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天环游地球故事书（八十本书环游地球）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二周第三天

巴黎 玛格丽特·杜拉斯 《情人》

巴黎是玛格丽特·杜拉斯重新发现自我的地方。杜拉斯本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Marguerite Donnadieu），她于1914年出生在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在殖民地底层一个贫困家庭长大。她守寡的妈妈费力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一次失败的稻谷种植园投资更使得他们的状况雪上加霜。1931年，玛格丽特逃到巴黎上大学，从此踏上持续一生的重新发现自己的旅程。她把专业从数学转为政治科学，之后又转为法律，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已故父亲所住村庄的名字。1930年代，她开始投身写作；很快战争爆发了。战争期间，她在巴黎为维希政府工作，但与丈夫罗伯特·安特米（Robert Antelme）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支持抵抗运动。安特米于1944年被捕，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达豪 （Dachau）集中营受尽折磨，险些丧命。这段婚姻未能幸存。

战争岁月中，杜拉斯开始回忆她成长过程中饱受虐待的家庭环境。她的妈妈和哥哥经常在家里恶意打骂她，靠着一段与一个东方男人的情事，杜拉斯才感受到一点生命的微光。在她1996年去世以后，人们在她的手稿中找到一个笔记本，上面大约有七十页关于她少女和青年时代的记载。这个日记显然与普鲁斯特《驳圣伯夫》中所记泡在椴花茶里的小玛德琳娜蛋糕一样都是实录，使得我们能够追溯引向她最著名的作品、荣获1984年龚古尔奖的《情人》（L’Amant）中间的转变过程。这本书具有强烈的自传性，从此书封面上不断使用的一张她早期的照片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张照片后来也成为了1992年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拍摄的同名电影版本中无名女主人公的形象模版：

这并非杜拉斯第一次把早年经历写成小说。1950年的时候她就已经出版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其中讲述她十五岁时一场离经叛道的情爱经历，以及她妈妈如何努力保守稻田不被海水淹没毁坏。这本书也不是这段经历的最后版本。成为知名的电影编剧和导演之后，杜拉斯曾为电影《情人》撰写剧本，但因为与阿诺意见不和，她最后退出了电影计划。不满于浪漫化的电影版本，她随后将其重写为《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

因此，《情人》是持续了几十年的重写过程的一个部分，从中我们可以追寻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一个书写战时日记三十岁女人，一个中年以及老年的小说家的人生命运。

战时回忆录的重点主要是杜拉斯的妈妈，她患有抑郁症，并且会定期发作癫痫。她每天晚上与已故的丈夫进行交流，丈夫告诉她如何建造无望的堤坝。杜拉斯在描述妈妈的暴力行为时毫不留情：“由于我是她最小的孩子，也是最容易控制的那个，就成为了被妈妈打得次数最多的人。她常用棍子揍我，轻易就把我揍得转圈。”接下来是她的哥哥：“通过一些奇怪的竞争，他也养成了揍我的习惯。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谁会先开始揍我。”即便如此，杜拉斯对妈妈还是怀有美好的记忆，甚至是敬佩：“她揍得很重，折磨得很厉害，她非常善良，她是为狂暴的命运而生的，要在情感世界中探索自己的道路......我的妈妈善于梦想，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像她那样有梦想。”

至于那个东方情人莱奥（Léo），他是一位越南富裕地主的儿子，他在她还只有十四岁时开始接近她。她的妈妈对这种关系表示欢迎，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但她有个条件，玛格丽特不能跟他睡觉。杜拉斯对莱奥的形容是他很善良，但又丑又不聪明。 “莱奥非常可笑，这让我深受痛苦。”她还顺便提到：“我只和他睡了一次，在他求了我两年之后。”

这个故事的梗概保留在《堤坝》中，但现在莱奥已经变成了“乔先生” （Monsieur Jo），一位富有的白人种植园主的儿子。故事在《情人》中进一步变化：这个情人现在没有了名字，是个中国人，她将他的社会地位放在比历史上真实的情人李云泰更高的位置。两人陷入热烈的情爱关系，每天都在她的情人工作用的一处僻静工作室缠绵做爱。现在，恋母嫉妒的哥哥，而不是妈妈，成了虐待的主体。

杜拉斯在好几个地方明确地纠正了她在《堤坝》中的描写：“你看，我遇到坐在黑色小汽车里的那个有钱的男人，不是像我过去写的那样在云壤的餐厅里，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地之后，在两或三年之后，我是说在那一天，是在轮渡上，是在烟雾蒙蒙、炎热无比的光线下。”（王道乾译《情人》，下同）不过，这两处都是虚构的描写。随着年迈的作者把这个印度支那的故事与战争时代及战后的巴黎混在一起，这段叙述才公然变成对历史的重写：

战争我亲眼看见过，那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我把战时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

令人惊讶的是，她现在发现，她年轻时代的创伤与战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她描述了自己和丈夫如何与替维希政府工作的朋友交往，与他们一起讨论巴尔扎克。1984年，她写到自己那时加入共产党，等同于她的朋友们充当法西斯的同路人：“这种对应关系是绝对的，确定不移的。一样的怜悯，同样的声援救助，同样是判断上的软弱无力，同样的执执著，不妨说，执著于相信个人问题可以从政治得到解决。”这份令人惊讶的声明将《情人》定位于1980年代中期，那时人们对通过意识形态重建世界的希望已经幻灭。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杜拉斯的叙述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但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故事永远不会停止存在，它总是以新的形式复活。比朱娜·巴恩斯的《暗夜伍德》更为碎片化，更为含混，杜拉斯的抒情再写与其说是对逝去时光的重新发现，不如说是一种重新书写。当杜拉斯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巴黎重新发现自己作为女儿、情人和作家的身份，她将政治和离经叛道的情事交织在这部梦幻一般的小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