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1)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宅总有理

01

1987年,姜团长带队到铁岭演出。吆喝了一天,笑的老乡也没几个。姜团长心里直犯嘀咕,我能把全国人民逗笑,还不能把你们逗笑?为了找寻答案,姜团长跑去跟老乡聊天。老乡告诉他:

“你们这些节目有啥可乐的,跟俺们乡的老赵一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姜团长态度很端正。心说既然有这么一号人物,那咱们就去学习学习吧。一帮人买了票,去看老赵演出。一开始,姜团长还绷着,演出到一半,实在绷不住了,笑得浑身乱颤。回京后,他对央视的人说:

“赵本山是个人才,一定要把他安排进来。”

年底,春晚找演员。邹主任带人去铁岭见老赵,让他到招待所演一段。老赵脑子直,给了人家三张票,说你们来体育馆看演出吧。原意是,体育馆气氛好,你们可以感受观众的反应。结果三人觉得他太傲,扭头就走了。

剧团的人说:“你把人家得罪了知道不?”

一下子从铁岭去春晚,当时还是小人物的老赵,确实没有思想准备。

5岁那年,赵本山就没了母亲。2年后,父亲跟生产队队长干了一架,连夜跑了,丢下几个孩子跟爷爷过。一年下来,赵本山没吃过几顿饱饭。天天盼过年,能吃米饭、吃鸡蛋。一吃就吃顶了,梗在脖子里,几天都下不去。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赵本山有个盲人二叔,吹拉弹唱样样精。他从小跟二叔混,无论什么曲子,听两遍就会。16岁,老赵进公社文艺队,屁股还没坐热,一年后,文艺队解散了。他只能扛锄头回家种地,两手种起了茧子。

1978年,莲花乡宣传委员骑车从他家门口过,老赵都快哭了:

“老师,咱成立个戏班吧,种地太苦了。”

第二年,公社成立曲艺团,总算不用种地了。进团后,赵本山开始大量接触二人转。因天赋过人,两三年下来,成了台柱子。跟着剧团四处表演,名声震动乡间十里。两年后,县剧团为了挖他,给他解决了户口农转非,安排了房子,还让他爹去烧锅炉。

进县城的梦,就这么轻易实现了。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2)

「戏曲电视《摔三弦》」

然而还没完。1981年,铁岭文工团写了个《摔三弦》。剧中盲人张志,是个吹拉弹唱的高手。放眼望去,这个角色非老赵莫属。老赵也争气,把盲人演得活灵活现。《摔三弦》一炮而红,本山拿了全省一等奖。《摔》被拍成电视剧后,又拿下中国电视剧鹰像奖。

差点被困在莲花乡种一辈子地的老赵觉得,这下自己能在铁岭站稳脚跟了。

至于上春晚的梦,连做都没做过。

后来才知道,这路上的苦啊,比种地难多了。

02

邹主任回北京后,叫本山去排了节目,又把他打发回了铁岭。见那边迟迟不发话,剧团领导给老赵出主意,让他拿10瓶茅台去找人。

老赵到了北京,根本不知道找谁,在宾馆里一天吹一瓶茅台。喝光后,回剧团说:

“东西送了,没用!”

就在本山以为没戏时,春晚让他在哈尔滨分会场演了一出《跳大神》。录像结束,全铁岭都知道他要上春晚,三十晚上等着看。可直到节目播完,也没瞧见赵本山的脸。后来给的理由是:现场录音不合格。

那年老赵脸上无光,都不敢在外面走动。

第二年,他又拿着小品《老有少心》去北京,排得挺顺。结果中途来人看了说,这东北话太浓了,不适合。临门一脚,又给砍了下来。哪想到不久,黄宏和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大火。上头一看,东北话没问题啊。

终于,1990年,《老有少心》改名《相亲》,让他登上了春晚。

一来二去,本山明白了:自己这趟京城能进不能进,全拴在人家一句话上。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3)

「小品《相亲》」

老赵心里清楚,光有《相亲》还不够,看戏的人记性不好,你不多上几次,人家就把你忘了。当时,小品还是赵丽蓉的天下。老乡里还有黄宏、潘长江、巩汉林,竞争十分激烈。每年带节目进城搏杀,本山都很忐忑。

1994年,他和新搭档范伟带着《儿子大了》进京参选。在一家咖啡厅里,十来位导演看完表演,一点儿没笑。节目演完,范伟满头大汗。邹主任摇摇头,让他们回去。那天的心情,拿范伟的话说就是:

“大家审视着你,时间一点点走着,我们也一点点由希望到绝望。”

这种“从希望到绝望”,老赵太熟悉不过。残酷在于,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阶段。哪怕节目定了,也有可能临时撤下去。1995年,写《摔三弦》的崔凯给老赵写《红高粱模特队》。都快好了,崔接到总导演电话,说看到有个乡干部因陪酒致死的新闻,能不能写一个批评基层大吃大喝现象的作品。

崔说,能上我就写,不能过就算逑。收到的答复是:替老百姓说话可以,但要把握好分寸。

那年,“希望工程”叫得很响。崔凯把公款吃喝跟贫困学校联系到一起,写了个“牛大叔”讽刺“马乡长”的《牛大叔提干》。小品到基层演完,又过了几次审,都没问题。眼看除夕了,导演忽然说,有人看了不高兴,讽刺乡长是不可以的。老赵问:

“之前怎么不说?这都啥时候了。说毙就毙?”

后来的意见是:乡长改乡镇企业的经理,不改就别上了。

为了保住节目,本山只能认怂。

小品里那个“扯蛋”的包袱,赵本山一度打算演出当晚再加进去。崔凯劝他,你要敢这么干,以后就没你这号人了。于是跑去跟导演组商量。上头想了想,也觉得删改后不好笑,同意把“扯蛋”加进去。至于原稿里,范伟说甲鱼蛋大补,要留给重要客人,本山拎着蛋说“四个重要客人三个王八蛋,这我分不了”,这一段是无论如何不能送到观众耳朵里的。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4)

「“我在这儿玻璃没办成,学会扯蛋了!”」

前后二十多年,老赵的许多智慧,都周旋在了这里面。

跟高秀敏合演的《拜年》里,范乡长是没毛病的,主要是群众心眼儿小,还问候人家“咋啦?腐败啦?”。跟范伟合演的《三鞭子》里,下来考察的人是体恤民情的,主要司机不是个东西。为了演好这个小品,老赵梗着红脖子嚷台词,事后跟人说:“演得太难受了。喜剧一说教,演的人就难受。”

所以到后来,老赵也累了,不再搞这一路民生题材,转而去《卖拐》,嘲讽起人性。眼睛一闭一睁,十来年过去,自己成了小品王。

起初,是他想上,要挣脸面、挣家业。

后来,是不想上也得上了。

老一辈的艺术家,散的散,走的走,留在台上的都不怎么可乐了。每到大年三十,全国人民等着看呢,能不去吗?每到年底,一进排练屋,老赵“扑通”一声就跪地上,对着灯起誓:“明年再也不来了。”

导演组一劝,还是得来。

后头几年,为了一个节目,赵本山整宿整宿失眠。压力大的时候,拉开窗对着外面狂喊。明知道节目不可乐,硬上也得上。跟宋丹丹弩着劲儿演完《火炬手》后,两人下台抱头痛哭:“这要不是我俩,肯定就砸了!”

范伟告辞,宋丹丹打死也不去了。搭档一个个躲,老赵只好带着徒弟们去。《不差钱》也是前一个节目没了,临时硬攒的局。2013年,由于“洗浴中心”这个无法调和的矛盾,老赵亲手把一个时代的幕帘拉上了。

跟龙永图博鳌论道时,老赵才敢说心里话:

“我们给13亿人带去快乐,就这几个经营快乐的人他不快乐…”

03

1984年,《摔三弦》拍成电视剧后,70多个盲人跑铁岭围堵老赵,说他嘲笑残障人士,死活要剜他眼睛。也就是那年,陈佩斯拉着朱时茂上春晚吃面条,正式推出了一个叫小品的东西,也算是给本山铺了路。

《吃面条》的火爆,完全是个偶然。那时,陈、朱二人是八一厂的演员,排队打电话的时候闲聊,说这出去慰问演出,人家有诗朗诵有歌舞,咱们也要弄个节目吧。于是把电影厂招演员的片段编成了小短剧。哪想到,每演一处,观众都快笑岔气了。没多久,两人就被推荐到春晚剧组。

那才第二届春晚,有人对导演黄一鹤说,一个语言节目,把人给笑成这样,是不是太不严肃,这要是播出去出了事怎么办?黄说,让他们上,出了事我顶着。一夜之间,陈佩斯成了全国最红的小品演员。

可实际上,老陈最想干的是导演。

陈佩斯出身于文艺之家,老爸陈强是新中国演员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80来岁还跑去给姜文客串《鬼子来了》。跟老赵不一样,通过文艺摆脱穷困的渴望,他是没有那么强烈的。一开始,他没想过演戏。要不是在内蒙古插队饿得都快没人样了,也不会去考演员。

残酷的是,一连考了三个团,都觉得他太普通。最后是陈强去八一厂求人,厂里说:“我们这里缺演地痞流氓的,他愿意就来吧。”

转折发生在1979年。“文革”结束后,陈强回归大银幕,出演喜剧《瞧这一家子》。之前跑龙套的佩斯,在戏里表现出极强的喜剧天赋。演完这部戏,陈强发现儿子不一般,演匪兵地痞,着实委屈他了。

就说:“我看你适合喜剧,你去试试。老百姓活得太苦了,需要为他们带来快乐。”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5)

「电影《瞧这一家子》」

1982年,陈佩斯在《夕照街》中出演“二子”,并发明了一句“拜拜呐您嘞!”。很快,他就不只满足于表演,自己找编剧写了个《十万火急》,拿给八一厂。审核过了,一看剧组名单,居然没有自己。

第二个本子,倒是进了组,导演又不是他。就在这时,《吃面条》带来的一夜成名的效应,为拍喜剧电影打开了局面。

当时,电影还处于计划经济,只有几个电影厂有拍摄资格。陈佩斯写了个《父与子》,把本子拿给西影厂,结果人家看了,说你这个太娱乐、太低级,我们要拍文艺片。又去找北影,北影也瞧不上,不拍。

陈佩斯万般无奈,只好找到深圳一家音像公司,拉投资拍片。拍到一半,上头有人说:“你们这个没有厂标,拍了也别想放。”气得陈强老爷子去局里拍了桌子。最终,《父与子》由中影收购发行,成了新中国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以为开了张,局面能越来越好呢。

哪想到后面一步比一步糟心。

04

陈佩斯“比不上”老赵的一点,是做事不懂变通。他在八一厂那几年,已经扬名天下了,级别还是很低,连个房子都没捞到。1986年转业前,还跟陈强老爷子挤在一起生活。

人家给的评价叫做:

“这小子,人事不通。”

老陈骨头有点硬,1989年,自己掏钱在昌平盖了间砖房。没事儿就坐在国道边上抽烟,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想:“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

他想好了,实在干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去十三陵摆摊,给人家刻印章去。

打那时起,他一年到头分成两段。上半年,写本子、拍电影,下半年,写小品、排节目。万万没想到,10年后,两条路都趟没了。

每到下半年,为了节目出彩,老陈整宿整宿熬夜。他一没有现成包袱,二不开残障玩笑,段子都是原创。《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都是从生活经验出发,嫁接戏剧冲突。后来,朱时茂回忆:

“那时佩斯天天熬夜写本子,写得老厚老厚的。我还以为是用毛笔写的。”

大年三十晚上,全国观众笑的那十来分钟,花掉的是老陈好几个月。

这里面,自然也少不了跟老赵一样的遭遇。无奈之中,都是周旋、隐忍。1998年演完《王爷与邮差》后主动退出,一方面是因为版权纠纷,还有一方面,是陈佩斯觉得束缚,自己的喜剧探索,走不通。

接受易立竞采访时,他还聊呢:“在那里工作的都是‘爷’,谁都惹不起。”

老陈多次想延展喜剧的表现形式,玩些新花样,都未被采纳。《警察与小偷》,屡次审改,删掉了一半包袱。《王爷与邮差》准备的声效光碟,现场没给他放。

那天夜里,一下台,老陈就掉了泪。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6)

「小品《王爷与邮差》」

与此同时,电影也走到了尽头。

拍完《父与子》后,陈佩斯写了个《嘿哥们儿》,拿给长影。长影接是接了,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喜剧色彩全无,主角成了高大全。陈佩斯扭身就走了。

那时大家对娱乐片没什么概念,各大电影厂对喜剧不屑一顾,认为不够严肃。他主演《少爷的磨难》,卖了1000多个拷贝,结果被批评为“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连导演吴贻弓都被人说“堕落了”。

尽管大氛围如此,1991年,陈佩斯还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打算在喜剧这条路上磕下去,把“二子电影”做成一个系列。编剧、导演、投资,都是他自己找,厂标也要花钱买。为了凑钱,在拍电影和排小品的间隙,不得不四处走穴、跑关系。为了省钱,陈强老爷子一把年纪还得上阵。

那正是改革的年份,电影从中影统购卖拷贝向市场经济过度。由于陈佩斯的喜剧娱乐性十足,不管政策怎么变,都没在票房上吃过亏。全国统销时,《爷俩开歌厅》拷贝数卖到全国第三。各省自行购买时,《编外丈夫》全国前五。等到算票房了,投资400万的《太后吉祥》,票房1300万。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7)

「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

不但数据不吃亏,在喜剧探索上,陈佩斯也拉足了架势。“二子系列”涉及当时社会上的一切话题,高考、办证、下海…用史航的话说,这部平民电影就是老百姓的《起居注》,一直往下拍,拍好了,就是中国版《寅次郎的故事》。关键在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系统的喜剧商业片。老陈是先驱。

可就是赚不到钱。

每部新片上映,刚够填补窟窿。再拍,又重新拉投资,再填窟窿,很难有盈利。老陈研究了一下才知道,偷瞒票房太吓人了。他派人去河北监票,排7场的地方报3场,明明100个观众,给你报成10 个。1997年,《好汉三条半》与《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卖得好好的,突然被撤,要看只能去郊区。

一查,老陈明白了:

人家的投资和发行,原来是一家。

从那之后,陈佩斯再没参与喜剧电影。了解他的人都说,他这个人,轴,你让他搞喜剧砸锅卖铁可以,让他向游戏规则低头下跪不行。

不知随着时代进步,当年的“二子系列”能否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一朵绚烂奇葩。

反正老陈是想清楚了:

“我呀,再也不想被盘剥了。”

05

1987年去铁岭的姜团长八成没想到,先后推荐陈佩斯和赵本山上春晚,90年代小品迎来星光灿烂,相声却没落了。也就是第二年,北京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入团的郭德纲,从此开始了北漂伤心之旅。

老郭的出身,没佩斯好,也没本山那么惨。他父亲是警察,母亲是教师。小时候,两人上班,郭德纲就在红桥俱乐部看演出。耳濡目染下,对曲艺爱得一塌糊涂。先是跟高祥凯学了评书,又跟常宝霆学说相声。

几年下来,传统段子烂熟于胸。学艺期间,又搞到六本传统相声文本。那是内部资料,市面上根本没有。老郭每日茶不思饭不想,逮着相声就是一通猛嗑。

打小他就清楚,一辈子都要干这个。

十来岁时,郭德纲加入天津曲艺团青年队,给人捧哏。评书、戏曲、相声,一样不落。1988年,听说北京招人,他立马就去了。那一年春晚,牛群说《巧立名目》火了。老郭觉得,自己努努劲儿,也能吃这碗饭。

到了北京,风头没出,倒是遇见一个叫杨红的藏族小伙。老郭没料到,几年后,这个好喝酒的年轻人红遍全国,并有了艺名:洛桑。

那时,像他这样苦练传统相声的人没饭吃,杨红这种半路出家改行说相声的舞蹈演员,却红到人尽皆知。不知老郭是什么心情。

第一次进北京,郭德纲没能如愿留下。1992年,回到天津的他只能混小剧团。那时,民间曲艺萧条。四处走穴赚钱的,都是电视明星。他只能去乡下唱评剧,勉强糊口。演戏的时候,台底下每叫一声好,剧团多给五毛钱。

有时,就为这五毛钱,演员之间能打起来。

团员经常自嘲说:

“远瞧逃难的,近瞧要饭的,走近留神看,梆子剧院的。”

不久,老郭又去北京待了两天,觉得失落。回天津后,他想搞剧场,租金五千一个月,哪儿有这个钱啊。咬牙揽下来,结果到处欠债,被逼得卖房。老郭不甘心。当时他躁得,跟扛着10瓶茅台进京的本山大叔差不多。

看看电视上,那么多不如自己的人都出名了,他也想出。挣大钱,一场八万,走哪儿哪儿都有人求签名,最好都管他叫艺术家。

两眼一闭,带着几千块钱,老郭当了北漂。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8)

「北漂男人郭德纲」

很不幸的是,名没赚到,苦吃了不少。1995年秋,老郭在北京租了个八平米的小屋,除了床什么都没有。每天坐一小板凳上,伏床写字。没多久,他认识一个自称央视的人,要给介绍工作。结果去一看,是个小戏团。老郭在那里唱了两个月,一分钱都没拿到。

拿不到钱,他不肯走。每天靠大葱蘸酱把命吊着。很长一段时间,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去唱戏。后来,车坏了,又赶上一天夜里错过末班车,没钱打出租,他走了一整夜才到家。途中遇到一司机,老郭把手表撸下来,说师傅这给你,求你带我一程吧。司机理都不理他。

路过一处天桥,看着夜空中两三点星,寒风瑟瑟,老郭当时两行泪就下来了。

那些日子,被老郭形容为“万念俱灰”。从头到尾,他都没能靠相声挣钱。最穷的时候,交不起房租时,等夜深人静了,翻墙出去买点面粉熬成浆糊吃。一次发高烧,爬出屋,把呼机卖了十块钱买药,路上差点没晕死过去…

那时什么都干了,就是没地方说相声。

老郭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

结果这一苦,就是整整十年。

06

1996年,郭德纲偶然路过一间茶馆,看见俩孩子在台上说相声,他就进去了。后来他常去,两方混熟了,他才说实话:

“我也是干这个的。”

茶馆经理让他上去票了一段,拉着他的手说:“郭先生,你留下吧。”

就这么着,一心想上电视说相声的老郭,回到了几乎无人问津的剧场。在茶馆里说了两年,郭德纲爱上了那种伸缩自如、无拘无束的气氛。可打开电视时,他又有点怕,自己跟电视里的不一样。照这么说下去,何时是个头啊?

“难道我一辈子就只能在茶馆里混饭吃?”

也就是那两年,老郭心态起了巨大变化。相声的根,就是从天桥来的。它原本就不是什么高雅艺术,不过是手艺人为了养家糊口磨炼的技艺。本质上,是为了让人乐,不是说要教育人家一个什么东西。在剧场里说相声,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相声的喜剧功用。随着北京相声圈一些老艺人加入,大家把传统相声的光彩亮出来,老郭明白了:相声,就该在这儿说。

很快也看透了:自己是真心爱相声,上不了电视,出不了名,算逑。

人活着一辈子,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够了。

能在茶馆里把相声说下去,也行。

可就这点小心愿,老天爷也没满足他。

那十年里,老郭成立的北京相声大会,换了四五处场所,经常因拿不出租场的钱被人家撵走。因为说相声一直不赚钱,加入大会的人,来来去去。为了支撑这件事,老郭写剧本、做主持,开发各种副业往里面填坑。一个月,少说两三千,多则七八千。当时,他参加一档叫《超级大赢家》的节目,48小时封闭生活挑战,隔着橱窗给人家表演,当猴一样被人围观,就为了赚这个钱。

就为了能站在剧场里,多说几段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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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10)

「48小时的生存挑战,橱窗里的郭德纲」

几经停办后,2002年,他和张文顺、李菁在广德楼继续相声大会。拿张老爷子话说,想当年,这是曲艺界“圣地”,现在改“剩地”,全北京说相声的,就这一个地方了。偏就这么一个地方,死活不赚钱。来听的,多则十来人,少的时候,就一两个。有一天,来了一位。老郭一上台就说:

“您要是上厕所,提前跟我打招呼。咱后台比你人多,想跑你可跑不了。”

往往是大家忙活一下午,还凑不够一顿饭钱。只等天冷的时候,都去门口打快板儿吆喝,让路人进去喝热茶,顺便捞几个听相声。

这十年里,几多辛酸,几多凄凉,都被老郭写进了《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那与其说是相声,毋如说是控诉。除了把自家辛酸写成段子,郭德纲讲了讲为什么相声沦落了,观众们不爱听了。老郭的观点很简单:这都是被某些尝到甜头的人搅和的,这些人,把持主流媒体,以教化之名设置哨卡,谁能进来,谁该出去,票在他们手上,搞来搞去,货真价实的没了,歪瓜裂枣一堆堆的。

老郭开玩笑说,这一行里,厨子、保安居多,临时学两段,就敢上电视、当明星,靠一嘴乱七八糟的功夫、常年一个段子骗吃骗喝,全国各地骗就行了。

而打小学这行,下了苦功夫的,都被逼得没地方说,全走了。相声这门传统艺术走到这个地步,跟那些鱼目混珠的人脱不了干系。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11)

「《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

那天,老郭说完,手心发凉。低头一看前排观众,哭了一大片。

后台谦儿哥听完,也掉下泪来。

遇见老郭之前,于谦也爱相声,可没地儿说。他曾在剧团挂名演出,一个月工资五块钱。没辙,只好去演电视、当编剧。

相声里,老郭改了《茶馆》里的话。

冲着台底下喊:

“我爱相声,可谁他妈爱我呀!”

07

在1999年出版的《民俗读物》的序言里,老郭曾写下自己对相声的痴迷。还说,成角儿,靠的是命,这不能强求,只要能把相声一直说下去,足矣。同样是那一年,知了“天命”的陈佩斯,彻底告别了小品和电影。

陈强老爷子,一辈子沉浮,荣辱都受过。评百大明星,特意给他授予“最佳反派”,荣光万丈;等到了浩劫,被人拉出去,背上抽出一条条血印子。这些事陈佩斯看在眼里,早就明白了:名利都是烟云,人要活得对得住自己。

两条路都被堵死后,老陈还是放不下喜剧,想在这件事上多少拿出点建树。思来想去,最后瞅准了话剧。2001年,全国话剧市场最差的时候。他带着一帮没名气的演员和话剧《托儿》,硬生生地在全国演出了上千万的票房。为了筹备资金,只好露脸接广告。去小剧院演出时,厕所就在舞台边上。大家先扫厕所,再上台排练。一年里不知睡了多少次地铺。

一个萧条的市场,愣是让他盘活了。

话剧劳神,不像电影,演完收票房。你演一场,挣的是一场的钱。朱时茂给他串过一次戏,太累,就再也不去了。后来劝他说:“一个电视剧,一晚上几亿观众,何苦每天让自己在台上东奔西跑,费力劳心?”

陈佩斯不干,他宁愿这样。只有这样,他在喜剧上琢磨的那些巧思,才能自由地施展。出去赚每一分钱,凭的都是自家力气,不用看人家脸色。对老郭来说,这事儿也一样。之所以能在台上那么硬气,是他知道,德云社兴衰,命在观众的手里。他靠本事卖票,只要观众爱听,自己就饿不死。

《主角与配角》里面说得好啊:

“你管得了我,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

只不过,老郭不像老陈,骨头天生那么硬,不肯卑躬屈膝。纯粹是被逼出来的呀。第三次进京时,他也想投诚,穿个小西装,梳个小分头,一场一百块钱跟着一起混,结果连这个机会都没捞到。拿他自己话说:

“当初但凡有个有文化的说,来,让他来,留在手底下当个马仔,我就认投了。我愿意给你当狗,你怕我咬你,你非把我轰出去,结果我成了龙了。”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12)

赵本山和高秀敏包饺子(喜剧的忧伤本山怂)(13)

赚到了钱,老陈还有追求,最大的心愿,是留下好作品,探求更深的喜剧理论。他觉得一个艺人,不出作品是不行的。老郭这边,德云社最红火的头几年,外界都说他振兴相声。他不是没动过心思,要为相声做点事。

2011年,德云社搞了个大型相声剧,《中国相声史》,讲述一代代相声艺人的沉浮往事,希望大家能清楚相声的不易。结果演出当中,不断有观众起哄“退票”。向来对衣食父母客气的老郭上台,笑脸怒骂:

“你敢站出来告诉我你是谁吗?再这么闹你就给我出去!”

后来,相声剧再没怎么演。刚红的那阵儿,郭德纲总是说,我喜欢相声,不希望它就这么没了。后来,老郭长叹一声说:

“没了就没了吧,元杂剧不也没了吗?”

同样是2011年,老赵最后一次登台。王小利说要看本山的节目,老赵自嘲说:“拉倒吧,可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大张脸。我不喜欢他,咱们喝酒吧。”

话音未落,观众爆笑,老赵也跟着笑了。

拿老赵1999年调侃崔永元的话说就是: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节目了,说你表演有特点,一笑,像哭似的。”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东东枪

[2]《走到今天,是不幸中的有幸》,腾讯封面人物

[3]《赵本山的铁岭发迹》,《三联生活周刊》

[4]《和本山一起突破春晚审查》,《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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