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太后哪一年死的（郁郁而终的末代太后隆裕为何在死后赢得了国人的同情与尊重）

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由此为自秦始皇以来在中国延续2133年的皇帝制度画上了句号。溥仪就这样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被定格于历史中，然而这时只有6岁的溥仪显然无法独自做出退位这样的重大决定，事实上这时的溥仪甚至可能不知道退位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退位诏书是以溥仪的名义发的，但退位这件事和溥仪委实没太大关系。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由于光绪生前未能留下子嗣，于是由慈禧太后做主安排光绪的侄子溥仪入承大统。此时虚岁三岁的溥仪显然无法担负起治国理政的重担，所以光绪的皇后隆裕遵照慈禧的遗诏垂帘听政，与此同时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实际总揽朝政。正因为当时的清廷是由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所以退位诏书在开头就提到“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事实上下发退位诏书的决定正是出自于隆裕太后，而这道宣告溥仪成为中国历史上末代皇帝的诏书也同时宣告隆裕太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太后。隆裕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后和她的前任慈禧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慈禧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同时她也有着相当高明圆滑的政治手腕。然而慈禧的权力欲和权力手腕在隆裕身上都是找不到的。

本名叶赫那拉·静芬的隆裕太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而她也凭着这层关系成为了光绪的皇后。隆裕不知道自己的悲剧命运就此开始：隆裕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朝廷》这本书中呈现的是一种鸡胸驼背、肤色灰黄的形象。总之隆裕的外貌是不敢让人恭维的，而这点在隆裕留存下来的照片中也能得到印证。光绪在选妃时其实根本就不中意隆裕，只是迫于慈禧的威严才违心册立隆裕为皇后。

新婚之夜的光绪对着隆裕大哭一场说：“你永远是我敬重的姐姐，可现在我多难啊”。慈禧之所以要把隆裕册立为皇后尽管有关照自己侄女的意思，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想让隆裕帮自己监视光绪的一举一动。这就注定隆裕将成为一个受夹板气的小媳妇：她在光绪眼中是慈禧派来监视自己的卧底，然而身为光绪皇后的隆裕又和慈禧不是一条心。隆裕和光绪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隆裕尽管贵为皇后，可光绪宠幸的是珍妃。久而久之连侍女太监们也不大把这位不受宠的皇后放在眼里，而隆裕则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对这些人睁只眼闭只眼。隆裕尽管一心一意侍奉慈禧，但却不愿卷入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漩涡，加之性格沉闷的隆裕不懂得巧言令色，所以怒其不争的慈禧并不大喜欢这个太过老实的侄女。在光绪和慈禧面前两头不讨好的隆裕平日与诸命妇王妃见面也不太有威信。

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由于光绪生前未能留下子嗣，于是由慈禧太后做主安排光绪的侄子溥仪入承大统。此时的溥仪虚岁三岁，显然无法担负起治国理政的重担，所以隆裕遵照慈禧的遗诏垂帘听政，与此同时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实际总揽朝政。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开始共同主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慈禧的死隆裕使终于可以喘口气，同时她还得以继承慈禧留下的上千万两私房钱。

然而这时的隆裕和载沣都缺乏慈禧那样高明圆滑的政治手腕，而清王朝的江山此时已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已在后宫谨小慎微生活了20年的隆裕对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她也不具备慈禧笼络朝臣的政治手段。尽管慈禧的遗诏是让隆裕和载沣同掌朝政，但载沣很清楚自己要想和载沣分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次载沣就提名那桐为军机大臣一事请示隆裕，不想隆裕却推荐袁世凯的拜把兄弟徐世昌当军机大臣。

载沣尽管答应让两人同时当军机大臣，但仍不无警告地提醒隆裕：“只有朝廷重大事件才需太后出面商议，这些具体政务就不必烦劳大驾了”。经此一遭之后本就没什么实权的隆裕就很少再直接出面干涉载沣。隆裕对幼帝溥仪只能尽母亲的责任，而对国家军政大事则从此一概不管不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载沣辞去摄政王，此后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

一向不过问朝政的隆裕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勉为其难过问起朝政来。隆裕封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并对袁世凯说：“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隆裕此举实际上相当于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袁世凯。隆裕希望袁世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挽狂澜于既倒，从而使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得以延续命脉。然而袁世凯在取得权力之后就和革命党谈起了条件，最终袁世凯得到了只要能让皇帝退位就推举他为民国大总统的许诺。

袁世凯在得到革命党方面的许诺后就回过头来劝隆裕太后下诏和平退位。隆裕在重重压迫之下召开了决定清朝命运的御前会议。会上一些宗室大臣们极力反对共和，一再要求隆裕拿钱出来犒劳军队，让他们与革命军血战到底。这些大臣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然而隆裕对国库的空虚、军备的废弛却是心知肚明。隆裕知道和平退位实际上已成为清皇室唯一的出路。《清帝退位诏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颁布的。

《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在我国自秦始皇嬴政一统华夏以来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政体的终结。从此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江山，而是属于人民大众的公器。民主共和的理念自此深入人心，之后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闹剧皆无疾而终，这说明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帝制独裁的年代了。《清帝退位诏书》中写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这句话充分证明了东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从而直接确立了我国对这些地区的主权法理依据。网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清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来东北地区作为自己的“嫁妆”。其实清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疆土，而是确立了完全彻底的大一统制度。要说东北是清朝入关带来的“嫁妆”，那么明朝在东北所设的奴儿干都司算什么呢？

东北不是清朝带来的“嫁妆”，而新疆、西藏等地也同样不是：早在汉唐时期就曾在西域、漠北地区设置过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等行政管辖机构。如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显然不是一天形成的，然而中国的领土扩张和西方国家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扩张是通过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自然实现的，而不是向西方国家对待印第安人那样直接用武力征服。

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扩张也曾采取过军事手段：汉唐鼎盛时期就曾创造过封狼居胥、燕然勒功这样的赫赫武功，然而这种军事征服的方式会随着中原王朝势力衰弱时出现强烈的反弹。因此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扩张更多是通过政治攻心、经济革命、文化交流的方式实现的。诸葛亮对孟获等南中少数民族首领的攻心策略就是这样一种典型例子：通过攻心手段使这些少数民族首领自愿归顺中原王朝。

这种扩张模式是通过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这比起西方国家那种用赤裸裸的武力进行扩张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模式。这种潜移默化的模式其实比武力扩张更有力量：如今美国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亚裔各族群之间依然泾渭分明，然而中国各民族之间却能实现大团结。这是因为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在自然融合，而美国的各族群是在不到两百年时间里强行捆绑在一起的。

潜移默化的确比武力扩张更有力量，但潜移默化的作用要生效却需要漫长的过程。中国用了数千年时间才把版图塑造成今天这样子。相比之下西方列强在近代用武力扩张的方式就能在短时间内塑造一个个殖民大国，然而这些殖民大国由于没能理顺内部关系大多都在二战后分崩离析了。中国这种自然融合的扩张方式不仅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见效，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不断出现反反复复。

像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强盛之时就曾在漠北、西域等地设有安北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等行政管辖机构。到了两宋时期不要说效法汉唐开拓漠北、西域，即使连中原王朝传统固有的燕云十六州都丢了。汉唐全盛时期中原王朝的版图一度向北推进到贝加尔湖、向西推进到咸海，可随着后来中原王朝的日益衰弱又不得不放弃这些地区。直到明代中原王朝的北境又退回到了长城阴山一线。

由此可见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直持续拉锯的状态。这种拉锯状态最终在清代发生了变化：清朝本身就是崛起于东北森林中的渔猎民族。像满人这样的渔猎民族本身就和蒙古这样的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清代最终得以彻底解决之前明朝200多年都无法解决的蒙古边患问题。在清朝以前中国历朝历代的领土不断出现变更。

清朝不仅完完全全实现了对东北、台湾、新疆、西藏等地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清朝实现了对上述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全方位统一，所以清朝对这些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度远远强于之前历朝历代那种松散的羁縻统治。清朝在东北、台湾、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都直接派驻了官僚、驻扎了军队，与此同时这些地区与中原内地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乃至人口的流动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实际上清朝皇帝是以不同的身份治理帝国的各部分：在中原汉地他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在满洲他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在蒙古他是大汗；在藏区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当时的蒙古王公、西藏活佛、回部穆斯林宗教领袖看来他们臣服的是满清爱新觉罗家族。在孙中山先生的早期构想中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满清王朝赶出山海关、恢复明末的汉地十八省。

然而南方革命党和清政府最终的和谈结果却是清帝退位后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就从法理上明确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之部分，从此这些地区由满清皇室的私产变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神圣疆域。这个法理问题尽管表面上看是虚的，可在当时列强环伺的环境下完全有可能变成实的。

纵观世界各国之革命：荷兰独立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无不经历长时间的战争。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之时革命党是做好了打一场长期内战的准备的。这虽然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但任何一场内战最终受伤害的始终是老百姓。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列强各国虎视眈眈，如果内战扩大谁也无法预料对中国早已图谋不轨的日本、沙俄等国会有什么举动。

不过这场想象之中的内战最终并没爆发。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不过短短四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清军和革命军之间确有交锋，却终究没演变成英、法革命那样的全国大规模内战。清帝退位诏书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这个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王朝和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政体的结束。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当时清朝皇室不退位会如何呢？

当然在袁世凯的枪杆子摆在那里这种状态下隆裕太后肯定是要交权的、溥仪也肯定是要退位的。不过交权退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和平的；一种方式是暴力的。最终清政府选择了和平退位的方式，可如果当时清政府要是选择鱼死网破负隅顽抗又会如何呢？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导致爱新觉罗家族被灭，然而与此同时这也势必会导致内战的扩大化。

最后的结果无非不过是拥护满清皇室的保皇势力和反对满清皇室的势力之间斗个两败俱伤，那么受伤害最大的无疑仍会是被动卷入到这场政治动荡中的无辜百姓。与此同时列强对中国人的内斗可是乐见其成，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打着支持某一方的旗号乱中取利。像清帝退位这种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颇为罕见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几乎都伴随着残酷的战争。

东汉末年的战乱、瘟疫导致黄河流域成了“千里无鸡鸣”的无人区；两晋交替时期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导致上千万人口的死亡；隋朝末年的动乱导致伊、洛河以东苍茫千里；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也都导致上千万人死亡；明朝末年的战乱导致中国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近2亿人死亡......其实像清帝退位这种和平过渡的例子在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也不多见。

英、法、美、俄等国的革命无不经历过长期的流血战争，只有日本明治维新在推翻德川幕府时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历史转折关头和中国清朝皇室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于公避免使国家陷入内战的漩涡，于私避免使自己的家族在战火中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因此曾对德川庆喜给予高度评价。

松下幸之助认为德川庆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权力之手握紧容易，然而要松开可就不容易了。历史上多少枭雄豪杰为争权夺利落得满门身死的下场。政治家在登上历史舞台时需要过人的勇气，然而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还必须看清历史发展的形势，必须知道自己该在适当之时以适当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在历史转折关头毅然急流勇退同样需要过人的胆识。在晚清时代那种内忧外患的局面用和平交接的形式使中国完成从皇权专制政体向共和政体的过渡是颇为难得的。隆裕能毅然做出退位决定与她的前任慈禧形成了鲜明对照：慈禧为了自己的权力是可以不惜牺牲一切的，所以慈禧可以厚颜无耻到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丧权辱国的言论。

隆裕缺乏慈禧那样高明圆滑的政治手腕，然而她却没像慈禧那样把个人权力放在国家大义之上。慈禧的那些权谋诡计是她永远也学不会的，然而当她毅然决定退位时的那份决绝果敢却显得比慈禧的铁腕更为坚决。隆裕尽管只是一个长期久居深宫不问世事的小妇人，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却并不缺乏承担一切的勇气。隆裕对外界的事务缺乏了解，她对朝政也没慈禧那样的控制能力。

尽管隆裕可能对什么是共和制度只是一知半解，但她在做出退位这一决定时却明确说道：“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即使日后证明这件事做错了也绝不怨恨其他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国家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清帝逊位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内战，杜绝了列强趁内乱干涉中国的可能性，从而为中国日后的发展保留了一丝元气。

隆裕所做出的退位决定尽管客观上对国家民族有功，然而和平退位在清朝遗老遗少眼中却成为了葬送大清江山的愚蠢之举。事实上任何王朝的覆灭都必然是其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固有矛盾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们今时今日的人作为旁观者反而更能看清当时的清王朝实际上已是无可救药了。和平退位不仅使国家得以避免一场内战，而且也保全了遗老遗少们的身家性命。

然而这些人却并没因为自己得以保全身家性命而有一丝一毫的感恩之心。清帝退位以后隆裕太后就成为了遗老遗少眼中的千古罪人：他们不断排挤这位已逊位的前太后。隆裕为了躲清静就带着溥仪在紫禁城关起门来过日子。退位后的生活可比不得以前：隆裕为了节省开支就裁减了一批太监和宫女，结果引得太监和宫女愤愤不平。要在以前太监、宫女再不满也不敢公开和主子对着干。

可现在谁都知道隆裕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前太后。同治和光绪的遗妃们也不把这位前太后放在眼里，于是这些人联合起来怂恿溥仪和隆裕对着干。随着溥仪和隆裕的关系日渐恶化之后隆裕把溥仪交给了太监们抚养。以往紫禁城里每逢新年之际王公贵族、朝廷命妇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然而逊位后的这个新年里紫禁城却是寂静无声，因为已再也没任何人来朝拜了。

紧接着隆裕的生日到了，然而前清的王公贵族们没一个前来看望，反而是已身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派秘书送来了寿礼。隆裕所感受到的不只是来自别人的白眼和冷遇，事实上她自己也把自己当成是葬送清朝200多年基业的罪人。退位后的隆裕就这样陷入到深深的自责中而无法自拔。退位仅仅一年后的1913年2月22日46岁的隆裕终于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

隆裕的婚姻是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不被丈夫喜爱，也不被婆婆喜爱。她主动承担了退位的责任，以此避免了一场内战，然而却不被身边的人所理解。在生前始终不被身边人所理解的隆裕却在死后赢得国人的同情与尊重。隆裕死后民国总统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政府官员穿孝服丧27日。参议院除下半旗之外还特意于2月26日休会一天。袁世凯亲自臂戴黑纱参加了隆裕的葬礼。

全国各地也纷纷召开追悼会并派代表前往北京参加隆裕的葬礼。出席隆裕葬礼的人数达5万人之多，一些外国驻华使馆也下半旗为隆裕致哀。在生前从未得到一丝半毫称赞的隆裕在死后竟被称为“女中尧舜”，还被夸为“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生前命运坎坷的隆裕之所以死后哀荣就是因为她的和平退位之举，而清朝遗老遗少们怨恨她也恰恰是因为此事。

隆裕的和平退位之举使一场内战消弭于无形，从而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和平过渡为统一局面。隆裕并没把自己一家一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大义之上，所以她可以为了天下的平安顺势而行毅然退位。上位无疑是需要莫大的能力和勇气，然而退位同样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的决断。也许隆裕从没想过要成为“女中尧舜”，然而她在百余年前做出的抉择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民生的安泰远比政治人物个人的权力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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