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华润集团怎么样（土八路会做生意吗）

今天都市生活圈最离不开的就是超市了，在众多超市中“华润万家”你一定不陌生。当然华润旗下不止有超市，还有电力、地产、医药、水泥、燃气、金融等。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胡润品牌榜》中，以265亿元人民币品牌价值排名第74。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华润位居79位，且排名连续11年上升！

这么牛的华润和“土八路”有什么关系呢？

故事要从1938年的一个夏日说起。香港的某个码头，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身着西装，提着小皮箱的中年人从客船登岸，来到香港。怎么称呼他还有点麻烦，因为他有三个名字——秦邦礼、杨廉安、杨琳，第一个是本名，第二个是化名，最后一个是代号。

秦邦礼其人

秦邦礼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他有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哥哥——秦邦宪，也就是导致红军长征的博古。

秦邦礼190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原本家境优渥。但是，父亲去世后，家道迅速衰落，秦邦礼14岁时为了让哥哥和妹妹继续读书，就辍学到一家钱庄当学徒。

正是在这家钱庄，让秦邦礼接触到了不少革命者。192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在江南组织秋收起义，秦邦礼在严朴（陆定一岳父）的领导下积极参与起义。

起义失败后，秦邦礼为躲避搜捕来到了上海，亲戚庄千禄介绍他到上海一家小店铺做店员。凭借灵活的头脑，秦邦礼很快就掌握了经营技能。

1931年，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叛变后，我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急需一些陌生面孔重建党的地下组织。就在这个时候，博古把弟弟秦邦礼介绍给了陈云。经过考察，陈云觉得陈邦礼对党忠诚，细致谨慎，有勇有谋，当即拍板由他来当交通员，和自己单线联系。同年，秦邦礼入党。

一天夜里，陈云郑重地将两根金条交给了秦邦礼，对他说：“中央能给你的钱只有这么多，你看着办，中央将来的经费大部分要靠你。”

秦邦礼嘿嘿一笑，这事我门清啊。他先用这两根金条开了一家米店，米店逐步营利，便又陆续开了糖坊、文具烟纸店。他先后在上海、汕头开设6个店铺。在影视作品里出镜率很高的“中法大药房”，就是秦邦礼的得意之作。这些店铺在他的经营下，都非常红火，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苏区。同时，这些店铺也成为上海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

在这期间，陈云为了秦邦礼的安全，从来不向大家提起他，只是自己单线联系，就连周恩来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有一次，周恩来还特地叮嘱陈云说：“中央的这枚红色棋子，千万可要保护好啊！”

1933年，临时中央决定，将部分重要干部迁到中央苏区，分三批走，这项任务就落在了秦邦礼的身上。正是他的周密安排下，刘少奇、张闻天、博古、林伯渠、陈赓、李德等重要领导人都安全抵达了中央苏区。

这其中，最传奇的是秦邦礼护送“大鼻子”李德的故事。秦邦礼亲自出马，一会把李德打扮成游客，一会把李德打扮成考古学家，一会把李德打扮成传教士，将沿途盘查的军警唬得一愣一愣的，最终让“大鼻子”李德安全到达了中央苏区。

1935年，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上海上空，党的组织也分期分批撤离上海。秦邦礼也和陈云、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一起赴苏联学习。1937年，回国，在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

从联和行到联合公司

1938年，美国人正在超市里惬意购物，战争阴云已经笼罩世界，刚刚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正在艰苦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毅然挺进沦陷区，开辟敌后战场。然而“土八路”的地盘，都是贫瘠的农村，甚至连伤员用的都是“共享”纱布，要清洗后反复使用。

这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天量物资支持的持久战。根据地根本就负担不起这样天量的物资供应。

怎么办？党中央把目光投向了千里之外的香港。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后，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但这个办事处还需要一个独立的合法公司来进行掩护和操办具体商贸业务。

于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上演了。秦邦礼的任务就是到香港创办地下商业组织，直接上级就是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和周恩来，带来的经费也是由中央特别会计室从党费中拨出来的。

一幅儒商派头的杨廉安（秦邦礼化名）在香港干诺道开办了一家 “联和行”，注册资金三万港币，公开业务是经营“南北货”，员工只有两个，实际业务是采购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发电机、电信器材、汽车配件等物资。

“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给人以这是私人公司的印象。但是，这其实是我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家红色实业。

在杨廉安的操办下，先后开辟了经广州、经越南海防港、经缅甸仰光（滇缅公路）三条路线，将西药、医疗器械、X光机、电台等一百多吨物资和五百万美元捐款成功送往根据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杨廉安紧急行动，将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成功转移，然后把联合行的资金装进特制的马甲穿在身上，孤身一人，一路躲避着日军前往重庆。

由于他没有暴露过身份，一直都是“商人”，所以周恩来指示他在华南以侨商“杨琳”的身份接着“经商”，继续将药品、食盐、通讯器材等物资运往延安，“杨琳”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的正式名字，直到去世。

抗战胜利后，杨琳和原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秘书长袁超俊（周恩来副官），于1946年奉周恩来之命回到香港，继续发展贸易——这是周恩来一系列“下闲棋，布冷子”的布局之一。

杨琳把联合行改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即华润公司前身），当然干的还是老本行——为解放区提供资金和物资，同时也培养贸易干部。

果然，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全面内战。战争，明面上是军事斗争，实际上也是财政比拼，打的就是双方的“钱袋子”。

在东北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又想起了杨琳这位得力的老部下，提出“设法打通对外贸易”，得到了中央批准。但是东北和香港，远隔重洋，还要经过国民党海空军控制的大片海域，这个商路，该怎么搞呢？

这时，周恩来又派来一个高手，南方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的钱之光——这个名字简直太有钱了……钱之光在长征时期就负责物资筹措工作，是经验丰富的“老八路”了。

钱之光原计划经烟台走海路奔赴香港，但因为，国民党攻占烟台，道路陷受阻。他不得不北上前往苏联控制下的大连，这一意外却使他找到一条打通东北和香港海上贸易路线。

这是一条曲折的海陆联运路线，东北解放区的需要的物资先在香港集中，装上苏联的货轮运到朝鲜的罗津港，再由汽车、马车运到平壤，然后用火车运到解放区。

打出苏联国旗，船只就可以在国民党海空军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航行，而无需担心被拦截扣压。

东北和香港，就这样奇妙的联系了起来，钢材、西药、橡胶、机械设备等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解放区，东北的特产——土豆、黄豆、皮草、中药材也行销世界，换来了外汇和物资，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

其中最赚钱的商品，居然是猪鬃！

当时正值二战刚结束不久，被打成一片废墟的欧洲正在大规模重建，刷油漆是建房绝不可缺的工序，油漆刷子的需求剧增。在化纤没有大规模运用之前，猪鬃就是各种刷子的主原料，成了紧俏商品。

联合公司拥有解放区提供的充足货源，几乎形成垄断，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几乎挤爆了交易行的办公室。两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和波德瓦尔号穿梭往来于罗津港和香港，将解放区的农产品资源，换成军工原料和药品。

支前群众的独轮车后面，是华润的大轮船。

在药品中需求最大的当数盘尼西林。那些美国在二战中海量生产，因为过剩而囤满了无数仓库的消炎药，通过联合公司的一通操作，就这样神奇地送到了解放军的医院，使伤员恢复率达到了70%，成为救治伤员的神器。

常凯申在败退台湾后感叹“天下何人不通共”，通过联和公司，几乎全世界都在给共产党供货！

解决了物资问题，联合公司的生意捎带着还越做越大，业务越来越多，不再是几个人就能搞定的事业了。于是杨琳提出，把这家红色企业改个名，改成“华润”——“华”即中华，“润”则是来自“润之”，同时又有“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意，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新中国的华润

1948年12月18日，华润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公开的性质是私人合伙有限公司，英文名“China Resources”。三位开创者仍然是核心——钱之光任董事长，杨琳任经理，副经理则是袁超俊。

此时的华润可以说是 铜锣湾的“扛把子”，人多钱多业务。员工达到100多名，业务涉及方方面面，账面资金就一度高达2万两黄金。

解放战争后期，华润在击溃上海投机商人囤积“两白一黑”的斗争中立下大功；又从南洋采购粮食供给了刚刚解放的海南岛，解决了因为被国民党军洗掠一空而产生的粮食危机。

为了运输更加方便，华润干脆购买船只，自组船队，组建了“华夏公司”，这是新中国远洋船队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搞起对华禁运，甚至连巴基斯坦也在其列。

华润马上高速运转起来，在禁运生效日期前，想尽一切办法，与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等人合作，抓住一切机会抢运物资，纸张、自行车、橡胶、汽油、钢材、药品、手表、汽车……通过港澳之间的“水上人家”，经澳门输入大陆，又将国内的农产品、煤炭出口换取外汇。

1953年中国外贸和外汇的90%，都来自于华润的抢运，价值达2.2亿美元，这对于当时的百废待举的中国来讲，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1952年，外对贸易部成立（即商务部前身），华润也交由对外贸易部管理，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总部在香港。

从1953年开始，身处香港的华润成为新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代理——从各省市采购货物，华润协助口岸定价，安排交易。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与西方对峙的大背景下，华润成了几乎是唯一的外贸窗口，有点像昔日的“广州十三行”。

“广交会”就是华润的神操作。广交会其实只是个俗称，正式名称叫作“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China Importand Export Fair）。华润于1957年首次举办这个颇为新潮的展会，“集中展示，看样成交”，因为效果不错，一直延续至今，被称为“中国第一展”。

在改革开放前，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杨琳的老上级陈云指示：“把华润公司扩大，使它变成‘第二经贸部’，让它到外国去设公司、仓库，这样搞可能会有个把人叛变，出一点毛病，但不要怕，胆子要大一些！”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华润也遇到生死攸关的挑战。一是国家开放了，权力下放，许多外贸不必再经过华润；二是竞争更加激烈，华润这个“官商”要从代理贸易转变到自负盈亏，从指令计划转变到市场经济，有点不适应。

华润意识到，必须走出舒适区，开拓新领域，要从单纯的外贸，转变为多种经营。

80年代，华润开始四面出击，投资了隧道、公路等基础建设，进入房地产市场，还投资了制造业。1983年，华润将原有的食品部改组为华润超市，正式进军零售业，与香港本土超市惠康、百佳进行了艰苦的竞争，先后开了34家门店，终于在香港成功立足。

再往后，华润又进军资本市场、药品业、纺织业、能源业……超市营业额为国内第一，整个华润集团的规模在世界500强中排名79，妥妥的世界级企业。

补充点冷知识：有些我们见惯不惊的品牌，雪花啤酒、蓝剑啤酒、怡宝、999、双鹤、万象城、东阿阿胶、太平洋咖啡……其实都是华润集团的产业。

最后介绍一下华润三位创始人后来的命运。

杨琳：历任外贸部综合计划局局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在文革中被造反派隔离审查，遭到迫害，1968年12月10日因心脏病去世。

袁超俊：1957年被周总理亲自点名，担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即后来的国家旅游总局）总经理，1983年离休。他在华润工作期间，因为实在无暇照顾子女，只得忍痛将女儿送人领养。解放后又把儿子送到新疆支边。由于思念子女，他在路上一旦遇到和儿女年龄相仿的孩子，都请求别人允许他抱上一会儿，令人心酸。1999年6月6日，袁超俊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7岁。

钱之光：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共党组书记，1970年出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提出要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主持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建设了上海金山、四川长寿和江苏仪征等大型化纤生产基地，是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1994年2月5日，这位走过了长征，经营过华润的老革命在北京逝世。

除了这三位前辈，华润还有更多的人，甚至连名字没有留下。

当你看到繁华都市里那个熟悉的logo时，是不是需要向那些曾经的无名英雄们，默默地表达一下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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