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飞得高就应该把地平线忘掉（邪不压正飞吧顺着你想象的风）

“人见人爱”确实可以当作文艺作品的一种标杆，但不能当作所有文艺作品的标杆，尤其不能当作姜文电影的标杆。

“人见人爱”的作品肯定是诉诸最低公分母的。这样的作品并不多，一旦问世，也总有个把精英站出来挑错，比如《音乐之声》就曾遭受宝琳·凯尔等大牌影评家的狂扁。另一个近期的本土作品也是如此，只不过在社交媒体时代被强大的民众声浪淹没了而已。

姜文新片《邪不压正》引发的反响，无论在精英圈还是草根圈，都极不统一。随便翻看评论，从最高评价到最低打分，连两极都算不上，如某个汇集影评人评分的文章，从8分到2分，几乎平均分布。再仔细看，每人喜欢或不喜欢的原因都各有不同。

但有一种说法比较直白有趣，叫做，“这次姜文不带我们玩儿了”，言下之意是，“那我们也不陪他玩儿了”。

问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让子弹飞》是姜文陪你玩儿吗？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从票房表现来看，似乎是这样。

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里存在着大面积误读。

姜文从来没想带谁玩儿。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解读，从他的各种采访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带上大家玩儿”是一种生动的表述，换个老套的词儿就是“迎合”。姜文的可贵就在于不迎合，在他的概念里，“迎合”反而是看不起观众，是把观众当做低幼人群。他把藏在内心最真切的东西拿出来跟你分享，因为他相信观众值得尊重，值得获取艺术家最本真的心声。

但是，他最真切的东西未必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因此，他的心声未能获得你的回响，那也不足为怪。

姜文一直是飞着的。这是他的艺术秉性，如同有些艺术家根植在大地。每个艺术家有自己的旨趣和理想。怪姜文不着地，就好像批评苹果不是梨子，或者埋怨风筝不是拖车。

普通观众很少人会一直处于飞翔状态，我们有起降有停歇。《阳光灿烂的日子》《让子弹飞》也是飞的，只不过很多观众碰巧在这题材上也插了翅膀，所以就跟上了姜文的节奏。

我完全不认同这两部影片属于现实主义，前者用少年的视角挡住了时代背景的残酷，后者的子弹都能飞飞停停，可见其夸张的程度。诚然，从更宽泛的意义讲，这些都是反映现实的，但绝对不是狭义的写实。

▲《让子弹飞》剧照

姜文作品是透过多重棱镜来反映现实。首先是片中人物对所处时代的过滤。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方的人有成千上万，影片只是选取其中几个而已。有人说《邪不压正》没有反映当年北平的贩夫走卒，因此过于精英。这就好比说，《红楼梦》除了刘姥姥这个角色，没有触碰社会底层，所以不够全面，无法削足适履塞进阶级分析的框子。

文艺作品都是有选择性的，而选择的这些人物是否典型，其实也要看你如何界定“典型”。文艺作品的人物有没有价值，在于他们是不是有鲜明的特色，而非他们能否代表民意——除非你把文艺当做选举民意代表。

第二道棱镜是创作者对于这些人和事的反映。创作者肯定会把自己的情感和理解投射过去，因此，即便有真人真事做底子，呈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客观史料，而是带有创作者印记的版本。姜文电影里的男性角色，多半会带上他的痕迹，尤其是他自己扮演的角色，或者明显的跨年龄替身，如马小军和李天然。片中的女性角色也明显是他的意中人，包括红玫瑰蓝玫瑰、或者维纳斯和伊丽莎白（瓦格纳《唐豪瑟》）的设置。

每个创作者都会使用这些棱镜，姜文用得特别极致。这是作者型电影人的一大特点，就是选材和视角均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因此，姜文电影无法模仿——别人没法模仿他，他也会不屑模仿别人（除了致敬或恶搞，如《一步之遥》中的《教父》段落）。

有人说《让子弹飞》里火车的镜头酷似莱昂内，也有人说《邪不压正》彭于晏的屋顶奔跑让他们想起《卧虎藏龙》，等等。这些是最浅层的表象。火车镜头不是姜文发明的，也不是莱昂内发明的；屋顶戏在中国武侠片中多如牛毛。真正决定个人风格的，应该是调子、节奏和韵味。同样是屋顶奔跑，李安呈现的飘逸和姜文呈现的狂放，完全是两种味道。

姜文的电影绝对不会人见人爱，你喜欢这部不喜欢那部也实属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希望他不要再飞，或者不要用自己的棱镜来观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