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二十一条约（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下午3时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日文“二十一条”，并逐条说明主旨及日本的立场。最后他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袁世凯看完“二十一条”之后，惊诧无措，“殊为失望”，但他未断然拒绝。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军开战。11月7日，被围困两个月的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随后，日本继承了德国的一切在华侵略权益。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抛出了日本政府的对华五大项共二十一条要求，日本不仅要把山东和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还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

这“二十一条”大致内容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长至99年。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等。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有备而来的。日本料到中国没有反抗的能力，从一开始就警告袁世凯，这是一个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能外泄。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当时的西方列强几乎都陷于战争之中，没有能力来干涉中日之事。所以，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已然肆无忌惮。

从现存档案的“二十一条”的批示上不难看出，这一事件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危机。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示非常详细，逐条圈注，反复斟酌。

所幸的是，袁世凯的应对还是有效得体的。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是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芳正义及山县有朋，打探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启用善于在困难局面中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在谈判中逐条商议，拖延时间。随后向日本提出因事务繁忙，每周开一次会。在会议上，他让陆征祥拖延喝茶的时间，尽量减少商议的事项。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一事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动。因此，袁世凯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泄露出去，使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的计划成为泡影。此内容泄露之后，不仅国人哗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美国，“二十一条”成为了当日报纸的头条新闻，美国政府开始对中日谈判进行干涉。谈判有第三方介入后，很多内容就得重新再谈。就这样，袁世凯又成功地拖延了四个月。

日本见在谈判桌上迟迟无法取得进展，随后就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并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之内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就使用武力。

针对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召集各部门首长开会。会议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能暂时屈辱，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危险更甚今日。

1915年5月9日，外交部长陆征祥及中方谈判代表将“二十一条”最终修订版交给了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尽管兵临城下，中国交给日本的“二十一条”修订版和原“二十一条”相比，还是差之甚远。在四个多月的艰苦谈判中，中方不仅力争删除了第五条及前四条的部分条款，其他很多原来的侵略要求条文也变成了“留待日后磋商”，或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总之，袁世凯想尽方法限制日本在中国使用这十二条，抵制日本人在中国的恶劣行径，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巧妙地放纵并利用民间反日舆论，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那一时期，民情沸腾，纷纷抵制日货，爱国情绪日益高涨。在长达8个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了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声誉上也遭受重创，面临着来自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与指责。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反而弄得臭名昭著，为天下人耻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外交失败、经济受损而下台。日本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同样遭受了损失，被迫延长旅、大租借期至99年。

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双方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谈判手段还是可圈可点的。如巧妙释放谈判信息，利用民间反日舆论让日本知难而退。毕竟当时中日实力差距较大，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可以说，袁世凯在谈判中所作的牺牲和让步，属于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并非完全卖国性质。

无法否认，“二十一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外交耻辱，所谓弱国无外交，如果中国坚决不签订“二十一条”，中日战争也许会提前20年全面爆发。但是那时的国力财力肯定比不上20年前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朝，甚至远不如20年后的国民党时期。

二十一条的签定是袁世凯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随着护国运动的开展，袁世凯最终死去。该条约的部分内容由于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在华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被废除部分条款。随后条约内容不断被改写，直至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彻底废除。

感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