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为什么命硬（青帮大佬杜月笙凭什么在城南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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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黎元洪黎菩萨黯然下台，寓居上海之时，杜月笙依然厚待于他，黎的秘书长饶汉祥大受触动，大笔一挥，赠给了杜月笙这么一副对联。

说杜月笙是当代春申君，固然有夸奖的成分在，但是杜月笙从水果月笙开始发家，由黄金荣的小厮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渐渐成为上海滩三大亨，最终成为上海的地下皇帝，他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和”字。

陈丹青有回谈上海，认为如今的上海街头有几种人看不到了，分别是帝国主义、阳气的工人、开心的穷人以及老早的流氓。这个老早的流氓里，上海滩三大亨特别有代表性。所谓上海滩三大亨，一般指的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

有这么一句话形容这三位，黄金荣爱钱，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黄金荣在法租界黑白通吃，张啸林在军界手眼通天，唯有杜月笙，靠着人情，最后做成了名扬中国的杜先生。杜月笙被誉为“青帮三百年来之第一号人物”，无论作派、言行乃至打扮，在在与人不同。甚至可以说，老上海几十万的青帮子弟，最无黑社会习气的大概就是杜月笙了。

杜月笙会做人，不仅仅在对于高官豪门，从他一生行事手法来看，不过面对升斗小民，还是天潢贵胄，不管面对金融巨子，或是学界名士，不管他自己用得到，用不到，他都抱有一种人情总有用，人脉最重要的态度。所以杜月笙以一个半文盲的身份，却跟无数名士结交。这里面非常有名的两位，国学大师章太炎、自负帝王学的杨度。

这两位都是有名的狂士狂生，但是却独独对这个流氓头子另眼相看，章太炎亲自为他改名，以其原名“月生”之不雅，帮他从“东方之乐为笙，西方之乐为镛”这句话中，给他找了个名，主张大名叫“镛”，号“月笙”。杨度更是在杜氏祠堂落成典礼上，为杜先生当了个典礼的中层指挥。

据说鲁迅曾亲口告诉自己的同乡：他的一位朋友在上海办刊物炮轰杜月笙“封建余孽”，每期必骂，杜却毫不在意。 有一次租界当局要去查封这份刊物，当巡捕的学生给杜报信，要给

这位朋友“吃点苦头”。想不到杜月笙摇摇头说：“算了吧，这班书蠹头，何必叫他们到捕房里去受罪。 你们还是给我前门喊喊，让他们后门逃脱拉倒啦。”那本杂志复刊后，再也没有骂过杜月笙。事情只是轶事，但是鲁迅和杜月笙之间，确实有种说不清的缘分。

对待平民百姓，杜先生也依然显得各位大方。1930年，法商水电公司中国员工罢工，法租界巡捕当街开枪杀人，劳资矛盾极度激化。杜月笙受法国驻上海领事委托，参与和解谈判。他身在资方，却心在劳方，开出优厚的补偿条款，复工草约得以顺利签订。可是，法商公司却临阵赖账，不肯支付两千三百多人罢工期间的工资，更不肯答应月增工资四角的条件。工人群情激愤，复工眼看就要流产，这时，杜月笙“言话一句”，扭转了局势：“法商公司答应不下来，全部由我付了。”

为此，杜月笙足足支付了30万大洋。当时的30万大洋。

浦东高桥人向以杜月笙为傲。杜给家乡造了23座石桥，修了医院和小学，并且全免费。抗战前，浦东二百余户贫困人家，会按月到杜府支领生活费。而且在上海，如果贫苦家庭有人去世无以殓丧，就可以请杜家施送棺材衣衾。从1935年到1937年，杜月笙捐款达150万元。他的一生捐款多少，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统计。

所以杜的孙子回忆，“抗战期间，祖父蛰居重庆，某日，四川地方父老邀请祖父下乡，祖父事前完全不知道民众是为何事邀请他，等他到了目的地，但见男女老少在几里地开外即列队迎接，地方上男男女女见到祖父下车，全部跪在地上向他磕头谢恩，祖父赶忙扶起父老。生活条件十分艰困的地方父老，还特意杀鸡宰羊，摆了几桌酒菜，要请祖父喝酒吃饭。祖父被这一情景弄得不知所措，原来，祖父以前捐了一笔钱赈济灾民，老百姓多亏祖父捐的这笔钱，才能活下来，然而，祖父早已忘了捐钱这档子事。”

救贫济困，给了杜月笙名，结交权贵，给了他势。虽然在蒋介石心目中，杜月笙、黄金荣这些一代大亨，未必有多少重要，毕竟他的敌手从开始到后来，都是那些拥兵百万的大势力，杜黄等人最多也就起到敲敲边鼓的作用。但是这无损于杜月笙结交权贵的功力。

从最早北洋系的黎元洪开始，杜月笙一路和卢永祥、何丰林、张宗昌、徐树铮、张学良倾力结交，并且即使他们失势也恭敬不该。到后来，又和北伐军以及国民党政府的高官结交，由于蒋介石早年曾经拜入过青帮门下，有了这层关系，杜月笙难免受到些照顾。

而他的具体结交方法，有因事制宜的。比如1928年，北伐军进抵济南，与日军日侨发生纠葛，引发“济南惨案”，一时间全国反日浪潮迭起。杭州大学生游行抗议，过程中听信传言，说杜的一座湖滨别墅是日本人的机关，于是一哄而入，砸了个稀烂，损失超过十万元。

时任浙江教育厅长张道藩肯任事，决定给予赔偿。张赴上海见杜，商量具体的数额，没想到杜月笙毫不迟疑，张口就开价三千，而且还全数捐给浙江救济院。张道藩对杜月笙为人通情达理，慷慨大方，留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原以为杜月笙是市井中人，如今亲眼目触他的豪爽与漂亮，不但观感丕然改变，且历数十年不忘。”杜月笙在香港去世，移灵台北时，张道藩亲临致祭，称杜“仁义何常，蹈之君子”。

还有全靠诚意，感动别人。北伐成功后，吴开先担任国民党上海党部负责人。杜月笙多次托人带话请吴吃饭，可吴看不起杜，屡屡拒绝。实在找不到借口了，就先口头答应，然后不声不响地爽约。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不放弃，三天两头请人找他。终于有一次，吴被缠不过，心下一横：难道杜月笙还有三头六臂不成，我为什么不能去会会他？

这一天，吴开先如约出现在杜家豪宅大门口，杜的总管万墨林正在下马石处毕恭毕敬地等候；二道门口，又有杜的头号法律顾问、上海名律师秦联奎，在毕恭毕敬地迎候；进得内厅，杜月笙一身长衫，正双手扶膝，眼观鼻，鼻观口，正襟危坐于沙发之上，见吴进门，满面春风，起身相接。

三道迎宾，层次分明，礼数周全，吴开先不由心中一动：前几次答应来时，他们也曾这样等过我吧？试想三人一线，大眼瞪小眼，等了又等，盼了又盼，最后没等到人，该有多失望？于是，抱愧之情油然而生。

杜月笙开口第一句话是：“老早想约吴先生过来坐坐，就因为我这里一天到晚人来客往，实在太忙，所以一直拖到今天。”好像此前多次邀约遭吴开先拒绝的事情，压根儿没发生过。吴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含混地说：“岂敢岂敢。”由此，吴与杜，成为生死之交。

不过杜月笙的这种结交，内心隐藏的是他对自身身份的自卑。抗战胜利后，毁家纾难的杜月笙属意上海市长的位置。在他看来，这是洗白的最佳机会。可是，蒋介石没有答应他。

随后，杜又参与竞选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国民党高层同样意见歧生。于是，杜及门生安排了一次奇葩的选举，先让杜高票当选，随即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这是一种变相的抗议，表达了杜的极度渴望与无奈。

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话，据说出自杜月笙之口：“我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夜壶，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实际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看许多大好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作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

他并没有专门针对蒋介石，那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无论杜月笙怎样不甘，其实他也明白，一朝为贼，终身为贼，人们的这种惯性认知，是他洗白的最大障碍。

不过，不管怎么说，杜月笙的一生，可以有“有本事，没脾气”来概括，他演了一辈子这样的形象，那么他也就是这样的人了。靠这六个字，城南小杜硬生生撑起了五尺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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