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细节（建国大业的细节）

怎样把人群整合为一个国家，这可能是人类最复杂、最重要的知识。在这方面，我们很有理由自豪骄傲一些。

2019年，我们庆祝了建国70周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建国”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新中国建立。70周年就是纪念这个的。但说到中国这个国家的建立，那可要久远得多了，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

因为时间太久远，所以，从无到有地建立国家需要做哪些事，我们反而习焉不察、忽略不知了。生活在有各项成熟制度的国家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世界上确实有那种刚刚建立不久的新国家。尼日利亚有个大作家阿契贝，他曾经感慨地说：他们那一代人，是个人年龄比国家年龄还大的人。他出生时，根本没有尼日利亚这个国家，连地理名词也没有。他们出生在英国的一个非洲殖民地里，一直以为自己是英国人。后来，几个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独立了，组成一个新国家，名叫尼日利亚。阿契贝他们在三十多岁时忽然成了尼日利亚人。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的年龄，比尼日利亚这个国家的年龄大三十多岁。

看起来，建立一个新国家，只要没有外部敌人阻挠破坏，也没什么难的。那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应该就是这么想的。国家嘛，无非总统部长公务员、军队警察加监狱。把这些都弄起来，建国就成功了。

可是，大部分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并不成功。国家方方面面几十年都没上正轨，乱七八糟打个不停。看起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建国远未完成，很多该做必做的事情，还没做。

比如上面说到的尼日利亚，是几个不同的民族地区组合而成。把这几个不同的民族及其地区捏合成一个国家，只在表面上完成了，但实际上时时都有分裂的危险。一旦分裂，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就消失了。建国大业，中道崩殂。

在历史悠久，已经稳固成型的国家，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已经很难。从无到有地建立一个全新国家，更是难上百倍千倍。

这其中的难点在于：建立一个新国家，除了总统部长公务员、军队警察加监狱这些人人皆知的政治环节以外，还有大量细节性的、事务性的工作要做。这些工作由于很琐碎、不起眼，往往被人忽略。但是，如果这些细节性工作没做或者没做好，人群就还只是人群，而不是被整合成一个国家。

所以，回顾中国的早期历史，看看古人在建立国家时，都做过什么，会大大增进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对那些新建立的国家，也很有启发意义。他们可以知道自己还有哪些重要的事情还没做。

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例，除了大兵四处作战、扫平六国、建郡县、封三公、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些“大动作”以外，还有几项同样重要的事务性“动作”，或者说建国大业的细节，同样重要。

国家的文件系统，是指政府事务要用文字写成文件。皇帝和官员之间，官员之间，用文件沟通。

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了一批秦简，内容是秦朝的法律，其中有一条的内容是：

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

（有什么事，必须写个文件来看，不要口头说说，也不要托熟人走后门）

现在有个词“文牍主义”，形容没完没了地发文件，弄得大家很疲惫，效率很低。对“文牍主义”应该要警惕，但要求用文件沟通政事，却是建立国家的重要环节。坚持这样做，不仅可以让政事处理正规化，而且可以适应新国家各地不同的口音，也可以减少熟人社会的舞弊现象。

即使对个人来说，都是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想要有效管理一个国家，没有书面文件，只靠口头交流，肯定是不行的。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小的游牧政权，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就没有自己的文件系统，政事也因此不上正规，停留在少数首领面对面的交流中。这些小政权也就因此旋生旋灭，没能建立起稳固的国家。

因为用书面文件管理政事，就要求官吏能识字写字。秦以前，会写字基本上是贵族的特权，到了秦，因为需要大小官吏处理文件，国家就必须培养大量识字写字的人。这样一来，就同时给国家培养出了一支贵族以外的干部队伍。这是中央集权国家能够稳固运行的重要条件。

国家建立起来，有了官员，官员势必要到各地办理公务，也就是出公差。如果国家很繁荣发达，这当然很容易，但新国家往往都是各方面初创的状态。这时，就需要一套驿站系统确保官员在国内各地顺利出行。

驿站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到了秦汉时期，就很稳固了。驿站由官方设置，路过的官员可以免费吃饭、住宿、使用交通工具等等。要想驿站正常运转，需要用专门的文书管理官员——不能随便什么人到驿站都可以免费吃住。这样一来，又成为管理官员及其出行的有效制度。

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驿站对于国家运转，至关重要。但驿站一旦建立起来，又不免成为各方占国家便宜的漏洞。规定是必须要有正式文件才能免费入住驿站，但可想而知，时间一长，管理势必松弛。方方面面的人都会想方设法来揩国家的油，甚至最终造成驿站系统的废弛。

可见，国家是否能保证驿站的正常运转，不仅要求国家具备相应的财政能力，也要求国家具备足够的管理能力。可以说，驿站既是治理国家必备的工具，也是国家政治是否良好的晴雨表。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邮政和国内物流系统，是和驿站类似的角色。所以有个说法，邮政延伸之处，就是国家边界所到之处。在很多偏僻边远的地区，都能看到国家邮政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此。邮政，一方面确保国内的信息沟通，同时，也宣示着主权的范围。

这实际上是在说，真正建立一个国家，要必须建立起国内的信息、物资、人员流动通路。没有这个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国家就没真正建立起来。

国家建立以后，要想稳固并发展，中央必须掌握地方上的种种数据和情况，包括人口、田地、财政收支、官吏数量、司法案件等等。这些重要信息向中央汇集，要有完善的、系统性的制度，这就是官员的请示汇报制度。

现在出土有秦汉时期的统计报表。在那时，从乡里开始，到郡县，都要向中央朝廷每年汇报种种数据。同时，还要有详细的档案整理和保存制度。秦朝灭亡时，刘邦带兵率先冲进咸阳。别人都去抢财宝，只有张良忙着去接收档案。张良有大智慧，他深知，掌握了档案，就掌握了帝国各地方方面面的数据和信息。有了这些，汉朝才能顺利治理国家。

一方面是地方向中央上报，另一方面则是中央对地方的下察。秦代有监御史，汉朝有刺史，任务就是到各地去访查各种情况，看看地方对中央是否有隐瞒和欺骗。

除了这些专职人员以外，皇帝、丞相、三公九卿都会临时派出自己的使者到地方上去明察暗访。汉简中就有“丞相使者”的字样。

在请示汇报这个大范围内，有常规性的上传下达，也有因事而起的操作程序，这就是所谓“请”和“议”。“请”是下对上提出建议和请求。“议”则是皇帝大臣为了商量某事召集下级部属一起开个会。这些都是国家制度中，上下级之间互动的制度性安排。没有这些制度，或者制度规定得很粗糙，国家治理就难上正轨。

史书中，关于东汉的“大司农”有这样一条，说大司农的职责是“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东汉的大司农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在各地上报各种数据的基础上，大司农要统一筹划，根据各地的情况安排物资转运和人力调配。丰产丰收的，拿出来一些，补给歉收遭灾的。这就是持续到今天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中央保持这个职能，不但可以保持国内各地的经济平衡，也可以增强中央的权威，增加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新国家建立以后必须做的重要事情。如果国家在这方面懒政怠政，或者行事不公有偏有向，国家的基础就会被动摇，长此以往，就会趋于分裂和解体。

以上所列四项，当然不是建国大业细节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细节”，都不是杀伐决断、内外征讨的大事，而是看起来平淡无奇的事务性工作。但历史表明，正是这些事务性的细节工作，在基本政治制度的“骨架”上，补足了建立国家所需的“血肉”，让国家真正活起来，并且，活在人们的心中，从而，把人群真正整合为一个国家。

我们中国的幸运和优势在于，这些“建国细节”，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做了，做得很深入很全面，历经岁月，已经成了历任政府的“下意识”。或许国力有强弱，但每一个王朝的政府，都无师自通地理解这些“建国细节”的重要性，只要有条件，就会尽力去做。

那些新国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们需要从头开始摸索这些“建国细节”，而一旦有所疏漏，国家可能就会因此出现大麻烦甚至大危机。怎样把人群整合为一个国家，这可能是人类最复杂、最重要的知识。在这方面，我们很有理由自豪骄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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