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土木工程典型建筑（1903年建筑学泰斗伊东忠太来湖南）

中国的第一部建筑史，作者是日本人伊东忠太。

1903年，建筑学泰斗伊东忠太离开汉口，搭乘“永平号”小汽船溯江而上，向湖南进发。他的目的地是遥远的东南亚国家缅甸。在此之前，他已经游历了北京、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和湖北，一路之上，他考察了地理、动植物以及气候等诸多问题，当然，最主要的依然是古建筑，他要为中国的建筑记录历史，湖南有幸成为他此次考察的路经之地，因此得以被收录在那部著名的《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之中。

△伊东忠太博士在中国考察旅行途中。

[岳阳]

洞庭湖正值枯水期，岳阳楼也没去看

1903年的中国，时局混乱，清廷在进行着最后的挣扎，新旧势力冲突不断。伊东忠太带着一种“生死有命”的达观心态来到了湖南，对于做学问的人而言，除了学问，其他都是小事。

伊东忠太从汉口坐船来到岳阳时，经过了岳阳楼，他形容为“如画一般”。作为精通汉文化的日本学者，他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非常想去看一下岳阳楼独特的建筑格局（盔顶），然而时间并不允许他这么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第二个遗憾来自洞庭湖。

离开岳阳楼后，他计划从水路走湘阴去长沙。在他心中，这个中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的洞庭湖，应该是水天茫茫，像大海一样辽阔无垠。然而天明他醒来时，眼前所见却是“杂草丛生，荒芜一片”的洞庭。留给船行的湖道，只有不到一里宽的水面，这种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

按照伊东忠太的描述，我们推算他走的应该是从东洞庭湖的岳阳市区附近穿越横岭湖，然后再走湘阴湘江入湖口，上溯湘江去长沙。他忠实记录了1903年的洞庭湖枯水的景象，如今这片湖区水势比那时状况要好得多，至少不至于是只有“半里到一里宽”的情况了。

[长沙]

对曾文正公祠印象很深，又嫌假山太过俗气

伊东忠太对长沙的期待值很高，一来就要去找“定王陵墓”。

因为他听说那是长沙“最值得观瞻”的古迹。这不禁让我们感到迷惑，长沙历史上何曾有过定王陵的考古发掘，如何又成了长沙最值得一看的古迹？他所说的也许是定王台，作为长沙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人传颂的佳话，定王台的文化影响极大，以至于有人把长沙称作“定王城”。

伊东忠太来到长沙时，定王台早已没了踪影，但他在这里发现了七块汉碑集于一石摺，据说出土于四川某地，其中居然还有著名的《白石神君碑》，一块在中国书法史上名气与争议都很大的碑刻。据伊东忠太自己所言，当时他一再恳求当地知府将此石摺割爱相让，却未能如愿。

“定王陵”没有找到，他便继续去寻找长沙城市的其他古迹。那是1903年的长沙，古朴且安静，那是还没有被文夕大火毁灭的长沙，很多古建依然保存完好，伊东忠太是幸运的，35年后，人们再也触摸不到这座城市过去的模样了。

伊东忠太在长沙印象中更深的是曾文正公祠，他觉得这座祠堂的庭院很好，“有池塘，有回廊，有楼宇，有亭榭，有台阁”，然而话锋一转，他就开始批判院子里的假山，说它是用水泥造的，太过俗气，实在是“大煞风景”。

曾文正公祠从同治十三年开始批复建设，到光绪元年落成，耗费数千两白银，规模壮丽，面积“广袤十数亩”，在当时的长沙城内，属于非常显赫的建筑物。伊东忠太看到曾国藩祠时，已经是二十世纪初的1903年，正是新学开始兴盛的时期，曾祠西边，郭嵩焘讲学的思贤讲舍也开始走向了没落。三年后，日本汉学家宇野哲人也来到了这里，拜谒了曾氏宗祠，并在文中对曾国藩本人及曾祠大加赞美。可惜这样一座有着地标性意义的文化建筑，最终毁于文夕大火，仅剩学社一片断壁残垣。

离开曾祠，伊东忠太随即去了旁边的天心阁，这里的建筑让他感到“奇巧鲜见”、“气韵轩昂”。“两侧阁墙，廓成冠状”，其实说的应该就是天心阁封火墙的“猫弓背”造型，这是湖南建筑独有的封火墙式样，也是楚文化的浪漫气息在建筑上的映照。

△清末长沙城墙东南角上的天心阁。

河西也是伊东忠太必然要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岳麓山和岳麓书院。湖湘文化及其中所蕴含的美学对日本影响很深，作为意象的潇湘八景在日本备受推崇，而岳麓书院则成为很多日本人心中湖南文化的象征性建筑。

他在岳麓书院详细考察了这片古建筑群，认为书院屋顶中檐的檐饰非常有创意，并在纸上画下了书院中檐的吻兽（鸱吻）。根据伊东忠太所绘，这对鸱吻应该是在今天岳麓书院御书楼的主脊两侧，这也是一座中式古建最为显赫的地方。

△长沙岳麓书院吻兽。

伊东忠太所见的岳麓山，与今天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他从书院一路上山，在路边遇到了一座很大的寺院，叫“万寿寺”。这难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今天岳麓山景区已经看不到这个名字的寺院了，其实这就是山间的麓山寺。麓山寺初名慧光明寺，唐初改名为麓山寺，明神宗时更名为万寿寺，民国初年复名，所以，伊东忠太到麓山寺时，这里还是叫“万寿寺”。

登上山顶之后，他俯瞰长沙，觉得这是一座美得让人陶醉的城市。因为之前在两湖区域，他见到的江边城市，多是广阔平原，景色单调，很少有这种“山水洲城”融和一体的格局，对长沙的地理环境他深为赞叹。

伊东忠太的这次长沙之旅，也考察了当地的民居，那是文夕大火前古风犹存的长沙民居风貌，湖南民居屋角夸张的飞檐造型和冠状山墙让他十分喜欢，甚至连旅店门口雕刻精美纹饰的拴马柱也被详细记录了下来。

[沅水]

在湖上碰到了即将上任的两江总督

离开长沙后，伊东忠太继续坐船往常德去。

这段水路据说有510里，如果顺风的话，大概五天可以到，但若是碰上逆风，则完全无法估计所需的时间，所以他在船上足足准备了一星期所用的食物，包括鸡鸭鱼肉，各种蔬菜，甚至还有茶叶、烟草、酒，足见他的准备工作有多么细致。

船到梅口时，他决定上岸走走，结果便是被“群众围观”，他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这看上去跟中国人差不多？”

伊东忠太的预测大体没错，从长沙出发第五天，行程还未过半。他在沅江再次上岸进行了补给，之后，他们要穿过浩瀚的西洞庭湖，前往常德。这一段的水域不再是一片荒草的干涸湖区，苍茫的大湖让他感到神清气爽。

大概在行进了60里之后，他到达了龙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常德汉寿。这里的繁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本想上岸看看，却偏偏天色乌黑，暴雨将至，于是他只能站在船上观看风景，水天茫茫中，他感叹湘江和沅江不愧为湖南的母亲河，养育了一方人民。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幕奇景。一艘灯火通明、红旗招展的大船正在靠岸，喇叭、火铳齐声作响，声势浩大。出于好奇，他打听了一下，说一位姓魏的云贵制台，即将赴任两江总督，接任刘坤一的职务。刘坤一的名气伊东忠太早有耳闻，但这位魏姓总督他似乎就有些陌生。

其实这位新上任的两江总督，名叫魏光焘，邵阳隆回人，但绝非是普通官吏，他是地理学家魏源的侄孙，晚清重臣，后官至南洋大臣。魏光焘继承了魏源的志向，他曾出资刊印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他多种著作。他本人亦有《勘定新疆记》、《湖山老人自述》（家刻本）等著作传世。

但伊东忠太并不太知道这些，如果两人有幸相逢，也许会有一次历史性的交流，可惜历史并没有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伊东忠太感叹了一下中国交通不便带来的公务滞慢，便继续溯江而上，到常德时，已是日暮时分，夜晚满天繁星，身处异地，让他有些茫然。

[常德]

考察古风悠然的关帝庙、城隍庙、雷祖殿

伊东忠太沿沅江水路进入常德，那一天的景色如梦如幻。

大雾耽误了他的行程，却又让他感受到沅江之美。他第一眼看到的建筑物，是常德的风水塔。

在常德城外，伊东忠太再次感叹沅江对湖南的巨大影响，在依赖于水运的时代，从贵州的镇远到常德，湘西北、湘西、湘西南的大片区域都依赖于沅江水运，常德的繁华也得益于此。

进城后，伊东忠太考察了城内的关帝庙、城隍庙、雷祖殿。以他来看，关帝庙的规模首推第一，而城隍庙的象鼻虹梁让他觉得非常奇妙。雷祖殿的中央供奉雷祖神像，前面分别是风伯、电母、雷公，两侧是雨师，这是完成一次降水的所有因素组合，自然崇拜，一直是古代民间信仰的一大主题。

雷祖神像后面供奉了释迦牟尼和观世音，这让他感到惊奇。其实这是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普遍存在的“泛神现象”。

今日常德依然是一座极具美感的城市，但当年老城的遗迹，却多因为战火早已散失在历史中。

据当年史料记载，东湖西岸通乔家巷，由乔家巷西行百步便可直趋矗立在城墙边上的著名古迹水星楼。“水星楼：府城内，东湖旁，为镇火灾建。今移神鼎门东城上，前俯江流”，《嘉庆常德府志》对此有记载。清康熙时，常德知府胡向华倡建水星楼，初在城内东湖旁（今常德市政务中心处），名水星楼，取以水克火之意。嘉庆十六年(1811)，栋宇将倾，知府应先烈筹款移建于东南城上，依然前俯江流，且比旧制更为壮阔，为五梃三层，顶层上悬大钟。今天的水星楼为重建，如今我们只能依靠伊东忠太的描述，来回想一下那个曾经古风悠然的常德了。

在常德的两天时间，当地知县热情招待了伊东忠太，但他并没有时间为知县作画，对此他颇感愧疚。

离开常德城，伊东忠太改走陆路前往桃源县。

这一行人，规模庞大，仅随行兵丁就有11人，再加上官吏、挑夫、轿夫，足足有25人，伊东忠太自称是“浩浩荡荡”向桃源进发。

当时的桃源是个小县城，并无太多可看之处，他提到了两座有特色的建筑，一是城外八角九层的文星塔，说它造型形似西方古典风格，又如哥特式，还带点古印度建筑韵味。其实塔就是自古印度的佛教建筑窣堵坡传入中国而产生各种变化的，早期的佛塔普遍带有浓厚的印度风格。另一个引起他关注的建筑是城北的漳江阁，据他所言，是八角三层建筑，第三层檐特别大，堪称一奇。漳江阁在县城东街沅水旁，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自“雍正二年（1724）起复建”五次，同治五年（1866）仿岳阳楼建筑格局重修。如今漳江阁尚在，文星塔在经历毁坏后又重修，相比于常德和长沙城区的古建，它们还算是幸运的。

[湘西]

住在杂草丛生的新晃县衙

伊东忠太的湖南考察路线，自常德开始，就一直是沿着沅水在行进。

离开桃源后，他就要进入大湘西地区了，这片奇美的秘境，让他分外兴奋，他在这里所做的记录，甚至比长沙都多了许多。

在辰州，也就是现在的沅陵，他为文庙和龙兴讲寺所震撼。但我们实在是难以找到他所说的这座“在湖南省内可谓首屈一指”的大庙，仅在清乾隆《辰州府志》中看到一幅关于学宫的绘图，应该就是当年文庙的景象。

△辰州文庙大成殿。

龙兴讲寺今日尚在，对于龙兴讲寺的规模，他表达了惊讶之情，称其为“规模之大，世所少见”。他详细勘察了龙兴讲寺的建筑格局，称赞大雄宝殿的殿内与殿外连接，主要是通过跨梁的作用来完成，手法极为奇妙。他因此联想到日本镰仓时代与室町时代也有同样结构的建筑，而斗拱，则既有纯粹中式风格，又有与日本建筑相似的地方，整体上极为复杂和奇巧。

同时，他还对龙兴讲寺里的佛像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考据，从释迦牟尼到药师佛、弥勒佛、八臂观音、迦叶、阿难、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韦陀菩萨、十八罗汉，一一作了记录，由此可见龙兴讲寺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离开辰州后，下一站是辰溪。他在江面上看到有趣的一幕：有人用木材扎成木排，在上面搭建小屋，居住在江中，随波逐流。

从辰州到辰溪这段路，他足足用了两天时间。辰溪没有让他感到惊喜的地方，甚至也找不到什么可观瞻的建筑。只是在第二天他停泊怀化驿的时候，对“怀化”这个名字起了兴趣。他认为这些带“怀”的字，基本上都有蛮汉冲突的背景，如怀来、怀安、怀仁……

沅江的这一段，依然是舟筏如织，两岸看起来也是物阜民丰，一派繁荣景象，那是水运的黄金时代。伊东忠太要去的沅州府，如今已是芷江。虽然沅州府的招待丰盛而热烈，但他还是觉得沅州城内没有太多可看之处，就没有多做停留。第二天出发时，他路过了沅江上的龙津桥。这是一座典型的风雨桥，桥上有房屋，两侧开有杂货店，这是让他感到新奇的地方。龙津风雨桥自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名僧宽云带头捐建建成起，几经圮毁，多次修复，一直是湘黔公路交通要塞，也是商贾游客往来云集最繁华的地方，有“三楚西南第一桥”的美誉。

伊东忠太在湖南的最后一程是晃州厅，位置在如今的新晃县东南的老晃城。

这里大概是他此次行旅中印象最糟糕的地方。当时人口不足千，实在是一个“僻地”，衙门也过得凄惨，当地衙门给他腾出一间小房子来住，已经算是礼遇有加了。在他的描绘中，这座衙门实在是寒酸，地板腐蛀，杂草丛生，梁柱倾倒，就连窗户也是破烂的，狐狸和獾在草丛中出没，住在这里，大概和住在野外的感觉没什么差别。就在他倍感失落的时候，当地官员穿着华丽的官服前来拜访，这种华丽与衙门的破败形成强烈反差，让他倍感诧异。夜晚，睡在破败的衙门里，他甚至想起了野史小说里那些关于美人出没荒草间的美妙故事，然而这也只是凭空乱想的美好，第二天，他不但没有遭遇美人，还被一个恶汉给打了。

那是在一个叫“大鱼塘”的地方，当地人听说有洋人经过，全村出动，奔走相告围观，但并非仅仅是出于新奇，更多的是骂声不断的怨恨，其中有一个恶汉趁着轿夫吃饭的空隙，忽然对他进行偷袭，猛地揪了一把他的头发，然后逃之夭夭。气得他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只能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经历此事，他写了一段对湖南人的评价：湘人好斗，且性情刚烈，自古惟楚多才，英雄辈出，但也为祸不少，乃至今日，对洋人依旧是敌意不减。

也许是他并不太了解湖南人，其实湖南人的开放和守旧，都极为执着，所以他才遭遇到了这种冰与火般差异的不同待遇。离开这个让他闹心的村子，便进入了贵州境，由此结束了他在湖南的行旅。这次由湘东北到湘西南的路程，为湖南记录下了很多曾经消失的建筑和城乡风貌，这正是一位建筑学家田野考察的真正意义所在。

潇湘晨报记者常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