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最后一个武状元是谁(金榜题名赏析23)

孙家鼐简介:

孙家鼐(1827年4月7日~1909年11月29日),字燮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安徽寿州(今淮南寿县)人。清咸丰九年(1859)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历任工部侍郎,署工部,礼部、户部、吏部、刑部尚书。1898年7月3日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管理学务大臣,1900年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卒后谥曰“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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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孙家鼐,幼读诗书,乡试中举后,初次会试不第,目睹诸兄登榜,益自奋勉。终于咸丰九年(1859 年)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后授修撰,历侍读,入直上书房,钦赐扩建故居,悬“状元及第”匾。因久居京都,后又在北京廉子胡同另建府第。

同治三年(1864 年)任湖北学政。光绪四年(1878 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翁同龢授读光绪皇帝,后累遣内阁学士,提升工部侍郎。江西学政陈宝琛上书请示以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议者多以为未可,孙家鼐与潘祖荫、翁同龢、孙诒经等再请,才得到批准。

光绪十六年(1890)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朝议主战, 他力谏“衅不可启”,主张忍让屈和。甲午海战失败,朝野震惊,他提出了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认为要振兴中华,要注重科学,兴办实业,国家欲富强、民族要兴旺首先要开办学堂。

孙家鼐列名强学会,并参与活动。御史杨崇伊秉承李鸿章之意,向皇帝上奏“强学会妄议朝政”,于是将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孙家鼐仍主其事。他屡向光绪帝推荐维新派郑观应的《盛事危言》、汤光潜的《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书,并请印刷数千份发给各级官员。他赞成维新派关于“开民智”、“通下情”为第一议的政治主张,认为“报纸是通下情之重要途径,阅报能去皇帝壅蔽,但要严禁凌乱宸聪”。他与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阳创办广益纱厂。令其侄孙孙多森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厂、中孚银行,并投资兴办启新水泥公司、北京自来水厂、井陉矿务局、滦州官矿公司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下诏推行变法,废科举,兴学堂,办报编书,命孙家鼐主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研究欧美日本国家办学体制。孙家鼐提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计划京师大学堂设10 门主科、10 门附科,要求:“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精粗……”。并主张兴办医学堂、武备学堂、速成学堂,大声疾呼各省要多办中、小学堂。嗣后,还令其子孙先后在故乡寿州办了很多学堂。康、梁变法失败后,六君子受戮,慈禧太后“废帝立储”,他力谏不可,意见未被采纳,藉口养病请退以示抗议。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他奉慈禧命至西安任礼部尚书。还京后,拜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晋升武英殿充学务大臣。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立宪,设立资政院,孙家鼐出任总裁,召诸臣轮班进讲,亲撰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赏太子太傅,在寿县城北街建太傅第(今中共寿县县委党校址)。

宣统元年(1909 年)孙家鼐再疏乞病,不久去世,终年83岁。谥号文正公。翌年,家人扶柩回籍,葬于寿县城南九龙乡柳树圩附近。

妙语连珠中状元

孙家鼐幼读诗书,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院试中举后,初下南闱不第。他目睹诸兄名登金榜,益自奋勉。1859年,孙家鼐参加咸丰九年的殿试时,咸丰皇帝命他以大清王朝的兴盛写一副对联。孙家鼐即兴书联曰:

书法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即歌颂了清朝的丰功伟业,又巧妙地把历代皇帝的年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嵌入联中,可见孙家鼐出众的才华。咸丰皇帝看后,惊呼“绝妙!”举起朱笔点他为头名状元。

创办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急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得到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官僚的支持,皇帝开始实行维新。当时的士大夫认为,救国之本在于彻底改学,也就是彻底改变学习的系统和培育人才的方法。如梁启超所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孙家鼐也提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兴旺,首先要开办学堂”的主张,赞同维新派“开民智、通下情”的政治主张,并参与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的活动。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正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初,光绪皇帝命孙家鼐筹建政府出版机构──京师官书局,它包括一个图书馆、一个印刷厂以及一所学堂。接着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学堂,委派孙家鼐筹建,并兼任管学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科学教育。历时甚短的强学会及京师官书局,主要致力于政治议论,推广科学文化尚在其次。但孙家鼐于1896年3月24日奏报官书局章程,将农务、制造、测算之学置于律例、公法、 商务的同等地位,并率先提出了京师大学堂分科立学的主张。他认为,“非为科立学不为功”。在这份奏折里,他还强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公式,并定为立学宗旨。然而,在他看来,无论:“中学”或“西学”都不是一门“学科”,它们是学问的门类,是学习和求知的方式,至于京师大学堂所要传授的“学问”,孙家鼐则分立10科,并不作中西学之分,其中有6门学科涉及科学和技术。这6门学科的内容均包括基础科目与应用技术。例如,制造、格致(化学和物理)等学均被列入“工学科”之中。

此外,在1898年9月9日的奏折里,孙家鼐要求在京师大学堂开设中西医学专业,条陈立即得到皇帝的赞同。孙家鼐又于9月14日上呈一份章程, 规定学生兼学中西医学,大学堂开设一家医院,供学生日常实习之用。

当时,康梁二人倾向于把中学和西学当做各由其特定学科组成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学问体系,孙家鼐则认为,作为学问的普遍范畴,每一门学科无不是中西学术兼收并蓄。他写道:“盖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根据孙家鼐的建议,京师大学堂的原始方案赋予理科的重要性不仅超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设想,甚至可以说,与文科、政治和法科相比,占有压倒的地位。

光绪三十年年初,命孙家鼐与张百熙、荣庆共同整顿学堂教育。然而,孙家鼐此时已年近八旬,学堂的大部分规章实际上是由张百熙制订。在他的主持下,学堂渐有起色。随着张百熙制订了教学大纲,科学教学在大学堂真正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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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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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的大门与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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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车简从返故里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十二月,康梁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一个企图谋废光绪帝的阴谋正在酝酿,孙家鼐闻后力谏不可,称病乞罢,回乡探亲。

孙状元还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古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也难怪,这位咸丰九年的状元,虽是寿州北大街人,但16岁便离家,中间只有一次因守父孝回来过一次,故乡人大多没见过他。而今已是73岁,才得以返乡小住,真可谓“少小离乡老大回”了。邻里们能不盼望见一见当今皇上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的尊容吗?

这可忙坏了知州魏绍殷、总兵郭宝昌,他们决定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衣绵还乡的孙大人。1899年12月16日,知州率领文武官员,一大早便来到靖淮门列队迎候,沿途锦旗飘扬,鼓乐齐鸣,好一派热烈而隆重的场面!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太阳已从东方地平线升到头顶,知州万分焦急,“怎么还没来到?”这时一个衙役来报:孙大人早已从东门进城回“状元府”了。孙家鼐轻车简从、不愿惊动地方官员的行为,州人十分敬佩。

一天夜晚,孙公戴小帽,身着便服,手提灯笼,独自探望亲友。在他回府行至钟楼巷附近时,巧遇上都司率队查街巡逻,孙公便面墙而行,以示礼遇。不料被都司误认为是“行迹可疑的窃贼”,当即被缉拿带走。当他们来到“状元府”门前时,孙公要求叩门请人作保,守门人王兴见状大惊,痛斥都司妄行,这可吓坏了都司。次日,知州、总兵带着都司前来请罪,孙公不但没有怪罪,反而称赞都司忠于职守,并建议提升。一时间被州人传为佳话。

兴教重工荐人才

1900年(光绪二十七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西迁,孙家鼐奉诏至西安复任礼部尚书。1902年初,返京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后转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

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后,编修官刘廷琛上疏责备身为大学士的孙家鼐失职,孙不与争辩,后来皇帝命他推举御史,孙家鼐却独保刘廷琛。他这种对国家负责,不计前嫌的宽阔胸怀,受到世人的称赞。

孙家鼐重科学、兴实业,与马吉森创办安阳广益纱厂、与其子孙孙多森开办上海阜丰面粉厂、中孚银行,又投资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井陉矿务局、滦州煤矿、天津劝业道等民族工业。又如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所立之《寿州公学捐款题名记》碑文记载了孙家鼐“捐银一千两”一事,反映他重视教育,扶植家乡办学的维新救国精神。

孙家鼐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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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故乡安徽省寿县景观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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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始,到清未止,沿用了1300多年。科举制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的影响,是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的。它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在古代社会是最公开、公平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金榜题名是一个成语,最早出自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该成语的本义是指科举时代考生考中进士,荣登殿试录取榜单之上,后泛指考试被录取。

自隋唐创立科举考试以来,读书做官就成了天下士子求取功名的一条正途。据统计,从隋唐到明清的一千三百年间,产生过百万名以上举人,十万名以上进士,七百多名文武状元。“状元”一词,在唐代曾称为“状头”。殿试录取后放榜,位居榜首者就是“状头”。直到明代初年,朝廷才明确规定“状元”为一甲头名进士的专称。殿试是科考的最后冲刺,也是最荣耀的一场考试。按清朝规例,殿试之后,新科进士要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立于百官之后候旨。皇上驾临太和殿,宣读考取进士的名次,称作传胪或胪传,其实就是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这种方式成于宋代,明清时最为隆重。如此隆重的典礼,传出的佳话很多,怪事也不少。

以清代为例,读书人在县级考秀才。在省级考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全国(会试)考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笫三名称“探花”。其余叫“进士”,前三名保送进翰林院,其他进士须通过考试选拔后,才能进翰林院再读三年书。进入翰林院和状元是同一待遇。在清朝做大臣、宰相,进士出身还不行,须翰林出身。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四喜“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指称人生最大的四件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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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会陆续发表介绍中国历代〈金榜题名〉人物的图文,有喜欢的读者,可以在“今日头条”搜索上输入「林东加」三个字,即可查阅发表过的文章和图片,也请关注和点赞。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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