒙古以外、甚至西域地区的叛乱，而北京所具有的京杭大运河则可以极其便捷的进行与与南方一对一的物质、资源、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交流。

以洛为心，西长安，东大海，南余杭，北涿郡

京杭大运河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1842年彻底体现出来，因为英帝国展开的鸦片战争，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夺取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地点的控制权，而中英《南京条约》则对这两条河道的控制权进行了大范围的叙述，无一例外这两条河道自此开始完全归属英帝国所统治。而在1883年太平天国崛起之后，清帝国和其他帝国争夺的京杭大运河，战争之惨烈，常人难以想象，甚至部分河道遭到了彻底的损毁。

后期南水北调工程也运用了部分运河，这条将近2000年的大运河，历经时间的摧残和雕琢，历经朝代的变化和更迭，仍然显现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隋唐大运河也好，京杭大运河也罢，它们所展示出来的不单单是通行的便捷，往往还代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维度的全方位贯通。

后期大运河的主要作用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作为华夏古代最重要的南北水上运输通道，所展现出来的诸多作用让人眼红，也正是因为这两条大运河的存在，使得华夏地区尤其是南、北方之间的统治，更能容易做到无缝衔接，更有利于华夏土地的大一统。

那么京杭大运河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主要有什么作用呢？

一共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点是最直接、最容易感官、最容易接受的极大的加速了南北方之间运输的效率。不单单是货物的运输，甚至还包括着人与人之间的运输，古代南方学子如果想要到北方进京赶考，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走旱路。

而华夏版图之大，整个华夏帝国对于版图的迷恋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在济南之地前往北方参与科举考试，没有一年半载很难到达目的地。除了参与科举考试的学子之外，还有商人进行茶叶贸易，进行南北方之间的物资贸易兑换，单纯的依托马车来回押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极低的，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亏本的存在。

毕竟古代的荒无人烟之处还有随随便便就蹦出几个绿林好汉，而这些绿林好汉极有可能对商人进行洗劫，到最后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古代官员需要每年一度的进京汇报和考核制度，这些制度的实行使得官员无论住在天南海角，或者近在咫尺，都需要定时定点向帝国的都城汇报本年的执政情况，这其中包括人数是否增长，百姓是否安居乐业等诸多数据，而这些的汇报则需要来回往返于自己的管辖地和京城之间。

京杭大运河的出现，多了一种选择，不用走旱路或者骑马，而直接走河道，河道的运输效率和运输速度大大便捷了那个年代的百姓。

第二点则是满足军事需求。隋唐大运河从最开始创建，直到后来的发展日趋完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最优先的军事需求发展。因为整个古代华夏版图之大，就必然决定了华夏地区周边小势力的不断蠢蠢欲动以及边境居民生活的危机性。而从元帝国开始，整个江南沿海便出现了倭寇群居，甚至倭寇直接扰乱帝国的正常统治秩序，以及广东、广西以南的百越地区，都会存在着诸多危机，甚至在朱棣统治阶段，越南出现了国王更迭没有告知明帝国的诸多政治事件。而隋唐大运河的修建和扩充则直接起到了军事震慑作用，对于行军的速度，军队以及军队的补给、来回消耗，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点则是粮食的需求。这一点得益于当时政治背景的无奈，以及整个帝国对于统治阶级之下百姓来回迁徙的控制力度不佳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现状。尽管南方是鱼米之乡，可是定都在北方，一个叫做北平的位置，后来改名为北京，而在这个地方定都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北方地区的百姓都有可能前往北京，整个北京地区的粮食供给出现一个大的负担。

而整个北京城绝大多数地方都已经成为了皇宫御用场所，以及高端消费和生活物质来回兑换的场所，所用于粮食种地等农耕场所的土地少之又少。再加上南、北方之间土地资源的严重失衡，必然导致了北方尤其是首都附近的粮食短缺，而南方的鱼米之乡则可以凭借京杭大运河进行粮食的直接对调。

隋唐大运河背后的政治变化和经济变化

京杭大运河从表面上来看，仅仅是一个里程极长，经过无数代徭役进行扩充的一条大运河，在这条大运河上可以进行粮食的交换，可以进行物资的兑换。可是在诸多平凡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变化和经济变化。

政治变化：隋唐大运河的出现，提高了南方整体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杭州、苏州等繁荣地区的政治地位。苏杭地区从最开始的默默无闻短时间之内便一发不可收拾，在经济、政治地位等诸多方面演变出来了极其可怕的发展规模和发展状态。这一切绝对不是巧合，正是因为京杭大运河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杭州和扬州等地区的人员流动和船只往来，而人员流动和船只往来必然会应运而生大量的消费以及商业化的趋势。

得益于诸多优势，南方地区水涨船高，伴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土地粮食等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整个南方在政治上有了更高的话语权，甚至南京在整个明帝国时期都作为一个陪都的存在，当然南京所谓陪都有它原本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所能参考的价值并不是很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政府执政时期，多次频繁的下江南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能够参考一二，整个南方的政治地位，伴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升出现了一个不可逆的累加效应。

经济效应：上文已经讲到京东大运河的运转，势必会给整个南方带来极其大的经济效益，而这样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整个南方而言，会产生一个良性的促进循环。南北双方之间的平衡再次被改变，整个北方除了政治性第一之外，在经济上甚至会略输于南方。

除了经经济和政治的变动之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整个京杭大运河以及隋唐大运河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帝国，真正意义上有着自己独特文化，并且延承下去的帝国才是一个长治久安，最起码会保持现有大一统面貌的帝国。

从隋朝开始，尽管四方格局不断，尽管国家战略纷繁，可是每一代帝王都有着一个皇帝梦，而这样的皇帝梦则源于南北方之间的认同感。

南北方最开始的人同感必然是从秦始皇年代进行的车同轨、书同文等硬性措施之下所进行的文化认同，可是在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出现之后，整个南北方之间文化交流异常频繁，甚至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趋势和发展变化。有了这样的一个对接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对接出口之后，南北方之间的文化发展更加趋于平和，更加趋于统一。

也正是如因为如此，在此之后的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都没有放弃大一统的帝国梦。回顾历史的所有朝代的发展，以及整个历史的方向变迁时，谁又能够想到一条运河影响了两个朝代的交集，而两条运河直接影响了六个朝代的延续呢。

【参考文献：《水经注·洛水》、《通鉴·隋纪四》、《隋书·炀帝纪》、《汴河怀古二首·其一》、《 汴河直进船》、《论京师储军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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