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赵焕章是哪里人(赵焕章农村三部曲)

来源:《海风》 2012年第2期

导演赵焕章是哪里人(赵焕章农村三部曲)(1)

赵焕章

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在洋洋百年历程中,书写着中国电影的辉煌,其中农村题材的影片也是硕果累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喜盈门》,可以说是红遍全国,据统计,观众达5亿多人次,这是当今导演不敢想的数字。而这样一部被称作“又纯又正”的农村影片却诞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更是一个奇迹。执导这部电影的就是上影厂的著名导演赵焕章。在而后的4年里,他又先后导演了脍炙人口的农村片《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这两部影片与先前的《喜盈门》合称为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部曲”荣获的金鸡、百花等奖项竟达10个之多,这在中国导演中恐怕也是罕见的。

当年的英雄今何在?不仅我们的农民兄弟们想念他,我们圈内的同仁也不时提起他,因为这“三部曲”,不论在上影厂,甚至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个亮点。当年这几部电影的创作、拍摄和制作的成功经验,对今天来说,依然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正是这个缘由,我开始寻访这位当年的红导演。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没想到我几经打听的赵焕章现在的寓所与我居住地只有一路之隔。当我见到他时,显然兴奋异常。81岁的赵焕章依然身板挺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遗憾的是他老伴多病缠身,离不开他的照料;且两人越老越相爱,只要离开一小时,老伴就会用床边的电话召唤他。为不影响老人,那天我们的访谈就安排在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里。赵焕章,不,现在该改称赵老了,他为我泡了茶,连连说,让你坐在这个地方,实在抱歉。我笑着说,这比你当年下农村生活的条件好多了。说得他也大笑起来。就这样,当年的“三部曲”,在我俩谈笑中,犹如在影院里一般又重映起来。

当导演之前他曾是位演员

记者:赵老,你的农村“三部曲”,当年红遍全国。你那么尽心于拍摄农村片,这是否与你很熟悉农村生活有关?

赵焕章:其实农村和农民生活最初与我并不很密切。我是山东省利津县人,生于1930年,小时候喜欢读书,而且读得不错。所以,我虽出生在县城,可念高中时,已去济南了。

当时到城里,我心里还是很得意的,有种优越感,而且还赶上了好时机,1948年济南就解放了。我在省城毕业后就参加了山东省文联人民文工团,后来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所以有机会在山大的戏剧专业学习。当时,团里的大部分人员都来自农村,非常朴实,身上有一股劳动气息。在文工团的时候我当演员,我演过话剧,也演过电影,我演的第一部大戏就是一部农村片,名字叫《王秀凤》,那时我刚19岁,但在片子里饰演的却是王秀凤的老公公。

记者:那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赵焕章:这是1952年,我从山东老区,算是“调干”来到上影厂。记得当时同来上海的有四十几个人。那年正是上海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合并,也就是民营电影国有化改造。进电影厂后,我开始当演员,曾演过老导演沈浮的《斩断魔爪》等戏。但慢慢地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学导演,于是从场记干起,到助理导演、副导演,再升为导演。其间,参加过《羊城暗哨》《小康人家》《鲁迅生平》《向海洋》等影片的拍摄;到拍摄《水手长的故事》《碧玉簪》《黄浦江的故事》等影片时,我已是助理导演了。“文革”期间,我与大家一样被下放到干校劳动。1972年,为拍摄群众文艺会演的小戏,我被调回厂里,开始导演小型戏曲片,后来才有了导演故事片的机会。这期间,我先后导演过《一副保险带》《新歌欢舞》《小小歌舞》《管得好》《战船台》《新风歌》《风浪》《海之恋》《这不是误会》《八仙的传说》等影片。1980年,我升任为导演,后来又被评为国家一级导演。

导演赵焕章是哪里人(赵焕章农村三部曲)(2)

《喜盈门》一场笑声180次

记者:这农村三部曲,第一部是《喜盈门》,当时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片子的? 赵焕章:说起《喜盈门》,那还得提起我在“文革”期间拍过的一个吕剧小戏叫《管得好》。这是个山东参加全国汇演的本子,作者是辛显令,当时在文化馆工作,平时写点诗歌,还搞小戏。正因为我拍过他写的戏,所以“文革”后,他想写故事片,问我行不行?我说,行啊。但鼓励的同时,我对他说,前期那些“小戏”都是为政策服务的,这不行。如果要写,应尊重电影的规律,要懂得电影如何反映生活。为此,我建议,应该探究永恒的主题。辛显令出手很快,不久就拿出修水库的本子。但一看,老毛病改也难,本子虽然也有人物有情节,但依然在图解政策,这马上就被否定了。我问他还有什么故事,他想了想说,在下面调研时,有家老人为了儿子结婚,让出了自己的住房,而住到了原来放置农具的西边房,结果“狠心”媳妇却不让公公出门经过中间的“走道”,公公只能把窗户当通道,每天“爬进爬出”。此事在乡里引起很大反响。我一听,觉得有戏,这“孝顺”关联到传统美德。我琢磨着通过电影讲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农村家庭故事,于是告诉辛显令,此题材有点意思,要他继续收集素材,完善这个故事。这就是后来《喜盈门》的最初原型。

记者:听说这本子写好后,没有马上投拍?

赵焕章:对,《喜盈门》写出来了,但我感到当时似乎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家还都陷在“伤痕电影”、“反思电影”中,农村题材的片子没人重视。机会来了,1979年底,《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问题,立马引起各电影厂的重视,大家纷纷抓起了农村片。我对厂里说,山东有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很好。厂里马上要我把本子拿来,几个领导一看,都觉得基础很好。

就这样,辛显令被请到上海,住进了永福路的上影招待所。自此我开始帮助他修改剧本,足足改了两个月。那时我们熬夜再加上抽烟抽得厉害,每个人张开嘴,舌头都是黑的。乡下人被请到上海改电影,对当地来说,是件大事,从村镇到县里,领导都很重视。当时,我有权利帮助修改,但拍不拍我没有决定权。所以,我还真担心,让人家来,千改万改,万一不拍怎么向当地父老交待。情急之中,我想到了王世祯,他是上海影协的秘书长,又是《电影新作》的主编。我想,请他看看,剧本是否可发表?如能发表,到时不拍也算有个交代。没想到,世祯老看后,不仅决定发表,而且还发了个头篇。

1980年初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问题成为了社会的焦点。所以,《喜盈门》很快通过审查,这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之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正式开拍。

记者:这部片子,甫一亮相就受到欢迎,特别是在农村,能否说一说当时的盛况?

赵焕章:那时各个厂都有个传统,就是影片完成后要有答谢放映,我们带着留厂拷贝巡回演出似的一级级往下跑。因为是上影拍的,就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我都数得清楚,应该是在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那里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我就感慨,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老乡真正懂得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这部片子是在咱山东平度拍的。我记得那天下雨,但观众都坚持看完了,我们还开了个小型座谈会,也就是请农民谈谈感受。我一直记得一个农村老汉。他说,自己在看的时候,还注意观察四周的小媳妇、小伙子。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害羞,低着头。哈哈大笑的,往往是比较孝顺老人的;而害羞的,低头的,往往不太孝顺。所以,不孝顺的人看着电影觉得难为情。我想,这个老农不简单。后来评论《喜盈门》的文章很多,但我至今都觉得这位老农的评论是最棒的,他是权威的评论家。

导演赵焕章是哪里人(赵焕章农村三部曲)(3)

《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记者:我曾看过一份报道,据各地电影发行放映部门的反馈,你30年前拍的《喜盈门》,至今在农村仍是复映率最高的影片之一,这说明传统美德也是永恒主题。当时,《喜盈门》一登场就大受欢迎,就这促使你续写“第二曲”?

赵焕章:是啊。这第二部曲就是《咱们的牛百岁》。写《喜盈门》的辛显令在文化馆工作,而写《咱们的牛百岁》的袁学强就是个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作。当我拍完《喜盈门》,还想为家乡拍个新戏,于是就让《喜盈门》的副导演武文朴到山东转一圈看看。当时在烟台正召开一个创作会议,看了推荐的一些作家的作品,觉得都不行。这时武文朴告诉我,听说还有个小说不错,发表在《泉城》杂志上,叫《庄稼人的脚步》,作者袁学强。其实袁学强那天也在创作会现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没有自我推荐的意识,坐在角落里任凭别人“毛遂自荐”。当我看完其小说,立时觉得不错,就决定改编。同样,他也被请到了上影文学部招待所。

记者:袁学强是个农民,请到上海,你教他学写电影?这得花多少心血啊!

赵焕章:当时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上影文学部招待所门卫一见到我来了,就笑着说,赵导来了,今晚不到深夜12点是关不了门的。

说实话,他们对电影虽不懂,但人聪明,又肯学,这使我很有信心。袁学强和辛显令一样,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真正“触电”却是刚开始。为使他们放下包袱,倾尽全力,我对两人都先“约法三章”:一是你们生活底子厚,但电影文学基础差,对电影不熟悉,不过可取长补短,我会尽力帮着你们把本子改好,这请放心。二是我会不断地贡献点子,但千万不要我什么意见你都吸收,符合实际的才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在做人上要相互尊重,但在艺术上不要客气,要坚持真理,这是另一种更深的尊重,是尊重艺术。只要是为艺术负责,你说的话再难听,我也不会生气。三是,写一章,我看一章,但我改的地方不等于是定稿。因为我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我改的难免凭想当然。我们要一个风格,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不能非驴非马,所以最后要你们定夺,不能为了我而伤了原有的风格。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那是跨门类的再创造。你提携后生而甘当人梯,令人起敬。

赵焕章:这没什么,当时为出好剧本,我们上影厂的同仁们几乎都全力以赴,不求名不讲利。我记得《咱们的牛百岁》初稿完成后,就由我厂资深编辑刘福年来修改。刘福年是咱山东潍坊人,可巧,他刚接到任务,也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带着剧本回山东奔丧。刘福年非常敬业,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然后,回上海再改。而这时,我在济南的父亲也去世了。这不,我也带着剧本回济南,一边奔丧,一边改剧本。所以,袁学强说,因为他的一个剧本,弄得两个老人去世。他真的很感动。《咱们的牛百岁》,我们的确改得很辛苦,七易其稿才最后定稿。

记者:一个成功的电影,编、导、演,缺一不可,显然演员也在片中为之添彩。我记得《咱们的牛百岁》里,王馥荔的表演十分出彩,她还因此获得第七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赵焕章:是啊,王馥荔是位出色的演员,观众称她“天下第一嫂”。《咱们的牛百岁》是在荣成拍的,王馥荔在剧中饰演菊花。有这么一场戏:菊花跟村干部相好,村干部受批评。村里人就说她作风不好,搞破鞋。她又气又恨,摔倒在雪地里。当时拍摄时,没有雪,剧组就用化肥当雪,树枝上也摆弄上化肥,王馥荔一下子摔到“雪堆”里,也就是化肥堆里,化肥味道很刺激,能呛得人掉眼泪。当时我还特别注意,在她摔的地方多铺精盐,结果摔得不准确,还是摔到化肥堆里了,因为情节要求她不能马上起来,她摔“昏”了。王馥荔就那么一直硬撑着,味道再难闻,照样演戏。

还有一位,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已经离开我们的陈裕德。这个被电影界誉为“河南怪人”的演员,追求“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艺术境界,在《咱们的牛百岁》中演田福一角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懒汉”演得惟妙惟肖,在当年“百花奖”评选最佳男配角时提名第二。两年后在影片《咱们的退伍兵》中饰演柳铁旦,终于以他精湛的表演征服了观众,荣获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导演赵焕章是哪里人(赵焕章农村三部曲)(4)

《咱们的退伍兵》只拍了70多天

记者:你的第三部曲是《咱们的退伍兵》,是著名老作家、“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马烽和孙谦的作品。当时业内就称赞说,老赵真有本事,5年里三部戏,每部都踏准时代的脚步,催人奋进,一部比一部好。

赵焕章: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应该说,我欣喜地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农村改革带来的显著变化。我要尽快地反映他们:《喜盈门》写的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的农村生活,侧重表现家庭伦理道德;《咱们的牛百岁》写了农业承包责任制初期联产到组时的那段生活,表现乡亲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而《咱们的退伍兵》则涉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揭示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1985年,当我看到马烽、孙谦两位老作家写的《咱们的退伍兵》电影文学本,真是一见钟情。我知道,马烽与孙谦是50年的老战友老同事,曾共同合作了电影《高山流水》《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黄土坡的婆姨们》等。马峰后来还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我一看到他们的本子,顷刻就被浓厚的农村气息和贴近现实的新生活所吸引。

记者:我早就听说,马烽、孙谦两位的本子是从不让人修改的,这对你这个“完美主义者”来说,是不是出了难题?

赵焕章:马烽、孙谦这两位山西代表作家,生活底子厚、农村情况熟、深刻了解改革后农村新变化,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及时提显出来,这在当时有先导作用。应该说,老作家的剧本十分精彩,但从文学本子到真正拍摄,有些地方还要作改动。如你所说,这两位过去确曾发过话,他们的剧本是不改的。所以,这事确有点难为我。我想了又想,决定采用“对分镜头剧本提意见”的办法,把两老请到上海。想不到,两位不仅没生气,结果还给剧本又贡献了不少金点子。我们当然快马加鞭,夜以继日,很快修改定稿,决定拍摄。

影片规定的主要场景是夏天,可我们赶到山西外景却已是深秋,绿色已不存在了。于是只能用喷雾器把绿色喷上树叶,并从上海厂里运来塑料制的绿叶和花草,一枝一枝地扎在树上。剧组上下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只花了七十多天,就杀青了影片。这部电影拍摄的高速度在我导演生涯中令人难忘。

赵焕章的“三部曲”,为他的电影艺术生涯带来了辉煌。1980年拍摄的《喜盈门》摘走了文化部颁发的农村体裁优秀创作奖、优秀故事片奖,第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二届金鸡奖荣誉奖等4个奖项;1983年,拍摄的《咱们的牛百岁》荣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第7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5年拍摄的《咱们的退伍兵》更是将第六届金鸡奖特别奖、第九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广电部优秀影片奖和解放军文艺奖一一收于囊中。1988年,他又荣膺“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导演”的称号。

谈到为何在短短的五六年中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他总结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让我尝足了甜头,只有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电影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赢得观众的欢迎。他深情地对记者说:“我最喜欢和那些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作,最反对那些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为此,他甘当不挂名的剧本编辑,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作者修改剧本。“十年磨一戏”,戏演了还可以不断修改,影视是遗憾的艺术,拍好了“磨”也难。为此,每个剧本的“通关”斟之又酌:《喜盈门》五易其稿,《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当然这一切都源自对中国电影满怀创作激情和高度的责任感。赵老至今还认为,艺术可以走向市场,但创作切忌浮躁,真是一语中的。现在的影视圈,乱七八糟的绯闻不少,激动人心的新闻却不多。我想,重读当年“三部曲”的诞生故事,怀着对老艺术家的崇敬之心,当我们把色彩斑斓的生活化为可以传之久远的历史画卷时,该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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