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牌位是怎么供到寺庙的（看懂日本的祭祀文化）

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永远都是心头抹不去的伤痛。

而最近几日， 4名日军甲级战犯的长生牌位竟然被供奉在了南京的玄奘寺，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引起了全民的愤怒。

● 网络图片

显然这一行为已经超越了宗教、超越了信仰，严重挑战了人类的良知。

日本的祭祀文化由来已久，下面就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探究“供奉战犯长生牌位”这一行径，究竟有多恶劣。

东亚国家基本都受儒家文化影响，依据儒家的生死观，人死后魂魄分离，魂掌管精神，魄掌管肉体，魂为天上的阳气，而魄代表地下的阴气，所以魂要升天成为神，魄要入地。

所以，要将肉体埋入土地成为坟墓，而祀魂则需要制作牌位放入寺庙。

在日本，儒家经典随着佛教在公元6世纪即已传入，但是一直到德川幕府（1603—1868），儒学才被尊为官学，而随着德川幕府的禁教政策，儒家的葬礼逐渐被负责民众信仰的佛教寺庙吸收，到18世纪初开始形成了牌位、佛坛、戒名制度，葬礼基本开始由僧侣主持。

但是由于佛教各个宗派的主张不一，葬礼可能稍微有些细微差别。

佛教的这些葬礼仪式后来也逐渐被神道所吸收，日本的神道也导入了“灵玺”（类似佛教的位牌）制度，牌位上记录有先祖及父母的姓名、位官等，称之为牌位、神主等。

神道的“灵玺”祭拜称为“二拜（行两礼）、二拍手（拍两次手）、一拜（行一次礼）”，而佛教的行礼则包括在安置位牌的佛坛前正坐行一礼，在牌位前上贡品，点蜡烛、点香，插入香炉，摇一下铃，合掌、灭蜡烛火，行礼。

招魂是中国的道教祭祀中的一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为了抚慰战争中阵亡的死者，同时也为了鼓舞战斗士气，在出征前已经修好的自己的坟墓前设置招魂场，这一做法后来普及全国。

明治维新后东京招魂社被明治天皇改为靖国神社。这就是靖国神社的来源。

靖国神社主要供奉有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逝者的灵位。

1978年10月，靖国神社宫司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判处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人的牌位移入神社合祭，把战争战犯当做英灵进行“慰灵”，“彰显”其功绩，这在某种意义就是在肯定战争、鼓励战争。

而历届日本政府官员的参拜，更是对这一行为的肯定，加速了日本的右倾化，引起东亚各国的强烈反对。

也正因为日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一方面在肯定侵略史，另一方面在鼓励战争，所以才有了日本民间以及教材不断地为侵略翻案。

我们对日本国内的靖国神社参拜都是如此坚决反对，更何况甲级战犯的牌位竟公然出现在备受战争摧残的南京？

这一问题已经无关信仰，而是关乎人类的良知。

众所周知，日本是拥有多重信仰的国家。神道作为日本固有的宗教，其祭祀设施即为神社。

神社里祭拜的有宗主之神、天地之神，还有一些伟人、义士都可成为供奉祭拜的对象，日本人称“八百万神”，山川河沼、草木岩森等都可能成为祭拜对象。

据日本文部省的资料，日本记录在册的神社有8.5万多个，加上未登记的，全日本应该超过10万，这也就是当你走在日本的街头，到处可以见到神社的原因。

如果去日本的话，可以看到有些称呼“神社”，有些是“大社”，也有称作“神宫”的，如贺茂神社、春日大社、平安神宫等。

近代以来，神社被纳入国家管理，一般公认的均称作“神社”，经过天皇的敕许才可能称为大社、神宫。一般祭拜天皇的称为神宫，祭拜皇族的称为“宫”。

战后日本政教分离，政府、皇室均不得直接干预神社，所以明治之前只有两个神社称为大社，而在战后，称大社的神社则迅速增加。

一般无论大小神社都可以看到鸟居，这是俗界与神界的区分，穿过鸟居意味着已经进入了神灵镇护的神域，可以经过参道直接抵达社殿，参道旁边有净手的手水舍，管理神社的社务所。

社殿由本殿（又称神殿）和拜殿组成，一般参拜的都是拜殿，拜殿的里面则有供奉神体的本殿。

● 鸟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的铁蹄所到之处，到处修建神社，据统计仅中国境内就修建神社达490多座。

供奉的祭神主要以天照大神与明治天皇为主，其原因不外乎天照大神作为日本民族的最大主神，是日本国土开发之神，而明治天皇作为“不可一世之英主”，就更不必多言。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通过建造神社，一方面可以怀柔土人，同化国风，另一方面则可以将神社视作占领、征服的象征，将侵略战争正当化。

日本信仰佛教者众多，在日本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和尚出没。

时至今日，不少日本人去世后，都要请当地和尚做法事，最后归葬寺庙。

佛教是在公元6世纪前后，随着汉字东传至日本的。早期的日本佛教以“镇护国家”的名义，获得了皇室、贵族的保护，佛教势力大幅扩张。

武士势力产生之后，日本进入了中世纪的混战时期，各地战乱不断，佛教为迎合社会大众的需要，简化修行程序，开始从上层的“贵族佛教”逐渐渗透至民间。

1543年，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西方人也登陆到日本岛，给古老的亚洲带来许多新鲜的器物之外，同时传来了基督教。

到德川幕府（1603）成立之时，日本人已经航海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日本甚至在东南亚建立起了“倭馆”。据传当时每50个日本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信仰基督教。

基督的信仰使得日本传统的宗教神道及佛教信仰人数大量减少，导致大量寺庙和神社的荒废。

日本开始颁布禁教令，严格镇压信仰基督教之人，同时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

从1635年至1639年，日本连续颁布锁国令，将中国、荷兰、朝鲜等的贸易限定在长崎，并规定日本人不得出海，海外的日本人也不得归国，同时对于信教之人采取强制改宗，并且活用五人组制度奖励密告，为证明已经改宗，幕府还强制要求民众到固定的寺院出具证明不信仰基督的文书（寺请证文）。

自此，日本民众无论是否已经真心改宗，至少名义上全部成为某个寺院的信徒。而寺院则根据信徒状况制作成类似现在的户籍册之类的文书，以方便给信徒出具证明。

从寺院方面看，佛教成为幕府对民众管理的重要组成，而对于民众来说，死后的葬礼则全部都交给了所属寺院。

这也就是如今日本人死后，仍然要请当地寺庙做法事，最后归葬寺庙的重要缘由。

明治维新之后，政府颁布了四民平等，神佛分离令（神道与佛教分离），结果遭受几百年佛教压抑民众迅速反弹，一时间废佛毁释运动在民间兴起。

寺院、经卷、佛像到处被毁，佛教遭受传入日本以来第一次重大的打击，基本丧失了传统的地位，开始被揶揄为只有死人之时才会有存在感的宗教。

1939年，距离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日本已经相继占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大半个中国已经沦落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5月，汪精卫公开投敌，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宫崎县，位于日本九州中部偏东南，比起日本其他地方来说，这里并无特殊之处，尤其在战争年代。

但是在1939年，宫崎县当局忽然找到了绝佳的机会刷一下存在感。

1940年是神武天皇（被认为是日本开国之祖、天皇之源）即位纪元2600年，早在1935年日本就成立了庆典筹备委员会，着手推进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在这个纪念活动方面，宫崎县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为神武天皇的神宫就在县内。

县知事相川胜六亲自出任纪念活动筹备会会长，提议建造一座能够体现“神皇”所谓“八紘一宇”精神的日本第一高塔。

这一提案在报纸上一经公布，马上就有雕刻家应募设计，并称“分文不取”，但提出一条件：“给点时间需要在县内到处走走，以在当地寻找点设计灵感”。

当他迈入宫崎神宫参拜之际，他看到了神宫两侧供奉的“御币”（类似“纸钱”），他想到以此组成形成一个盾的形状，很快他就设计好模型，开始施工。

塔高36.4米，正面刻有“八纮一宇”四个字，四周安置有象征武士的“荒御神”、象征商工人的“和御魂”、象征农耕人的“幸御魂”，象征渔人的“奇御魂”。

值得注意的是，塔的塔身全部用来自宫崎当地的石头，因为天皇家族出生的地方是当地。

但是塔的底座则由1789块石头建造，而这些石头全部都是日军各前线作战部队在各地抢劫掠夺而来，一边以彰显“皇军”的赫赫战功，一边则预示着“神皇”统治四方。

据记载，其中有238块来自中国，南京中山陵的麒麟石，泰山石，庐山石，黄鹤楼、朝鲜总督府、万里长城的石头都赫然其中。

虽历经风雨，至今依然清晰可辨，诉说着日军当年侵华的累累罪行。文/霍耀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