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国家总体安全观青年如何做（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我国存在着各种国家安全问题，而且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面临的安全风险也越大，面临的安全挑战也更加复杂。那么，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更是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而且，党的十九大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创新。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内涵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我们知道，“安全”的内涵复杂，涵盖了从个人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各个主客观维度。那么，什么是个人安全？一般来说，安全是指客观上没有或很少威胁、主观上没有或很少恐惧感。什么是国家安全？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的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给予了明确界定。新的国家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在这一界定中，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免受各种干扰、侵蚀、威胁和颠覆的状态，也就是客观上的、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另一个是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就是主观上的、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总的来说，任何时候，国家安全都是老百姓最“稳”的幸福。

（一）国家安全观的演进

关于国家安全观，从纵向来看，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安全形势与任务，因而就会有不同的安全观。从横向来看，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都会根据本国国情、安全形势与任务而形成具有本国特点的安全观。比如，冷战时期，世界各国更关注传统安全，即军事安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安全；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越来越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即暴力恐怖袭击、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与这种趋向相适应的“大安全观”“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概念应运而生。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安全环境、形势和任务与其他大国相比有着自己的突出特点。再加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古代先贤也一直提醒人们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并主张当政者要有忧患意识。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时期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安全诉求等，在优先重视国家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前提下，形成了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的国家安全观。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把维护国家生存安全作为新中国一切安全活动的根本宗旨，形成了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更要站得稳、站得住。然而，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传统安全的威胁。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重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提出了“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那么，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一方面，运用军事手段来确保国家安全，最典型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同志曾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场战争捍卫了国家安全，使我们拥有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建设比较强大的国防、对外实行有效的外交来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大力发展国防力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形成了以综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各国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一大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并提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自此，中国开始逐步接受并采取综合安全战略思想，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当时的最大安全问题，通过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以发展来促安全。这一时期，军事战略从“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转到建设现代化国防。外交战略上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为什么会提出新安全观？冷战结束后，世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但是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凸显，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在此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倡导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注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织。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各国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国家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多样性进一步增强。据此，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我们主张参与多边安全合作，促进人类共同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以上三个阶段来看，在站起来的历史时期，我国国家安全观以军事安全为主；在富起来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国家安全观以综合安全、平等合作为主。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

这也是我国国家安全观演进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那么，奔向“强起来”的中国该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呢？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了全面阐述，并由此勾画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布局。

为什么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因为当今中国的安全形势与过去相比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由此可见，面对如此“丰富”“宽广”“复杂”的现实，已有的“大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概念难以准确地概括、体现。所以，我们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作者：刘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文稿　《 刘颖：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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