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经历过的骗局（一场当代生活的大型骗局）

从周一起，我就一直在等。

等什么，等周末。

正如某大实话所言：“晚上不加班，就是小长假。周末能双休，就是黄金周。”拥有一个纯洁无瑕的周末，是当代寒门社畜最幸福的事之一。

然而，一个可能令你吃惊的事实是，这种幸福感，其实才存在了短短二十多年。

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故事得从19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地球那会说起。

在当时，人们每周上6天班、每天16个小时连轴转是常有的事。直到1817年，良心工厂主罗伯特·欧文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

“8小时工作，8小时消遣，8小时睡觉。”

1926年，福特公司又在八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引入了双休，并将工人们的薪资翻了一番。

重赏之下果然出勇夫，福特发现，大家腰不喊酸，腿不喊疼，工作效率也变高了。

福特公司的利润率随之蹭蹭往上走，引来美国及大洋彼岸一众企业踊跃效仿。

工时改革后，打卡机应运而生。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里有这样一幕：1950年代的美国，女主米琪第一天上班，同事交代她“别忘了打卡”。

工时改革的浪潮上山下海，很快也横向传递到遥远的东方，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三八制度”。

1920年，北上广等地的工人走上街头，开始为争取“三八制度”而奔走。

为了给运动造势，上海《劳动周刊》还发表了不少反映劳工痛苦的文章：《我们工人就活该死么》《到哪里诉冤屈呢？》《反正是工人倒霉》。

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三八制度”才算是白纸黑字地被固定下来。

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

每天工作8小时；

每年有22个工作日休假；

明令限制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

然而，执行情况并不理想，特别是在“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

1950年代，江苏某国营缫丝厂为保证超额完成“一五”计划，开展了“社会主义厂际竞赛”。

1957年，刘少奇建议国营单位向私商小贩学习：

“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但绝不是不看情况……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

而在“大跃进”的年代里，这个制度更是被人们扔到了废纸篓里。

在夺高产、放卫星的号召下，“一周一休”被调整为“两周一休”；广大农村地区则压根没有休息日的概念。

搁当年，这可是一项不亚于“每周一篇十万加”的KPI。

1964年1月的某天，摄影师蒙紫进入大庆油田区，立刻被热火朝天的工作氛围所感染。

“大庆人朝气勃勃，忘我劳动的热情，激动着我……一天清晨，我随钻井大队长王进喜同志去看一口打得笔直的油井的固井战斗……工人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紧张忙碌地工作着。”

“大跃进”时期，江苏省邳县红旗公社连夜收麦子。

不止是“从摇篮到坟墓”，就连职工们的休息时间也被共产主义建设承包了下来。

“义务劳动日，哪有什么休闲”。有人戏称，那些整天为工作疲于奔命的人是“无法无天”——既没有《劳动法》保护，也没有星期天。

北京火车站前，周日的“五讲四美”义务劳动。

“一五”计划期间，黑龙江鹤岗煤矿的矿工们下班后进行太阳灯照射。

1994年以前，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活儿都得堆在这天干：换煤气啦，洗衣服啦，逛街买菜看老人啦，人人都忙得跟打仗似的。

“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成为当时一种流行说法。

对外界的好奇与向往，则使得介绍“世界真奇妙”的《正大综艺》成了当年最火爆的节目。

《正大综艺》的slogan：“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995年，幸福来敲门

及至1980年代，单休制度已持续了二十年之久。

彼时，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4个“无年带薪休假制度”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全年的工时量甚至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

据调查，当时我国平均年工时高达2448个小时，但大部分企业的有效工时只有40%~60%。上班时间织毛衣、嗑瓜子、给同事扎小辫儿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改革之风的撩拨下，劳动人民“与国际接轨”的心情日益迫切。1986年5月，有关部门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

在当时一项意向调查中，课题组人员抛出了一个难题：“每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工资、增加一天休息，大家怎么选？”

调查结果让大家十分意外——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竟然有80%以上的人选了后者。

1988年，只有退休的大爷大妈能随时制霸工作日的广场。

只不过，突然就来个双休，幸福是不来得太突然？于是有研究人员主张，先减到每周工作44小时试试看。

这就是后来的“大小礼拜轮休制”——休息两天的那周叫“大礼拜”，只休一天的那周是“小礼拜”。

1994年3月5日，全国人们迎来了第一个“大礼拜”的星期六。第二天，各地媒体的报导内容出奇地一致：

“昨天是第一个双休日，全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了‘今天我休息’，照常一大早赶到单位。”

这种无所适并未持续太久，很快全国各地就掀起了一波购物潮。

据《北京日报》报道：“新工时制实行后，往常下午3、4点才开始上市的西单菜市场，如今上午10点就排起了队。到了晚上7点，许多顾客仍意犹未尽。”

1994年3月7日的《北京日报》报道。

流连在新汇百货化妆柜台的爱妻狂魔刘先生表示，平时妻子星期天光干家务去了，现在能休两天，要陪她逛个够。

国华商场里的陈女士则感慨：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白天上班已经累惨了，休息日又要带小孩。这不，双休日来了，终于能够喘口气儿。

而很多年过半百的人，生平第一次旅游也是趁着“大礼拜”完成的。

喜提双休日，喜迎E时代。

尝到甜头后，神州大地上“再次缩短工时”的呼声越来越高。

1995年5月1日，国务院出台了真正意义上的五天工作制。

消息一公布，就有人感叹道：“每周有两日不用上班、上学，简直比天上掉馅饼还美好。”以至于当年刚实行这个规定时，大家还以为是谣言，打死都不肯相信。

也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这种幸福感，在当年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心情不错》中有所体现：

“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身体不错，工作不错，心情也不错。”

周末，当代生活的骗局

有人算了笔账：二十多年来，双休日让我们多休息了1000天以上。

但很可惜，这样的假日神话，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碾得粉碎。

2018年，人民日报发起的微博调查显示，能彻底双休的人不足11.9%，两天都要加班的占到32.7%。

“返祖现象”的重灾区无疑是互联网行业。

据考，万恶之源996（朝9晚9，一周6天）工作制起源于千禧年前后。彼时，国内一批尚为稚嫩的科技公司正是靠着这剂猛药起了飞。之后，这股邪门歪风一直流传到现在。

“单休，意味着你要么在上班，要么明天要上班。”

人们终于体会到高旗的那句：我对明天的恐惧，来自对今天的厌倦。

更吓人的是，最近“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提出，互联网公司的996已经过去，247（一天24小时，上7天班）才是未来。

凌晨2点，北京西二旗，踏着夜色回家的大学研二实习生。

微信的诞生，也让周末成了一种无比脆弱的状态。任何人只要动动手指头，就能轻易打破它。

“合同5*8，实际7*24，随时on call。”

唯一的贤者时间，是在没有Wifi的航班上。

人人都是时代的依萍

在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和早已落后的收入水平的联合绞杀下，加班费成了当代青年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北京青年为例。2018年冬季，北京地区的平均月薪是10871元。而在招聘网站“前程无忧”上，那些声称“无需加班”的岗位中，有43.3%的月薪都达不到万元。

怎么办？为了生存，你答应了这桩用时间换金钱的皮肉买卖，尽管憋屈得快要原地去世。

连一无所有王健林都要4点起床面对工作。

那这么说来，周末就是幻觉，就是不存在的咯？当然不是。

有这么一小撮人，他们坚定地捍卫双休的纯洁性。他们是职场里的少数派。

周五的下午，他们像守株待兔的农民，被按在工位上不能动弹，又充满希冀。快乐指数会持续上升，并在下班那一刻达到最大值。

论周五的心路历程。

然后前一秒还撒欢的猛虎会迎来一场持续两天的失落：周末逐渐坍缩成补觉、吃外卖、看剧，最后在上班前夜的焦虑中画下句点。

是的，真正的假期只存在于周五下午。而所谓周末，不过是上班前的精神亢奋剂。

在周一等待周末，在周末预备周一。莫比乌斯的圈套中，社畜们就这样，走完了光荣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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