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古人的足迹（西出玉门有汉简）

综合报道丨吴鑫

随着西北汉简整理出版工作的迅速推进，新近由张德芳教授主持，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合作整理的最新成果《玉门关汉简》由中西书局出版发行。

《玉门关汉简》收录历年来在敦煌地区各烽燧遗址出土并且收藏在敦煌市博物馆的全部汉晋简牍729枚（有晋简2枚）。其中包括1998年在玉门关遗址发掘出土的381枚、1987年至1990年在悬泉置遗址采集的悬泉汉简57枚、1990年以来在其他各烽燧遗址采集的零星汉简79枚，均属首次公布。另外212枚虽在此前已有发表，但此次重新整理，有清晰的图版和更加准确的释文，都将以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玉门关汉简》是整个西北汉简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内容可以和已经出版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以及正在陆续出版的《悬泉汉简》互为表里、互为补充，都是两汉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即时记录。但由于两汉时期的敦煌郡和阳关、玉门关地处西部边关的地理特点，记录上述内容的《玉门关汉简》自然具有自身的特色，对研究敦煌郡、玉门关在丝绸之路上的功能和作用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它的整理出版，将为两汉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新的第一手资料，为“一带一路”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玉门关汉简》收有上述各批简牍资料的原大彩色图版和红外线图版，图版旁附释文，方便参阅比照。书后另附“相关简号对照表及尺寸规格”及“1998年玉门关遗址发掘简报”，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了解相关背景资料。以下是《玉门关汉简》的前言部分，为我们介绍了这篇对外公布的简牍内容及其特色等，由中西书局授权刊发。

《玉门关汉简》，张德芳、石明秀主编，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编，中西书局2019年11月版

本书（《玉门关汉简》）所指的“玉门关”，亦称“小方盘城”。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将此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一名已约定俗成。

需要说明的是：一、历史上的玉门关曾有过多次迁移，即使汉代的玉门关址，学术界亦有不少争论；二、取名《玉门关汉简》只是表明书中所收汉简的主体部分为一九九八年在玉门关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简，而不是书中所有汉简都出自玉门关。书中还有其他三部分，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零星出土的。实际上《玉门关汉简》收录了截至目前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全部汉晋简牍（其中包括两枚晋简）。

壹

一九九八年十月，为配合敦煌小方盘城的加固维修，敦煌市博物馆对小方盘城周围进行了小范围发掘，紧靠西、南两面城墙开5×5米探方七个，城南二十多米处开探方十一个。出土汉简三百余枚，据本书所附发掘简报称，其中有字简三百四十二枚，但一些所谓无字简只是当时无法看清楚，后来用红外线扫描，发现尚存字迹。这批汉简的内容十分重要，或许对玉门关址的探索以及对两汉玉门关功能性质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从一九九八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一直致力于这批汉简的整理，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工作。其间敦煌市博物馆的傅立诚、赵志英、石明秀等历任馆长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和配合。早在二〇〇三年全国文物信息化之后，傅立诚馆长就把他所拍摄的汉简照片发给我们，经过初步整理，释文已交中西书局排出大样，但总觉得资料不够齐全，照片效果不尽理想，因而一直在谋划进一步完善。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张德芳和杨眉同志带了照相设备和红外扫描仪专程前往敦煌，在敦煌市博物馆同志的配合下，重新对相关简牍进行了拍照和扫描。此次整理，根据最新的彩色照片和红外线图版，对所有释文进行了反复校改，同时对杨俊同志的《一九九八年玉门关遗址发掘简报》加以必要的技术处理，附于书末。

玉门关汉简原编三百四十二个简号，但其中98DYC∶26与98DYC∶46合缀、Ⅱ98DYT1∶3与Ⅱ98DYT5∶75合缀，另有Ⅱ98DYT1∶43、Ⅱ98DYT4∶66两简因未找到对应的原简且仅有一两个字的释文，故而不录，实际有简号三百三十八个。另外还有四十多枚残简，过去凭目力而无法释读者未加编号，此次经红外线扫描发现，大部分都有笔画和信息，有些还有重要的文字，总共四十三枚，编为98DYC∶51—93 。其中仅有笔画而暂时难以释读的，仅出图片，不出释文。如此，本书所收玉门关汉简总计三百八十一枚。

玉门关汉简

贰

敦煌市博物馆收藏了一百余枚悬泉汉简，分别采集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敦煌汉简》（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和《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收录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在悬泉遗址采集的六十四枚简（1290—1353）。何双全《敦煌新出简牍辑录》（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将1353号简列入后坑墩，另收录七条悬泉采集简的释文，标为89DXC∶63—69。吴礽骧主编的《中国简牍集成》（敦煌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三、四册所收悬泉采集简中亦照录了上述内容。此次整理，对1353号简照录原书原号，同其他已在一九九一年《敦煌汉简》中收录的零散简一起，归入第四部分。何、吴后来附加的七枚简，收入本书第二部分。

一九九〇年在悬泉置遗址采集并入藏敦煌市博物馆的五十枚散简，收入本书第二部分。是年十月，悬泉置的发掘已经开始。正式发掘过程中亦采集到部分散简，一共八十九枚，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为了悬泉汉简整理编号的统一和衔接，本书将收录的敦煌市博物馆所藏五十枚采集简接续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八十九枚之后，统一编为90DXC∶90—139。这批简牍同上述第一部分一样，是本书首次公布的新材料。

叁

长久以来，敦煌地区一些烽燧遗址陆续发现和出土零散汉简。一部分已收录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敦煌汉简》中，但还有一部分或者当时未能收录，或者为之后发现，总共有十多个批次。一九九〇年采集的五十枚悬泉简上已述及，但还有其他地点出土的一些零散简，一共七十九枚，作为本书第三部分。编号照录敦煌市博物馆馆藏号，冠以“DB”表示敦煌市博物馆。没有馆藏号者，依出土的时间地点变通处理，另行编号。其中包括：

一、条湖坡四枚（DB∶139—142），一九八八年出土。地点在玉门关以东十六公里的波罗湖边上，西距朱爵燧一•二公里，地理坐标北纬40°25′16.60″，东经94°1′31.70″。

二、人头疙瘩十枚（DB∶145—154），一九八八年出土。大致位置在条湖坡以西二公里处。

三、玉门关一枚（DB∶157），一九九〇年采集。当时一共采集三枚简，其中两简收入《敦煌汉简》，编号为1239、1240。但不知何故，尚有一简未收录，这次补入。

四、东碱墩两枚（DB∶165、DB∶294），分别采于一九八七年和二〇〇〇年。出土地点东碱墩在敦煌市区东北三十八公里、悬泉置遗址西北三十九公里处，坐标北纬40°25′35.60″，东经94°55′9.30″。

五、高望燧一枚（DB∶237），一九九一年采集。地点在河仓城以东三十三公里处，北纬40°25′45.00″，东经94°21′22.20″。

六、酥油土封检一枚（DB∶244），一九九二年采集。其地在河仓城以东十三•五公里处，北纬40°26′22.30″，东经94°7′24.10″。

七、盐池墩一枚（DB∶296），二〇〇〇年采集。出土地点盐池墩在玉门关西北三公里处，北纬40°22′44.30″，东经93°50′48.00″。

八、贼庄子六枚（DB∶676—681），二〇〇九年采集。

九、湾窑南墩二枚，出土地点当为斯坦因所标T6d，即最西面的广昌燧。因没有馆藏号，故本书收录时编为DG∶1—2。“DG”表示敦煌广昌燧。

十、一九九〇年，在敦煌西北一百一十多公里、玉门关正西四十三公里（均为直线距离）的清水沟烽燧出土“地节元年历谱”一册，二十七枚，还有其他零散汉简十四枚。最早于《简帛研究》第二辑（李学勤主编，法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上发表的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调查及汉简考释》和殷光明《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历谱〉述考》二文，其编号除《历谱》单独发表外，其余十四简都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出，只有释文而未见照片，而且说明出土地点是在D9即T1（前者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编敦煌地区烽燧序号，后者是斯坦因的编号）。二〇〇一年吴礽骧编著《中国简牍集成》第三册《敦煌汉简》时，收录了上述疏勒河北三墩《历谱》和十四枚汉简，但其编号冠以“90D8”，意思是一九九〇年出自敦煌第八号烽燧。其实D8和D9指的都是一个地点，只是他们对敦煌烽燧的编号略有出入。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测定的准确坐标是北纬40°20′20.80″，东经93°21′5.60″。《地节元年历谱》二十七简编为一册，敦煌市博物馆的馆藏号只编一个号，即238。此次亦不编新号，依敦煌市博物馆的编号，编为DB∶238。另外十四简，因没有连续的馆藏号，亦无法按前人发表时的D8、D9 继续照搬，因而另编为DQ∶1—14。“DQ”指敦煌清水沟，顺序号依照最早发表的《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调查及汉简考释》一文的顺序排列。

十一、二〇〇八年，在敦煌西部一棵树烽燧出土汉晋简牍十六枚。本书收汉简八枚，晋简二枚。出土情况和简牍内容虽有专文介绍（ 杨俊《敦煌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敦煌研究》二〇一〇年第四期；李岩云《敦煌西湖一棵树烽燧遗址新获简牍之考释》，《敦煌研究》二〇一二年第五期），但只有两枚有馆藏登录号，其余没有馆藏号，本书收录时重新编号，冠以“DYK”，表示出自敦煌一棵树烽燧遗址。地点坐标为北纬40°7′43.10″，东经93°14′10.20″。

上述十一个批次的汉晋简牍，诸如条湖坡、人头疙瘩、清水沟、一棵树等地所出简牍，过去虽有零星文章介绍过，但都没有清晰的照片和完整准确的释文。此次把所有零散简牍集中收入本书，红外、彩色照片和释文同时出版，亦属首次。

肆

出土于敦煌地区的汉代木简，文字拙朴的美感如今受到书法界的追捧，“汉简体”也成为当今一种颇为时尚的临摹书体

一九九一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纂出版的《敦煌汉简》，力图在整理出版一九七九年发掘的马圈湾汉简的同时，收罗历年来在敦煌境内出土的所有汉简，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读本。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书中一些图版模糊不清，相应的释文不尽准确，图版释文的编排亦不够科学。随着近些年来摄影技术、红外线技术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利用新技术，重新整理这批汉简已显得十分必要。二〇一三年，我们出版了《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对《敦煌汉简》一书所收第一部分一千二百一十七枚马圈湾汉简进行了重新整理，无论在图版、释文的水准上还是在编辑排版的科学合理性方面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此次出版《玉门关汉简》，我们又将一九四九年以后敦煌地区所出二百一十二枚汉简（1218—1430，其中1413与1414合缀，1426仅出释文）作为本书第四部分收入其中。为了简号的统一和研究征引的方便，一仍《敦煌汉简》的原有编号，不再自编新号。

重新整理的这部分汉简，红外和彩色图版同时呈现，随图附有释文，且释文进行了重新校核。如1298号简原释文为：

马以节属吏用传及将兵吏边言缘人惊……

□武皇帝一元鼎六年九月辛巳下凡六百

所令

本书的释文为：

马以节若使用传信及将兵吏边言䜌以惊闻献廿实驾者四得□兵以□负其以厩令使□

孝武皇帝元鼎六年九月辛巳下凡六百一十一字

厩令

原释三十四字，今释五十五字，不仅多释出二十一个字，而且将“所令”改释为“厩令”，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字的正误，还在于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野。而“所令”一词则不知所云。

又如，1301号简原释文为：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立悬泉啬夫□□敢言之爰书厩御千乘里畸利课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雕牡□□□□□□□二□为六尺一寸□□□□送□匹五乘至莫安病死即与

御张乃始=治定药期马死□定毋病□□索□病死审澄之它如爰书敢言之

此简的释文，此前已有胡平生《匈奴日逐王归汉新资料》（《文物》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何双全《敦煌新出简牍辑录》（《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吴礽骧《中国简牍集成》第四辑（敦煌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等加以大幅改释和补释。本书在此基础上释作：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悬泉厩佐广德敢言之爰书厩御千乘里畸利辩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骓牡左剽久生腹齿十二岁高六尺一寸□□敦煌送日逐王东至冥安病死即与

御张乃始∠泠定杂诊马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病死审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

显而易见，原释和今释，不仅在于释读的正误、认读的字数多少、全句的贯通理解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后者引出一件“日逐王归汉”的重大历史事件，价值和意义就不可低估。诸如此类，所在多有，相信读者会自见高下。因此本书第四部分，亦属重新整理之新成果。

书中第一部分玉门关汉简的释文全部由张德芳释读完成，第二、三、四部分释文在原来零散释文的基础上，亦由张德芳重新修订补充。附录一《相关简号对照表及尺寸规格》由张德芳根据一些零星材料编制而成。总之，面对这样一些出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出土方式的零散材料，从拍摄扫描到简文释读，从有序编排到规格尺寸，从每一个地点的踏查到每一个简号的核对，整理者都付出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劳动。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中秋佳节之际，甘肃简牍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文博单位和大专院校邀请国内古文字学、简牍学、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相聚于汉简出土地的敦煌，召开“《玉门关汉简》整理校稿暨审稿定稿会议”，对玉门关汉简的释文逐条逐字进行了校读审订，实际上仍为整理再整理的后续阶段。参加这一工作的专家学者分别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黄德宽教授、李均明教授、侯旭东教授、刘国忠教授、郭伟涛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振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简帛研究中心邬文玲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胡平生研究员、刘少刚研究员、杨小亮副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沙武田教授、李胜振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院韩高年教授，历史文化学院李迎春副教授；兰州城市学院马智全副教授；甘肃简牍博物馆张德芳研究员、杨眉副研究员、樊钧特聘研究员；敦煌市博物馆原馆长傅立诚、现任馆长石明秀；敦煌阳关博物馆馆长纪永元；中西书局秦志华社长及田颖、徐衍两位责任编辑等。会议时间虽短，但每位参会专家认真校读，各抒己见，提供了很多有价值高水准的修改意见。会后由马智全、李迎春综合整理，吸纳校改。

当然，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磨，很多简文都已模糊不清，正确释读每个字词，还需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我们的重新整理虽说比过去有一定提高，但错误阙失亦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综合报道丨吴鑫

编辑丨李阳

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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