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守山海关将领（明末登莱之乱时的蓬莱知县秦世英）

在古代，一个官员在仕途上能取得多大成就，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出身背景，二是为官之道，第三就是“运气”。

这三点当中，出身背景由先天决定，为官之道也有迹可循，总之大体都可以提前预知。唯独“运气”有些虚无缥缈，而它也时常成为左右仕途成败的关键因素。

大凡来说，每到一处地方，总是风调雨顺、太平无事，不用太费力气就可以取得政绩，则谓之“官运亨通”。反之，在不同地方连续遇到糟心事务，即便宵衣旰食也难以出彩，则谓之“官运不济”。

官运亨通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而官运不济的情况，也不算少见。本文要介绍的人物，就是一个官运不济的例子。他的名字叫做秦世英，明崇祯四年至五年之间担任登州府蓬莱县知县。

对胶东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从崇祯四年至五年这个时间段上，应该就能猜出个大概。没错，孔有德叛军发动登莱之乱时，秦世英正好就在蓬莱县任职。

当时的蓬莱县，不仅是登州府城所在，而且系登莱巡抚之驻地。有如此多的上司在城中，秦世英的自主权显然有限。实际上，在叛军攻打登州城期间，负责城防事务的主官就是登莱巡抚孙元化（表现好与坏另说）。也就是说，后来登州城的失陷，与秦世英的关系并不大。但这场“飞来横祸”，却让他的仕途跌入谷底。

叛军进城之后，将上至登莱巡抚孙元化、下至蓬莱知县秦世英等大小官员一并俘获囚禁。对此，《崇祯实录》记载道：

“辛丑，登州城陷。……夜漏十刻，内应合，开东门，杀官吏绅民几尽，执元化及兵备道宋光兰、知府吴维城、同知贾杰、知县秦世英及乡绅梁之垣，拘于游击耿仲明宅。”

由于孙元化之前对孔有德等人有恩，加之后者企图利用他向明廷提谈判条件，因此过了几天之后，叛军将这些官员释放，让他们经海路进入明廷控制地界。

在叛军这边，孙元化、秦世英等人虽然死里逃生。但在明廷那面，却难脱失土之责。最终，孙元化被问斩，而秦世英等被判处流徙充军。《山西通志》载：

“秦世英，陕西三原人，进士，蓬莱知县。后戍阳和，讲学赋诗，与诸士为忘年交，后赦回。至今后学思之。”

按照这段记载，秦世英的仕途在登莱之乱后就已经终结。他被充军到了山西的“阳和卫”，与当地文人讲学赋诗，后来被恩敕回乡，平淡终此一生.

看到此处，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登莱之乱中受到牵连的官员很多，为何单单说秦世英“官运不济”？说起来，这就与他之前一段经历有关。

调任蓬莱之前，秦世英曾在北直的遵化担任知县。遵化位于山海关与京师之间，地当要冲。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当中，后金军曾攻破此城。对于明朝的官员来说，遵化知县绝非一个好差事。在这种背景下，秦世英大概也自认为此地不可久留，于是谋求调到其他地方。

当时的蓬莱，虽然也算是海上前线。但由于后金军不擅水战，这里的风险显然要低一些。因此，秦世英从遵化调任蓬莱，本以为可以做个安稳官。但没想到却从一个“火坑”跳到了另一个“陷阱”，前脚刚离开己巳之变的伤心地，后脚就赶上了登莱之乱的爆发。如此来看，他的官运也实属不济。

秦世英官运不济的案例，在明末的官场上可能广为人知。东林文士杨士聪就曾在《玉堂荟记》中专门提及此事，称：“遵化知县秦世英，己未进士，忽调蓬莱，盖以遵化经己巳之警，不为善地，登州僻处一隅，可自固也。未几，孔有德发难吴桥，旋破登州，世英死焉。……以此见祸福之来，非人所得而趋避矣。”

在这段记载当中，“世英死焉”应属讹传，但并不影响最后那句总结中蕴含的道理。在官场沉浮，运气是好还是坏，谁又能提前知道呢？（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