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晚年死因（杜聿明去世之前）

自淮海战役结束后，杜聿明的人生经历了一番不一样的“跌宕起伏”：新生的人民政府不计前嫌，接纳经过改造后他重新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集体，之后还成为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反观国民党一边，自杜聿明被俘后就将其家人打入冷宫，在败退之后更是阻挠一家人的联络和团聚。春日的温暖与极北的寒风形成鲜明对比，让晚年的杜聿明发自肺腑地交代自己的妻子：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中国，一直都要在在大陆定居。

杜聿明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在晚年对妻子做出这样的嘱咐？今天所长就带大家一起来一探究竟。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既能回顾往期文章，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败将如弃子，家人受连累

随着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俘获了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等候人民政府的进一步处理。在这批高级军官当中，就属杜聿明的官阶最高，在被俘前最受蒋介石信任。

虽然这批高级将领在此前听说过或见过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当解放军官兵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友好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仍旧半信半疑，觉得这是共产党的攻心计罢了。在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与另外一众国民党高级军官被宣布为战犯，被送往在北京设立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相比于人民政府对国民党普通士兵和各层级军官、将领的人道主义对待政策，国民党政府这边就显得异常恶劣，完全不管不顾这些曾经为他们效力的人，对他们的亲人和家属也是百般冷漠。

在杜聿明被俘后，人在上海的杜聿明妻子曹秀清对前线战事一无所知，只能通过报纸和广播的零碎消息中想方设法去得知自己丈夫的信息。当他得知自己丈夫被俘后，神色慌张的她带上蒋经国早先给他们一家的三千美金来到南京，希望能面见蒋介石，让他把自己丈夫救回来。

不过，此时已经是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怎么可能会接见这样一个被俘将领的家属呢？任凭曹秀清如何在总统府外大闹，甚至一度冲入“总统府”内放声大哭，蒋介石就是不肯接见她。失望的曹秀清似乎想通了些什么，只能带着满腔怨恨从南京回到了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在上海城内流传。在此期间，曹秀清甚至一度收到了杜聿明被共产党“枪毙”的消息，这样本就伤心异常的曹秀清更加感到了绝望。

1949年5月初的一天，一位神秘人物乘车来到了曹秀清的住所。这人见到曹秀清，就对她说：“上海现在不安全，总统希望你能带上自己的家人来到机场，最后一趟前往台北的飞机不久之后就要出发了。”至于他们一家来到了台湾后的生活开支付，这人许诺会由国民党政府负责。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曹秀清考虑到一家人的开支，只能答应神秘人的要求，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台北市附近的台北县定居下来。

国民党政府说是负责曹秀清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但那点微薄的补助金对于他们一家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一家人生活窘迫，连个落脚的房子都没有。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曹秀清只好外出打工。她千难万难，好不容易在邮局找到一份负责收发的工作，不过那点微薄的薪资仍旧不够补贴家里的各种开销。

曹秀清几次三番去找蒋介石，希望他能够进一步提供资金改善自家生活，但对于蒋介石来说，一个败军之将，甚至还是被俘的将领的家属不至于让他如此投入。因此，曹秀清的反映犹如泥牛入海，再无下文。

然而更让曹秀清悲痛的事还在之后。

当时杜聿明的长子杜致仁正在美国读书，生活窘迫的他白天上学，晚上去给人打工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不过再怎么节省开支、给人打工，杜致仁依旧要面临凑不出学费的困难。得知自己儿子在美国的窘迫状况，曹秀清万般无奈，只好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能看待杜聿明当年为国民党政府做出的贡献上提供一笔额外补助。

蒋介石确实看在杜聿明当年曾经给国民政府做出的贡献，给曹秀清特批一笔生活补助，不过这笔补贴仅有1000美元，而且还是分两年拨付。这点钱对于杜致仁而言根本不够，因为杜致仁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要3000美元。收到母亲寄来了500美元后，悲愤交加的杜致仁当晚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传回台北，曹秀清对国民党当局无情无义、卸磨杀驴的态度感到心灰意冷，之后，留下深深心灵创伤的曹秀清不再信任国民党当局，打起了离开台湾的念头。

接受改造，重获新生

相比于妻子在台湾的心酸和冷眼相待，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杜聿明要好上很多。

一开始，杜聿明和其他被俘得到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仍旧抱着要为党国尽忠的思想，对于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认为是一时的成王败寇，没什么了不起。据和他一块在功德林改造的原部下文强回忆，某天他在见到杜聿明主动向他问候，说：“老哥的身体状况能熬到今天着实不易。”

杜聿明面带冷笑地回应到：“你要问我的健康状况是活一天算一天？那你就错了。我这段时间想到了无非就是一个‘死’字，这个字一天不来，我就一天难以报答校长的培植之恩。想起被俘的时候，我用石头砸自己的头，没死；现在旧病缠身，但我还是没有死，留此残生何益。”

不过，随着杜聿明接受的先进思想越来越多，他之前的顽固态度也发生了一丝松动。尤其是在他见到在长沙宣布起义的陈明仁、李明灏二人后，杜聿明在思想上受到的震动更为剧烈。

在跟文强谈到见面后的感想时，杜聿明说：“我深知这二人反共之坚定、对校长之忠诚，无论如何都万万不会起义投降的。尤其是陈子良（陈明仁的别号），他在东北打的共军连连退却，于情于理都不会跟共产党走到同一条路上。但我确实想不通，他们这二人为什么就起义了呢？难不成这二人起义是假的？”

文强在思想上没有向杜聿明那样顽固，他说：“我觉得这二人的起义没有半分虚假。从报纸上的消息来看，他们俩想必是经过了何其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宣告起义。老哥，你不能单单把长沙起义这件大事怪罪到陈子良一个人头上。你想想看，长沙除了陈子良外，还有程潜程老先生。这位可是号称党国的忠魂，连他这样顽石一般的老先生都宣布倡导和平起义，这其中肯定有不少大道理的，值得你我去深思、去反省啊。”

二人交谈甚久，在言语之间感受到了国民党的人心向背和共产党的众望所归。

除了自己对民心所向的感悟之外，人民政府对杜聿明等一众接受改造的战犯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让杜聿明体会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杜聿明此前患有多种疾病，长时间担当国民党的“救火队员”让他没有时间来调理身体。

但当他进入功德林后，管理方专程带他前往北京理疗设施完善的医院治疗疾病，还派专人前往港澳采买专门的药品为他使用。出院之后，管理方专门为他开辟“小灶”保证他的营养摄取。在当时全国上下仍旧处于百废待新的状态下，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人民政府对一众战犯潜移默化的教育渐渐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杜聿明在病愈之后更加热情地投身于对自身所犯错误的检讨和批判，还积极参加管理所内的生产活动。为了节省开支，亲自担任缝纫组的组长，带领整个缝纫组包下了整个管理所所有人员的冬装制作。

由于他在管理所内积极改造，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以第一批特赦战犯人员的身份走出了管理所，回到了这篇充满希望的红色大地上。

“黄鼠狼给鸡拜年”

在杜聿明重获自由之前，在台湾过着窘迫生活的妻子儿女通过一个特别的方式收到了他人依旧健在的消息。

1957年的一天，曹秀清突然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在寄信人的一栏上，写着自己女儿和女婿的名字。这位女婿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信的内容不多，里面十分含蓄的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近段时间，我与您的“老朋友”取得了联系，他非常的关心您，惦记着你们母子在台湾的生活过得如何。

信件阅毕，曹秀清马上意识到这位“老朋友”正是她日思夜想、心心念念的丈夫杜聿明。欣喜若狂的她马上提笔给女儿回信到：请你代为转告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一切安好，不必过于惦念我们，有朝一日我们必能相见。

关于杜聿明如何与远在海外的女婿一家取得联系，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当杜聿明还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时候，杨武之教授亲自从上海来到北京，看望这位儿女亲家。在寒暄一番日常之后，杜聿明了解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台湾生活的种种状况。之后，杜聿明委托老丈人将自己的近况传达给远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请他们代为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传达。

曹秀清对现状十分清楚，按照当前大陆与台湾的局势，如果自己一家想要跟丈夫见面，唯有取道美国才能实现一家人会面的愿望。为此，他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自己要去美国和女儿女婿相聚的要求。然而，台湾当局也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了杜聿明在大陆的情况。出于某些特殊原因的考虑，蒋介石给曹秀清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舟车劳顿，远赴重洋颇为不便，望弟媳在台等待相聚。蒋介石的这一道命令基本上封死了曹秀清前往美国的设想。

不过，事情的反转就是如此突然。

1958年的某天，宋美龄通知曹秀清有事要跟她说，突然派出车辆请曹秀清来到了士林官邸。曹秀清先是一脸疑惑，但转念一想：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在情况不明的时候，以不变应万变为上。

刚一见面，面带笑容的宋美龄就握住曹秀清的手说：“杜夫人，听闻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拿到了诺贝尔奖，恭喜，恭喜。杜夫人和自己的女儿女婿久未见面，想必您也有去美国探望他们的念头吧。”

曹秀清这时候已经对宋美龄的意图了解大半，等待着宋美龄接着表示自己的意图。“杨博士是难得的人才，希望杜夫人你从美国回程之时，带着杨博士在台湾暂留一段时间，协助总统完成大业。”宋美龄说到。

这时，蒋介石从他处来到会客室，“关心”地问曹秀清：“孩子们最近过得怎样？你的身体是否还好？”

曹秀清心想:在我一家有困难的时候，你百般为难我们一家，这个时候反倒对我嘘寒问暖，不觉得问心有愧吗。于是曹秀清平静地回答到：“长子去年没钱完成学业，自尽了。我操劳多年，身体自然不好。”

蒋介石听出了曹秀清话里的不满，抛下一句“请杜夫人安心调养身子”后倏然离去。借着女婿杨振宁的光，曹秀清终于获准前往美国探亲。不过，台湾当局给她做出了一些特别的规定：探亲期限为半年，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再延长半年，超过最长居留期限扔不归台，将处以巨额罚款。另外，前去美国探亲时不准带自己任何儿女，出发时必须要有两个位置相当的人与其同行。

虽然条件苛刻，但曹秀清还是了却心愿，前往美国和女儿女婿一家相聚。到了美国后，女儿女婿为她申报了在美的长期居住资格。曹秀清在美国这一住，6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尽管她已经离开了台湾这片是非之地，但她仍旧惦记着自己还在大陆的丈夫。

千辛万苦，夫妻团聚

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前往美国，心里同样挂念着妻子的杜聿明给在美国的曹秀清寄去一封信。在信里，杜聿明说：共产党对他很好，经过这么多年的认识后，他对共产党产生了信心，自己要为广大人民服务。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政府特意给他安排了一间小房子，里面有卧室一间，客厅一间，办公室一间。希望妻子在收到信之后回到大陆与他相聚。

杜聿明所任职的机构正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之前的全国政协并没有这个机构，后来随着这批国民党战俘一个个完成改造，为了给这批人提供一个发挥所长的地方，由周总理亲自提议后设立。

1963年3月1日，杜聿明来到文史资料研究会，以文史专员的身份工作。

对于杜聿明而言，自己能够获得释放，并且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已是人生之幸，如果自己妻子能够回到大陆与自己相聚，那更是人生之幸。但远在美国的曹秀清毕竟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认为自己丈夫鉴于自己之前的身份和所作所为，此举实属无奈，故而不理解杜聿明在改造后的心路历程和变化。

在回信中，曹秀清劝杜聿明不要过度勉强自己，如果实在觉得在大陆呆不下去的话，可以到美国与自己团聚。杜聿明反复写信沟通，向曹秀清表明了自己决心留在大陆，此后不会再去任何地方。在一来一回后，曹秀清决定从美国回到大陆，与自己思念已久的丈夫相会。

1963年11月10日，这批文史专员以及他们的夫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周恩来和陈毅两位总理的亲自迎接。为了做好这次接见，工作人员精心准备，在各种细节上下足功夫，尽量让来宾处在一个舒适放松的环境下。

在会客厅里，周总理满面春风，同来访的每一个人握手问好。见到回国不久的曹秀清，周总理亲切地向她问候，并说：“欢迎你回到国内定居。”想起之前在台湾受到的种种冷眼相待和不受待见，曹秀清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在谈话的过程中，陈毅副总理特别提到：“最近台湾的某些人传出一些流言蜚语，说在座的各位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我说的也不多，只想问在座的各位：对于你们而言，你们是不是感受到自己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大家也不要顾虑太多，在这里可以坦率地告诉我和周总理，我们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保证各位有充分自由的权利。”

杜聿明和在场的所有文史专员都一致表示：“我们一切的生活和行动都相当自由，没有任何人干预我们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由我们自行安排，请两位总理放心。”

看到在场的众人都发自内心的表示自己生活上的自由与平稳，曹秀清觉得自己此行回国定居的决定十分正确。

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工作

1964年11月，杜聿明受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杜聿明被众人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曾经冥顽不灵的战犯，在接受改造后的当下成为了政协委员，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身份变化之大，让杜聿明始料未及。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杜聿明准备大干一番，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但突如其来的动乱打乱了杜聿明的设想。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杜聿明的家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家中大小物件被人悉数搬走，甚至连自己大儿子的骨灰盒也差点遭人丢弃。夫妻两人拼命守住骨灰盒，这才免遭劫难。纷至沓来的各种运动也要杜聿明的正常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他不得不停止工作，应对纷至沓来的各种麻烦事。

为了保护这批文史专员免受运动和人员的侵扰，周总理亲自向地方过问，指示地方要多加保证这批文史专员以及他们家人的人身安全，对于被扣押的工资要照常发放，一分钱也不能少。在周总理一系列的指示与安排下，文史专员们的日常生活恢复到了正常。

虽然在特殊时期里，杜聿明觉得生活还有工作并没有完全回到正轨。但在如此大环境下还能保持安稳过日子的状态，杜聿明一家深深感激周总理对他们这批文史专员的关心与爱护。

时间来到70年代，随着中美高层一系列互动，中美关系得到极大改善，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日渐增多。

在1971年和1972年这两年，杨振宁夫妇二人回国探亲讲学。刚一踏上祖国大地，杨振宁就感受到了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友好对待。自己的女儿女婿来到国内访问，杜聿明夫妇也十分高兴，在感情层面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杨振宁夫妇每次回国访问，忙于工作的周总理总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接见他们，并每次都邀请杜聿明夫妇在一旁聊天。从科学研究到社会现状，从国际局势再到家庭小事，周总理同杨振宁夫妇、杜聿明夫妇就像老朋友一样，彼此之间有说有笑，没有任何拘束。

在谈话期间，周总理发现杨振宁称呼曹秀清为“妈妈”，而称呼杜聿明则是“杜先生”，他便对杨振宁说：“不对，不对，你应该称呼岳父大人才行。”

在场的人听到周总理这么一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杜聿明没有忘记党和国家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在动乱结束后，他投身于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两岸沟通和交流尽自己的一份力。台湾方面有些人骂他是叛徒、是内奸，杜聿明不以为意，并说：“我追随时代，拥护人民，只要我不背叛真理，那么我就不是叛徒，更不是内奸。”

不过，多年病痛让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为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临终前，他对自己的妻子说：“在我走后，你哪也不要去，就留在大陆。共产党对我们如此之好，我们一定不能忘恩负义。”杜聿明病逝后，曹秀清向台湾当局去电，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到大陆奔丧。但台湾当局依旧不改当年那副嘴脸，只准杜家子女在台湾设立灵堂祭奠。

1982年6月，曹秀清在香港与她留在台湾的几个孩子见面。曹秀清的子女念她年事已高，劝她去台湾安度晚年，方便照顾。但曹秀清始终坚守杜聿明留下的希望，没有前往台湾，直到198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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