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柢之学（公学之学）

中国的“公学”历史则要“年轻”许多，而且不同于英国公学的是，中国公学在起源之初多为大学。近代公学指解放前的不依靠政府财政的私立学校，如著名洋务运动骨干盛宣怀于1896年所办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创办于1904年的北洋女子公学、1905年的复旦公学、1906年的中国公学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

盛宣怀对当时的“公学”有具体的解释：不同于以工科为主的北洋大学堂，而是以文科为主涉及“内政、外交、理财”三方面；经费来源于商捐。

清光绪22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推广学校》一折，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10月，盛宣怀向清朝政府正式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附奏《请设学堂片》，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拟在上海捐地开办南洋公学，经费由轮电两局捐输，聘请何嗣焜出任总理。12月得到光绪皇帝准允。至此，标志南洋公学正式创立。因学堂地处南洋（当时称江、浙、闽、广等地为南洋），参考西方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故定名为南洋公学。于是，南洋公学与1895由盛宣怀创立的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并蒂为一南一北近代中国最早自办的两所大学。

揆诸“公学”之“公”，可谓耐人寻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人受封建影响深厚，至今对“公”字尚不十分明了。今日很多人意识中的“公家”，还是指的是政府所辖事业，似乎于己无关。而圣人之所谓“大公”，其实就是全民所有、天下共利。当大清之末，官办就是政府所办，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才是“公立”，我们今天不论国立、省立，都是全民的，然而当初的概念却不是，官就是官，民就是民。而所谓“公学”，倒有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公私合营”味道，也或许可以视同当今的“混合所有制”。而由于当年官家不是公家，而“混合所有”才有公的味道，故而为区别官学，而定名“公学”。

再说对西方学堂的参考方面，公学体制其实来自于英国，其“公”字有公共之意，公学之中部分与皇室有关，另外是由一些较富有的社会人士设立，包括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公学最早时是为比较贫穷人家或平民的子弟提供教育的场所，这时候还体现“天下为公”的意思，但到十八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贵族学校，入读这种学校的基本条件并不是学费，而是家庭背景。校方会先衡量申请者的家庭是否合乎学校的校风，即指该家庭是否属于中产或贵族，才决定是否招收这位学生。在英国拥有最高名誉的九大公学，当然世界各公学远远不止九家。

总之“公学”与公立学校有所区别，即Public school is different from public schools。不管怎么说，南洋公学成立，考入学子的学膳费用是不用缴纳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的确确有直截了当仅用了“中国”两个字命名的大学，一个是“中国大学”，另一个是“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成立的时间比“大学”还早，“中国大学”曾经是作为“中国公学”的一部分，而且成立日恰恰就在前几天的4月10日。这里就说说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上海创办。这一年，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北洋大学堂才成立11年，历史第二长的南洋公学刚改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校。至于清华大学，那还得5年后才成立。

中国公学创办以来，孙中山、黄克强、宋教仁、蔡元培、马君武、杨杏佛、于右任等曾任校董，第一批学生中有著名学者胡适。中国公学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师生中有不少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如女英雄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谬德潘等。中国公学于1951年与正阳法商学院等合并为重庆财经学院，次年并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即今西南政法大学前身）。

创建于1905年5月27日的复旦公学，创始人为教育家马相伯与于右任，原址在吴淞镇。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中山。1917年，复旦完成大学建制，由“复旦公学”成为“私立复旦大学”。1942年起改为“国立复旦大学”。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的最早的高等干部学校之一，成立于1937年9月，校址在延安东关清凉山下。起初拟办成全日制普通大学，校名拟为“陕北联合大学″，但国民政府不予批准。为打破国民政府的阻挠，中共中央决定以公学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开办，因此校名改为“陕北公学”。1939年，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所学校一部分或全部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城北十余里的杨家湾复办陕北公学（史称后期陕北公学）。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干校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赵毅敏任副校长。 1941年9月22日延安大学正式成立，陕北公学的历史宣告结束。 后期陕公是延安大学的前身。

1945抗战胜利后，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在河北正定县，后迁入北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延安大学迁至西安，现西北政法大学与其有较深渊源。

在我们看来，不管此公学还是彼公学，它们都应当是光荣的，也是有梦想的。而且到了今日，它们依旧还可以光荣依旧可以梦想

□ 王千马

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往大里说，是为了服务他所服务的那个朝廷，往小里说，就是为了服务他自己。

一

那时，盛宣怀已经从甲午战败后的滔天口水中走了出来——他一直所投靠及依赖的李鸿章，在甲午之战中满盘皆输，让其深受牵连。不过，毕竟是官商，他懂得要想生存，就必须狡兔三窟，所以他又傍上了张之洞，不仅承办了汉阳铁厂，还取得了卢汉铁路的督办权。最终竟在“逆市”中做大，让那些想看他笑话的人，到头来看到的却是一个更蓬勃生长的对手。

到1896年，52岁的他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并非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影响力。不过，他也有苦恼，因为他拿得越多，就越觉得身边缺乏人才。所以，在1895年，他就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经过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接下来的1896年，他又再接再厉，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也许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南洋公学，但要说它就是中国知名的交通大学的前身，大家肯定知道它的历史地位。它和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到了1897年，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也让该公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如果说，“盛宣怀之一生，总难洗尽他唯利是图而长袖善舞之恶名”，但创办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则给他加分不少，让其成为“教育救国”的著名典型。

在这所大学当过校长的，最为知名的应推张元济。这位出身望族世家，清末进士而入翰林的浙江海盐人，此前正等着坐牢杀头，最终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并被推荐到南洋公学。他之所以有此无妄之灾，源于自己对戊戌维新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他还亲身参与，并得到过光绪帝对他的破格召见。他当初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不难想象，政变之后，旋被革职。不过，能到南洋公学来，倒是很符合他对新政的设想，可以亲身践行他自己的理念。

一开始，张元济主持的就是译书院事务，正是他想要做的内容。他着手筹划译印现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法律、理财、商务等方面的著作。他时常向好友严复请教译书方面的问题，要求推荐翻译人才，并聘请严担任译书院总校。其所译书目，“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首推严复译的《原富》”。

等到他当上校长，又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此公学特班，类似于有志西学的尖子班，所取学生，共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日后，这些学生中出了不少著名人士，如黄炎培、李叔同、胡仁源、邵力子、谢无量等。不过，好马配好鞍，好学生必须有一流的师资。所以，他又把蔡元培拉到了麾下。他给蔡元培的位置，是南洋公学特教总教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班主任。1901年的9月，南洋公学特班开课，蔡元培正式走马上任。这样，两位翰林院的“前同仁”，为了中国的前途而再次聚首。

南洋公学有此风貌，对盛宣怀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只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会超出人的控制。他不知道，当张元济、蔡元培和南洋公学挂上钩之后，对这个公学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种下的是服务清廷的芝麻，收获的却是革命的西瓜。

二

在校长一任上，张元济除了要负责校内的日常教学，还一直倡言维新，努力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不过，他也警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从抱着老祖宗不放，变成了抱着洋人的大腿不放。所以，他推崇“勿以洋文为常课”以及“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在中学与西学，新与旧并峙的时代里，张元济对中华文化的关怀、更新融入了他的教育观中，并力求践行。”也正因为此，张元济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加上几年之后，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不得不离开，受商务印书馆夏瑞芳的邀请，投身出版界。

至于蔡元培，在任班主任期间，还和朋友蒋观云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设本部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并定“置支部于各地”。“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这位在日后以教育家著称的张元济的浙江老乡，还是一位革命者。1904年11月，他在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于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他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后来，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又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尽管光复会与同盟会在随后的岁月里分分合合，但他和孙中山却一直志同道合。

在这些师长的熏陶下，很能想象南洋公学的学子会变成什么样。1902年11月，正是在这里，发生了中国学运史上“一声霹雷”——“墨水瓶事件”。

从事件的名称上，它的原委是如此的小之又小，无非是某班老师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只洗净的墨水瓶，从而认为学生是在有意捉弄他，羞辱其“肚中无墨”，是大不敬。这在周星驰早期的影片中，学生整蛊老师的情形层出不穷，也不见哪位老师上纲上线说要严辞追查。但那个时候不同，你就是在新式学堂，依旧会有很多人坚持，师道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感觉被侵犯的文科教习郭镇瀛见学生们都没主动坦白的意思，就恐吓座位前排的贝蝇伯、伍石卿同学，限他们三日内告发，否则加罪。搞得有些学生的心理压力格外大，没顶住，就诬告是一位叫伍正钧的同学所放。

很不幸，在郭镇瀛的坚持下，南洋公学将伍正钧开除。这下学生们不干了。他们先是找此时的校长——汪风藻论辩，没什么结果，就决定全班集体退学抗议。临行前，他们还分头通知其他班级，阐释行动的原因，以此表明姿态，说这不为什么，就是要反对这种专制压迫。火上浇油的是，汪风藻居然宣布将他们全体开除——这在当下，肯定要被视作“危机公关”的反面教材。这一下，发展到全校学生都不干了。在几经调解失效之后，很壮观的一幕出现：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高呼“祖国万岁”之类的口号，从大操场走出了南洋公学。

得感慨一下的是，和现在很多运动常落入混乱不堪的局面相比，当时的学生抗议，却是井然有序。此时还在南洋公学的蔡元培也愤而辞职。日后，为了给这些离校学生寻找出路，蔡元培向时任法国天主教神父的马相伯求助，马相伯遂于次年租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的余屋，创办震旦大学院，自任院长。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并亲自授课，学校管理事务方面则实行学生自治。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生，如何靡施（梅士）、穆湘瑶（藕初）、计烈公等人，则在教育会时任负责人章太炎的支持下，成立了“爱国学社”，一方面可以得以继续学习，另外一方面，还可将它作为爱国活动的平台。在这学社里，他们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

三

这让人很是佩服这些学子的勇气和风骨。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清政府教育的“失败”。这种教育和编练新军，以及派送东洋留学生一起，最终埋葬了清政府。不过，如果我们能理解——由一个封建旧政权推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必然要突破旧政权的限制，成为旧政权的对立面——也许也就能理解，如果一个政府只知道修修补补而不与时俱进改变自己的体制——他们培养的新人一定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在南洋公学培养的新人当中，就有我在《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一书中重点所提的王培孙。这个1871年出生于嘉定县南翔镇走马塘西的王信义堂的富家子弟，曾考中上海县秀才，后又得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推荐，进入江南制造局任事。然而，甲午战败，国运日衰，他遂绝意于科举，并在1897年考入刚开办的南洋公学师范班。“由于王培孙当时住处窘迫，监院福开森还特许他第一个入校（当时南洋公学的校舍也正在建筑中，王培孙暂居校门对面的丝厂内，还兼任校舍建筑的监工）。师范班的同学还有吴稚晖、林康侯、章宗祥、沈叔逵、金邦平等。后来王培孙每与人谈起他与南洋公学的关系，总要说：‘我是南洋公学的第一个学生。’等到他接办叔父王柳生的育材书塾后，改校名为南洋中学。人问其用意何在，他说：‘君子不忘其本，因为我是南洋公学的学生嘛！’”（孙元：《王培孙和南洋中学》，《文汇报》2009年9月15日）

不过，这个南洋公学出来的学生，干的却是让清政府头疼的事情。先是与狄楚青（平子）在上海福州路合办开明书店，出版物以翻译日文政治、哲学为主，鼓吹民权立宪，日后还支持热血青年唐才常等的救国行动。1905年，他与吴怀疚赴日本考察教育，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等上海起义之时，他又支持民军以滨临黄浦江的南洋中学为出发点，向清军势力盘踞的江南制造局发动猛烈进攻。而南中教师王引才更是率在校学生百余人，分乘十艘兵舰（舢板），参加了革命军的行列。结果自然天遂人愿，起义得胜，并救回了此前因前去制造局劝降反而被拘的陈其美。在成为沪军都督之后，为表彰、感谢南洋中学师生，陈其美向南洋中学捐赠了1000元充实图书馆，再送了二三十支步枪，给学校作为学生军训之用。

在某种意义上，从这些新人的表现当中，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南洋公学的走向远远背离了盛宣怀的初衷。但谁也不能否认，它依旧是在“教育救国”。只不过，它们所要救的国，已非盛宣怀所效忠的清廷之国，而是国人之国。也正因如此，中国才会为之一新，而上海的教育也有了近代化发展的可能。

四

谈到上海的近代教育，也许我们还不能忘记一个名字，那就是“中国公学”。这个在校名上口气要远远大于南洋公学的学校，也是由一帮“新人”所创建。

1905年12月，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行《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大批留学生愤而回国，商定在上海自办一所学校，“以谋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人才也。”对他们来说，如果要想教育救国，向先进的外邦学习是一种途径，但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本土教育。如果不做好本土教育，而独向外人取经，无异于舍本逐末。

和盛宣怀式的官僚办学不同的是，这些新人的办学充满着各种艰辛，经常无米下锅，为了吸引国人的注意，以期共同维持扶助中国公学，早期创办人之一的姚宏业甚至像陈天华那样，蹈江自杀。同样，也不同于盛宣怀的官僚办学，一旦成型，它们在近代化的路上就更显得激进。早期，他们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学生自治，颇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不设校长，只分执行部、评议部，而职员都是从学生中选举出来，所以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

这种自由的氛围，吸引了刚刚投靠上海不久的十多岁少年——胡适，让他就此成为了这个公学的一名好学生。更让他惊奇的是，这些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革命党人。日后，他在《中国公学校史》中写道，“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同学，还和我同住过，我知道他姓卢，大家都叫他‘老卢’，竟不知道他姓熊。”正是在这氛围的熏陶下，胡适尽管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去“干革命或暗杀”，却成了中国的“白话先锋”——也算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

1928年左右，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崭露头角的他，再次回到中国公学，成为校务的接掌人。不言而喻，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公学坚持倡导民主和自由的办学风气——按照别人对他的看法，胡适就是“无为而治”，“御众智，乘众势”——这种办学的思路，简而言之就是把做学问的自由还给学生，就是“包容与自由”，所以效果出奇地好，创造了学校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黄金时代”。然而，日本人的大举入侵，却埋葬了中国公学在“教育救国”上的各种实践——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由上海租界出发，向闸北发起攻击，继而又进攻中国公学的“大本营”——吴淞，令其损毁殆尽，从此一蹶不振。

正是源于这样的遭遇，中国公学湮没无闻了许多年，成了一段隐晦的历史。和南洋公学历经沧桑，却依旧血脉相传相比，它的“失踪”无疑让人很痛心。好在2014年，还有安徽学人章玉政努力用自己的大作《光荣与梦想》，将其打捞出来。在我们看来，不管此公学还是彼公学，它们都应当是光荣的，也是有梦想的。而且到了今日，它们依旧还可以光荣依旧可以梦想。只是，事易时移，此时的救国梦已经远去，强国梦却在眼前。

编者按

《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这样一段话里，出现了很多牛叉词汇：大道、大同、小康，天下为公。

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正如夏、商、周三代杰出人物当政之际，我孔丘没有赶上，但我有志为此。当施行大道的时代，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因此必选贤任能，人人讲求诚信，社会也一团和睦。人们能老人之老，幼人之幼，老年人能安享天年、壮年人能奋发有为、孩子们能茁壮成长，鳏寡孤独残疾之人可以获得奉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男婚女嫁与谋职就业顺理成章。人们能够尽力慈善，而又能无私劳作。于是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无丐无贼，这就是理想的社会，所谓大同。然而现在天下大道式微，天下只是一家之私，各人自亲其亲，各爱其子，各顾其财，天子诸侯世袭罔替自认为理所当然，建城掘沟用以保守，将礼制仁义作为纲常，试图正君臣、父子，和兄弟、妻子，约法、分田、建籍，看重勇士，以图天下之功。阴谋由此而生，战争由此而兴。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都是由此而兴的英雄。这六位君子，无不谨守礼制。以此显扬仁义，成全信用，暴露过失，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民众昭示伦常。如有违反礼制者，当官者被罢职放逐，民众唾其为祸殃。虽然距离大同还远，但是这样的社会足可以称为小康世界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这或许也是晚清当年的有识之士的理想，是建立学校培养贤能的奋斗目标，也是他们认为教书育人的天职或使命所在。这里面其实有对先贤的事业的继承和继往开来的宏愿。

因此，将“南洋公学”翻译为“Nanyang Mission College”（法文等当然也均据此译出）的人，应该不止是西学根底雄厚，也必然是个儒学基础扎实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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