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性格懦弱的名将（魏伯河百鸟中孤凤）

前：魏伯河老师

作者：魏伯河

摘要：在明代官员中，吴孟祺堪称特立独行。他生于东鲁，饱受儒家文化浸润，以修齐治平为人生理想，并身体力行；他才兼文武，治民、治兵各有其道，且卓有实效；他有明确的执政理念，以节用、爱民自律、律人，无论处境顺逆，始终坚守不渝；他诗文兼擅，慕古而不泥古，以经世致用为写作目的，关注民生疾苦，朴实无华而自成风格；他为人耿介，正当中年即急流勇退，虽未尽其才，而不挠其志，颇有上古贤者之风。从他身上，折射出儒学传统和齐鲁文化的多重光彩。尽管其官阶仅止于四品，其著作也大多失传，但他的可贵品格，尤其是节用、爱民的执政理念，属于我们应予珍惜和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今天，应该将其纳入研究视野。

吴孟祺(1498—1568)，字元寿，号六泉，别号警庵，明代山东宁阳人。他所处的年代，正值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七十年间，他经历了弘治（1487-1505年在位）、正德（1505-1521年在位）、嘉靖（1521-1566年在位）直至隆庆（1566-1572年在位）四代皇帝，而其主要的仕宦和文学活动，则在嘉靖一朝。他的仕宦经历，前后二十年，以精明干练、勤政爱民著称于时。其文学风格，则与“前七子”同调。

宁阳北依泰山，南邻曲阜，历史上为鲁国腹地，饱受儒学浸润，周孔遗泽未泯。历代先民恪守“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古训，多以耕读为业。吴孟祺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吴伟，字朝英，是一位既有学问、又有道德的人。咸丰版《宁阳县志》记载：吴伟“博学工诗，正德中由岁贡为巴陵训导。本身立教，动循规则，迁馆陶王府教授。”“居家孝友，美田宅悉以让异母弟，而自称贷，僦屋以居，士大夫称为‘今薛包’。室间书一联云：‘昼有为时随夜告，己无欺处对人言。’” [1]薛包是东汉安帝时著名的孝友人物，吴伟能有“今薛包”之美称，可见不仅在学业上颇有造诣，而且在地方上也属于道德模范一类人物。家乡和家庭这样的诗书礼仪环境，对吴孟祺的成长无疑有着重要的熏陶作用。

吴孟祺幼承庭训，“笃志力学，为文铲去浮华，独标精理”，很早就在当地知名。嘉靖七年（1528），三十岁的吴孟祺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并且“魁其经房”，被主考官视为“百鸟中孤凤”。次年即嘉靖八年(1529)参加会试，又一鼓作气中了进士，与著名文学家唐顺之（1507-1560）、李开先（1502-1568）等为同年。吴孟祺中进士后，被授五河（今属安徽）知县，从此走上了从政之路。

一、文武兼备的官场良吏

在五河县令任上，初出茅庐的吴孟祺初试牛刀，就显示出了非凡的从政才能。

五河当时属凤阳府，而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的家乡。朱元璋登基第二年，在凤阳营造了中国第一都城——“大明中都皇城”。但是，邻近大明中都，五河人除了承担更重的赋役之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里本来就地瘠民贫，此时又有关吏肆虐，盗贼横行，以致经济一片萧条，民不聊生。吴孟祺到任后，明察暗访，很快掌握了县情民意，知悉了症结所在，拿出了治理之策。

五河自身土地贫瘠，物产匮乏，亟须外地商品作为补充。但外地商旅却视五河为畏途，宁可绕道去远处州县，也不肯来五河贸易。问题何在呢？原来，因五河地处要冲，朝廷在这里特设了一个收取过往商旅税款的关卡。关吏们恃权胡为，加重盘剥，贪污自肥，使得四方商旅不堪重负，避之唯恐不及。商旅少了，关吏们的贪欲却不肯稍减，那些偶尔经过的商旅被征的税费便更加沉重。如此恶性循环，导致五河几乎商旅绝迹，老百姓急需的大量生产生活资料日益短缺，民生更见凋敝。

吴孟祺掌握了关吏贪腐横行的实际情况，认为在五河这样一个穷县设立关卡，除了给少数贪官污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之外，并不能给国家增加税收，对当地民生则危害甚大。他奏明上司，力陈利弊，请求撤掉了关卡，并将六名罪大恶极的关吏绳之以法。这一来，四方商旅纷至沓来，五河物资奇缺的局面随即缓解。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官员，在五河县内外一时“恩威大著”。

五河县地处皖东北淮河中下游，因境内淮、浍、漴、潼、沱五水汇聚而得名。境内有很多湖泊沼泽，历来是群盗藏身之地。盗贼“操舟捕鱼，伺间剽夺，风涛出没，吏莫能治”，县内百姓和过往商旅深受其苦。

维护地方治安、保持社会稳定是县令的职责所在。如何才能根除匪患呢？吴孟祺认为，如果去湖里缉拿，不要说仅靠县里十几名捕快无济于事，即便向州府请来官军也将劳而无功，必须另设巧计，斩草除根。深思熟虑之后，他对僚属们说：“殪妖鸟者，先倾其巢。吾知所以治之矣。”于是，他倡言兴修水利，动员了大量民工，亲自指挥大家疏导湖水注入江河。这样做，不仅能造出大量良田，更重要的是还能逼贼上岸，从而收一石二鸟之效。此法果然奏效，不几天，湖水干涸，盗贼无处藏身。吴孟祺擒住几名贼首斩杀于闹市，余众受到震慑，不敢轻举妄动，逐渐改恶从善。从此，百姓安居乐业，四境得以平安。

湖泽匪患消除之后，吴孟祺“即其地建书院，收湖田租息以资膏火，延山长，聚生徒，政事稍暇，每躬自督课，文风渐起。巡抚刘公录其政绩，榜行所属，为诸县法”。

因才能出众，能治繁巨，吴孟祺五河任满后被擢升为河南洛阳知县。明朝的县，以征粮数额为标准分为三等，“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三万石以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已，并为正七品。”[2]（1851）吴孟祺由属于下县的五河擢任时为上县的洛阳知县，自然属提拔重用。在洛阳，他“治如五河，益著声绩”。

在洛阳任满，因考核政绩突出，吴孟祺晋升为刑部主事（六品），职责为处理刑狱。他认真研习法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连破疑案，多所平反。许多人都认为他前途不可限量。不料正在此时，他却被卷入皇室内斗并遭受重挫。

据《明史》《明实录》记载：明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1470-1505）宠爱皇后张氏，张后的两个弟弟鹤龄、延龄恃宠而骄，多行不法。孝宗去世后，其子朱厚照（1491-1521）即位，改元正德。朱厚照在位十六年，因死后无子，张后与首辅杨廷和（1459-1529）迎立了武宗堂弟朱厚熜（1507-1567），改元嘉靖。嘉靖帝继位后，为给其生身父母争取正统地位，发起了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之争”。结果张太后被改称“皇伯母昭圣皇太后”，鹤龄、延龄兄弟则被革除爵位，张氏从此失势。

嘉靖十三年（1534），有人告发张延龄“谋逆”。刑部查实“谋逆”属诬告，但其有“擅买违制田宅”、枉杀人命等罪行。嘉靖帝必欲置张氏兄弟于死地，但刑部尚书聂贤（？-1560）等大臣却以传统的“八议”中有“议亲、议贵”为据，要求交付廷议。嘉靖帝震怒，将刑部上下百余名官员“并下诏狱考讯”，事后又分别给予处罚①。吴孟祺也因此受到廷杖，被贬为从六品的直隶祁州（今河北安国市）同知。

虽然遭受到这一无妄之灾，吴孟祺仍不改从政初衷。在祁州，他协助知州“委均赋役，钩考详实，剂量平审，唯务藏富于民，勿轻报富于官，百姓翕然德之”。任职期满，将要升迁之时，祁州百姓进京上书挽留，朝廷便就地提升他任本州知州。他在祁州的政绩虽未见到更多详细资料，但从其深受吏民爱戴，不难想见他是如何地勤政爱民。

其后，吴孟祺转任南京户部员外郎，不久晋升为户部郎中（五品）。因所在称职，政绩突出，外迁为陕西西安知府（四品）。

在西安，吴孟棋以“不贪、不酷、不陷、不傲”自戒，专心公事，勤政爱民。人所共知，西安辖区内的蓝田自古盛产美玉。当时有朝中权臣向他索要蓝田玉，吴孟祺回答：身为知府，要得到蓝田美玉并不难，可“祖上有不贪、不媚之训，孟祺更无宠上之好”，坚决回绝了这位权臣的索贿要求。以世俗眼光看来，吴孟祺未免过迂，因为地方官以当地特产土仪向上送礼，实为官场常事，人多不以为非，但他却将其视之为不可突破的底线。他以宋代名相李沆（947-1004）为榜样，行事以“节用、爱民”为宗，把大堂命名“节爱堂”，撰写了颇有影响的《节爱堂题词》，用以自勉并教育下属。离任时，西安吏民在府署立“吴公去思碑”，并将《节爱堂题词》镌刻在去思碑上（此碑今藏陕西省乾县博物馆），以纪念他的德政。

潼关为咽喉要地，地连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一些巨盗在这里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且有蔓延之势，州县无力遏制。陕西巡抚和按察使提请朝廷设立兵备专官，专司潼关一带治安。朝中素知吴孟祺文武兼备，戢盗有术，嘉靖帝钦点吴孟祺以按察司副使身份出任潼关兵备道（习称“潼关兵备副使”），统一调度陕西白水、华州等十州县，河南阌乡、灵宝二县，山西蒲州及各关、卫官兵。

明朝兵制，弊端最多。诚如时人叶权（1522-1578）所论：“我朝御将之法极高，而养兵之道未善，故历世无强将，而各省多变兵。盖缘无事则竭民膏以供军，有事则雇民壮以剿寇。承平惰逸，如富家骄子，既不治生，又能荡产，势使之然也。”[3](30)吴孟祺深知“治盗必先治兵”之理，到任后，首先严纪律、明赏罚、勤训练，提振士气，震慑盗贼。然后革除了过去吏治的诸多弊病，加派官兵把截关隘，组织军民修浚城池，攻防并举，恩威兼施，先后聚歼多股顽匪，局面很快得到控制。一年后，潼关一带盗息民安，社会稳定。三载考绩，为三秦之最。

后来，嘉靖皇帝懒于问政，丞相严嵩（1480-1569）大权独揽，朝廷纲纪日渐废弛。素有治国安邦大志的吴孟祺痛感自己身处边远，官小位卑，不能对整顿朝纲有所作为，叹息说：“埋轮无自，狐狸何多问为！”遂于才干日显、声望日隆之际，绝意仕途，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谢政东归，时年尚不满五十岁。他以自己义无反顾的选择，践行了传统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

吴孟祺辞官归里时，他的二弟、举人出身的吴孟禄时任建水（今属云南）知州，三弟、岁贡出身的吴孟雄时任开封府学教授。孟禄适逢任满，赋诗有句云：“耗尽三年血，分来两袖风”，得知其兄辞官，便与三弟相约一并辞官归里。

“归则兄弟怡怡，白首叙天伦之乐，俱以寿终”[4]。历史上主动辞官者虽不鲜见，但像这样兄弟三人同时告归者却绝无仅有。他们的独立特行，继承了宁阳先贤疏广（？-前45）、疏受（？-前48）[5]、姜潜（约1015-1090） [6] 等人淡泊名利的遗风。他们的后代，以诗礼传家，人才接踵。其族侄吴崇礼(1552-1626)，字彬卿，又字体严，别号节庵，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栋梁之才，且青出于蓝，功名事业在吴孟祺之上。他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历经山西蒲县知县、巡按御史、顺天巡抚、宣大总督等职，以刚正不阿、勇于任事著称，天启年间官至兵、刑二部尚书，积劳成疾，以身殉职，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定襄。著有《三边总图》、《抚蓟奏略》等②。

隆庆二年（1568）七月十六日，吴孟祺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岁。他死后，分别入祀五河名宦祠、宁阳乡贤祠，为后人景仰。《山东通志》、《兖州府志》、《宁阳县志》均为之立传。

关于吴孟祺之死，其家乡宁阳至今流传有一种说法：嘉靖帝晚年，严嵩即已失势；隆庆帝朱载垕（1537-1572）继位不久，严嵩之子严世蕃就以通倭罪伏诛，严嵩及其家人也被黜为庶民。吴孟祺闻讯极为快慰，大笑而卒，故当地有“革了严阁老，喜死吴孟祺”之说。吴孟祺一生嫉恶如仇，与严嵩势不两立；考诸载记，吴孟祺辞世之年，正是严嵩被黜之日；所以，此类传说虽不见于书传，难以确证，却不会是空穴来风。

二、节用爱民的执政理念

吴孟祺前后从政近二十年，中间经历了中央和地方多种职位，进则有为，退亦有道，虽未尽其才，但不挠其志，颇有上古贤者之风。他与那些随世浮沉的官场人士不同，较早形成了系统的从政思想。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他在西安任知府时所作的《节爱堂题词》和乡居期间所作《令佐题名记》两篇文字里。

《节爱堂题词》全文如下：

六泉吴孟祺氏来守关中，再逾年，而廉之民风，犹泯泯也，乃反而尤之吏治焉，以吏治之趋日下而品弗齐也。乃折衷以圣人之言，类而为之忠告云：

夫今之为吏之弊者，大较有四：曰贪、曰酷、曰谄、曰傲而已。有一于是，罪曷能逭？不尔且将坏名。昔李文靖公沆，宋贤相也，犹曰：“《论语》中如‘节用’、‘爱人’二句，尚未能行，终身诵之可也。”噫！非文靖能以身体而默识，亦岂知其真有“未能”邪？大哉圣言，义斯备矣。盖唯节用则必视国犹家而不贪矣，唯爱人则必视民如伤而不酷矣；唯不贪则其志卓，而何所于谄？唯不酷则其气平，而何所于傲？二善立而四蔽祛，非圣人之言其孰与于此？吾自作县、历州以至今官，每以是存心出政而愧于未能，抑觉其得力处亦颇在是。乃思与诸君子共之，而以名其听政之堂，诚欲诸君子诵法圣言，直与文靖之贤为匹。而余一日之长得以乐观其成，是名堂之义也。乃若知我罪我，吾无心焉耳矣。③

题词应该是吴孟祺在西安主政两年时（1545）所作。可知他以化民成俗为目标，此前应该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他认为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民风未能丕变。寻根求源，吴孟祺认为是由于吏治的“趋日下而品弗齐”。这一结论，可谓找到了病因。自古官风决定民风，加强吏治才是务本之术。而他采取的疗救之方，则是以“节用”、“爱人”的从政理念教育下属，并警示自己。

这篇题词集中表达了吴孟祺的执政理念，即立二善（节用、爱人）、祛四弊（贪、酷、谄、傲）。 在吴孟祺看来，“二善”与“四弊”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能节用自然就会视国犹家而不贪、不谄，能爱人自然就会视民如伤而不酷、不傲。

从古至今，官吏贪污受贿，大多出于对享乐腐化的追求；而由于这样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哪怕是再丰厚的俸禄也不能满足其欲望，因此必然会一再伸出贪婪之手。积久成习，对金钱物资、奇货宝玩的追逐还会越过自身奢侈享乐的需要，以至于欲壑难填。当今的腐败分子动辄涉案数百万、数千万已不足为奇，过亿元者也屡见不鲜，道理即在于此。追根溯源，不都是由最初丢弃了节俭的美德开始的吗？反之，如果能“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以国为家，在公私场合都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贪欲就不会膨胀，贪腐就可以避免。

吴孟祺执政理念首推“节用”，正是为了防微杜渐。至于那些对上谄媚的官吏，除了希图得到提拔重用之外，更多地是由于自身不干不净，害怕受到惩处，因而才千方百计寻找靠山、求得庇护。试想，如果为官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并且志向高远，不以功名利禄为念，还会对上谄媚，巴结逢迎吗？

爱人即爱民。自周初以来形成的民本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至唐代柳宗元（773-819），在《送薛存义序》里甚至明确提出官吏“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7]（615）即“官为民役”的先进思想。当然大多数古代官员认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他们往往以父母官自居，强调“爱民如子”、“为民做主”。这固然有其时代的局限，但以这种观念为主导，也确有不少官员留下了仁民爱物的佳话，成为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有了爱民之心，就会自觉地关心百姓的疾苦，认真对待其正当诉求，满怀热忱地为他们纾难解困，而不致对百姓感情冷漠甚至冷酷无情，当然也就不会在民众和下级面前气焰熏天、傲慢无礼了。这样，自然就做到了不酷、不傲。

嘉靖三十七年（1558）秋，宁阳县令郭完在县衙前树立令佐题名碑，镌刻有明以来历任县令及其僚佐们的姓名，供士民观览、评骘。据咸丰版《宁阳县志·宦绩传》，这位郭县令也是颇有个性的：“郭完，霸州人。正德中，由选贡知县事。恢廓不拘小节，而清介自持。对客挥毫，文采清绮。注意爱民，桁杨不设以催科。考殿，拂衣竟去，行李萧然。邑人为立去思碑。”[8]这篇传文所记年代明显有失准确：郭完嘉靖三十七年在任，不会是从正德年间开始在此任职；而如果是从正德年间出仕，则来宁阳时已垂垂老矣，且近四十年间从未升迁，亦于情理不合，故颇疑“正德”乃“嘉靖”之误。但就传记所述，可知此人颇有名士风度，在清廉自守、有爱民之心而无利禄之恋方面，则与吴孟祺堪称同调。

另据《明外史·徐士宗传》：“完知会宁，洁廉正直，一志爱民。尝责一奸人，反为其人所讦，遂被逮。里老三十余人走数千里，伏阙下讼冤，乞还完，终惠百姓。帝亦报许。”[9]可知其得士民爱戴，非止宁阳一处，足为其人官德之旁证。题名碑落成，郭完约请久已赋闲在家的吴孟祺为其作《记》。一般来说，这类碑记多属应景之作，但吴孟祺却借题发挥，写成了一篇辞义兼美的政论。其中写道：

余观其人，虽殊途异秩，然其间固有为循吏、为健吏、为懦吏、为酷吏、为贪吏者。循，知之上也，健次之，懦又次之，乃若为酷、为贪，则甘心暴弃，而昧于所趋者甚矣。君子于是乎鉴往，于是乎警心。或职赋焉，必常常而曰：“赋，国经费也。吾民得无有地瘠粮肥、靠捐排甲者乎？抑有虚文促解、破产大户者乎？有，则吾何丞！”或职马焉，必常常而曰：“马，武备也。吾民得无有群牧失宜、种类弗孳者乎？抑有坐困高值、勉市上贡者乎？有，则吾何丞！”或职簿、职尉焉，必常常而曰：“奸盗，国蠹也。勾摄期会、将有沉滞而未稽者乎？狗鼠伺窃、将无滋蔓而养患者乎？有，则吾且安用矣！”由是，为令者又以其大中至正之心临于上，而曰：“丞如是也，簿如是也，尉如是也，吾何知矣。”惟是，本以“六条”、防以“十害”，尽虑研思而出，则事无弗得其理、民无弗得其安矣。于此，而上之人我知也，则曰：“上之政也，吾之命也，吾奚加？”上之人不我知也，则亦曰：“上之政也，吾之命也，吾奚损？吾知共吾君父之命已耳。”呜呼！是非所谓天下之真知，而循良之极选也乎！[10]

吴孟祺首先对前此的县令和僚佐们进行了分类，指出他们有循吏、健吏、懦吏、酷吏、贪吏之别。然后从县署各僚佐们的职守着笔，告诫他们应该经常自省自励，以爱民之心勤政，以勤政之绩安民；县令则应乐总其成，而不掩僚佐之功。这样就会事理而民安。至于上司是否知道、能否得到嘉奖、升迁，则应顺其自然，宠辱不惊。在他看来，倘能如此，官吏们就堪称“循吏”了。

在这篇碑记结尾，吴孟祺感叹说：“呜呼！正、嘉而前，吏之知名者何数也，自是而后寥寥焉，盖民之憔悴也极矣！予惻焉，敢以谂夫后之君子。”对朝政的紊乱、吏治的败坏、民生的憔悴，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话，在当时显然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但反映的却是吴孟祺一贯的执政理念，与其多年前的《节爱堂题词》有着内在本质的一致，也证明他尽管已归田十余年，且渐趋老迈（时年六十岁），而于政事民生仍未尝须臾忘怀。

此外，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为宁阳文庙所作的《创修泮池记》里，吴孟祺写道：“欲知君之德者，观诸政焉止矣；欲知君之政者，观诸教焉止矣。”认为地方官员是否重视教育，是其政绩、更是其官德的直接表现。而对当时官场的陋习，他又顺手给以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视今之仕者，智淫于自封，志役于夤缘，遑恤其他？其弗如是者，则碌碌如石，斩斩如槁，循袭拟老成，模棱拟厚慎，屈其指以计迁；而于学校也，徒责多士以揖候进趋、崇眉目之观而已，馀奚问！”[10]从这些文字里，不难发现六十五岁的吴孟祺之凛然正气老而弥坚。他融描绘于议论，信手拈来，历历如画，文字之老到，或仅杜甫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11](898)足以当之。

吴孟祺的执政理念，即便放在今天，谁又能说已经过时了呢？

三、经世致用的文学追求

吴孟祺学养深厚，诗文有声于时，辞官归里后又杜门著书课子，其一生所作，自应卷帙浩繁。据《县志》、《族谱》等记载，已成书者有《义命箴规》、《拙修迩言》、《六泉漫稿》、《警庵文集》等数种，可惜生前未及刊刻，流布不广，今多已失传。

据目前仅见的吴孟祺诗文遗篇，可知他在文学追求上与“前七子”同调，传记中对其“为文铲去浮华，独标精理”的评价，绝非虚誉；而事实上，他与“七子”中人也颇有交集。

所谓“前七子”，是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1472-1529）、王九思(1468-1551)、徐祯卿（1479-1511）、康海（1475--1540）、何景明（1483-1521）、边贡（1476-1532）、王廷相（1474-1544）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他们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极力反对明前期盛行的台阁体诗风。为与活跃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谢榛（1495-1575）等人为代表的“后七子”加以区别，史称“前七子”。吴孟祺在外宦游的二十年间，前七子已陆续谢世，后七子则尚未崛起。处于承先启后阶段的他，虽因政绩掩盖了文名，且著作大多不传，但通过方志、族谱、时人文集等保存的吉光片羽，仍不难想见其当日风采。并可发现，他的文学追求与其执政理念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在任职西安知府期间，吴孟祺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出资刊刻了“前七子”之一、著名文学家康海的著作《对山集》。康海，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殿试第一（即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武宗时宦官刘瑾落败，康海因与刘瑾同乡，且曾为搭救李梦阳而求助于刘瑾，因此被列于刘瑾之党而遭免官。从此放歌泉林30余年，著有散曲集《沜东乐府》、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另撰有《武功县志》，颇负盛名。《对山集》为其诗文集，生前未能成书。康海死后，其友人张治道（号太微山人，1487-1556）辑录其诗歌、书、记、序、铭若干卷，但无力付梓。

吴孟祺素知康海不仅以诗文、杂剧创作闻名，而且在官场刚正不阿，藐视权贵，颇具秦人风范，遂慷慨出资为其刊行，并附以《题识》，使之得以流传于世。此集初刻十九卷，后人扩编为四十五卷，大行于世[12]。而吴孟祺对此实有奠基之功。

王九思，字敬夫，号渼陂。陕西鄠县(今户县)人。“前七子”之一、著名文学家。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庶吉士，后授检讨，历任吏部文选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亦因与刘瑾同乡受到牵连，先被贬谪为寿州同知，后又被裭职回乡。后期以杂剧、散曲写作为主。王九思八十岁时编成散曲集《碧山乐府》，吴孟祺为其作《叙（序）》，云：

天地有自然之气机，人声有自然之节奏，消息隐括，足称作述。自元声失据，古乐不传，而学士大夫尚能以其触物之感制为新声，抑扬顿挫，比调协律，谓之“乐府”。大都视古乐府而变化谐俗，言既易知，而感人又易入，犹诗之有选、有律，文之有古、有今，要皆随时裁制，陈义寄兴，以发抒底里云尔。然我以风动，而我之风又足以动物。自匪粹行朗识、性天寥廓、无少芥滞，则即才矣，不足以钩玄；即博矣，不足以达变。所出之音，类浮词客气，匪怒则哀，匪侈则辟；虽富且丽，无取焉。故曰：心和则气和，形和而声和。盖音生于感，而德妙于应也。吾观渼陂翁新稿，易而典，广而含喻，温润而劲，精切而不迫，沨沨乎太和之遗、诗乐之绪也。噫！翁行年八十而无溺音，君子曰：可以观其素也已。时嘉靖丁未二月甲子，东郡六泉居人吴孟祺书。[13]

散曲，由古乐府演化而来，当时亦习称乐府。嘉靖丁未，为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1547年。这时，吴孟祺已调任潼关兵备副使。在《叙》中，吴孟祺先指出了今乐府（散曲）与古乐府之间的渊源关系，肯定其系出于自然、发抒底里之作。可知他的文学观并不是一味“复古”，而是与时俱进的。然后论述散曲写作对作家的要求，须有“粹行朗识、性天寥廓、无少芥滞”，否则即便有高才、博学，也难出佳作。如此标举，表现出他对散曲文体特点的独特认识和理想追求。最后对王九思的乐府（散曲）风格进行了艺术概括，对其创作成就做出了高度评价。此《叙》文字虽然简短，内容却甚为丰富，不啻为一篇精粹的散曲专论。

吴孟祺诗作存世甚少。康熙十一年（1672）版《宁阳县志》存有其两题四章，虽不能以偏概全，但管中窥豹，或可略见一斑。

其一曰《原草》，凡三章，前有小序云：“岁侵，小民多扫田间草子以食；又闻有鬻之于市者，又闻有盗于是者，吁异甚矣！感而为赋《原草》三章。一章章七句，二章章八句。”诗曰：

原有草，厥子离离。大斯帚斯，妇子以嬉。厥嬉何为？以舂以糜，以济我饥。

草有子，谁所籽？妇无裈，谁所耻？唯子之贸之，母俾仪也圮。贸布弗得，不及同死！

草子在原，卬弗能弃。伛偻胼胝，庶盈卬器。载星求火，盗入卬侧，连器掇之，怆矣其喟！

首章写的是妇女儿童在原野上打扫草籽（子）为食，可知家中早已断粮，这本身已足够凄惶；但见到草籽时，他们的反应却是喜悦，因为毕竟有了疗饥之物了！第二章写扫来的草籽并不能全部用于疗饥，因为母亲连裤子都没得穿，儿子不得不把一部分草籽拿去卖掉，试图换一些钱来买布为母亲做裤子，艰窘之状已经更进一层；第三章写辛辛苦苦扫来的草籽，夜间竟然被人入室盗窃，并且连盛草籽的容器——筐、篮之类，也一并拿走了！赖以维持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已破灭，正所谓“民之憔悴也极矣”！文字极为简古，笔法则为白描，且通过层层递进，作者情感已尽在不言中，大得《诗经》遗意。

其二为《鬻儿行》，写的是贫困至极、又失去丈夫的母亲忍泪含悲出卖自己亲生儿子的悲惨过程：

阿儿阿儿三尺强，行立坐卧呼“阿娘”。

阿娘夫死寒且饥，抱儿街头欲卖之。

得钱三百心胆割，望望行哭村日落。

斗米千钱能几多？截布半疋裹身赤。

忽然邻党又相求，他日见儿哪得一钱留！

做母亲的，忍心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已悖常理；但不卖掉儿子，只能看着他活活饿死！已经养到身高三尺的儿子，仅换了三百钱；可是按照“斗米千钱”的市价，是买不了多少米的。然而还不能全用来买米，因为无论怎样还必须买块布裹在身上以保持最起码的颜面。她就这样一边哭着、一边盘算着回到家里。然而，更加令人难堪的场景出现了：由于她卖掉了儿子，竟被邻人视为“有钱人”，前来登门求告，希望她伸出援手了！不消说，她的邻人比她一定更加艰难，乃至濒于绝境！这样的揭示，实在是匪夷所思、出人意表。此诗为歌行体，比《原草》通俗易懂得多，而层层递进仍为主要表现手法，把灾难和痛苦推向了极致，所以能给读者心灵造成巨大震撼和强烈冲击。

两首诗都是反映民生疾苦的，作者浓烈的感情即融于叙述之中。其写作时间，虽难以确考，但以内容推测，应该写于在陕西任西安知府或潼关兵备副使时，而后者可能性更大。在中国历史上，关中长期为富庶之地，汉、唐时又为首善之区，但后来屡经战乱，一直未能恢复往日风采。尽管如此，当时民生之凋敝，仍大大出乎常人之想象！而诗人能否对此入眼关心，则决定于其思想观念，尤其是关注点所在。因为如果不是对民生疾苦深切关怀，对此就很可能熟视无睹。所以即便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地方，歌功颂德、拍马颂圣之作，醉生梦死、无病呻吟之作也并不少见！作为地方大员的吴孟祺，却对此高度关注，并把它写成诗篇，其用意，当然是像白居易（772-846）那样，“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14](p15)然而以当时嘉靖之昏庸、严嵩之弄权，即便见到此诗，也是不可能引起注意、进而采取措施改变现状的。这或许也是吴孟祺自感回天无力，早早辞官归里的原因之一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吴孟祺在明代官员中，堪称特立独行。他生于东鲁，饱受儒家文化浸润，以修齐治平为人生理想，并身体力行；他才兼文武，治民、治兵各有其道，且卓有实效；他有明确的执政理念，以节用、爱民自律、律人，无论处境顺逆始终坚守不渝；他诗文兼擅，慕古而不泥古，以经世致用为写作目的，关注民生疾苦，朴实无华而自成风格；他为人耿介，正当中年即急流勇退，虽未尽其才，而不挠其志，颇有上古贤者之风。数百年后，仍令人追慕不已。从他身上，折射出儒学传统和齐鲁文化的多重光彩。他中举时考官谓之“百鸟中孤凤”，应属慧眼识英才。尽管其官阶仅止于四品，其著作也大多失传，但他的可贵品格，尤其是节用爱民的执政理念，无疑属于我们应予珍惜和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今天，应该将其纳入研究视野。本文所作的初步考述，愿能成为引玉之砖。

注释：

1据[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一八八《张峦传》、第九十五《徐申传》。

2据[清]黄恩彤总撰：咸丰版《宁阳县志·列传·二吴传》。以下出自本篇者不另标注。

3据宁阳《吴氏族谱》（1950年第五次续修本）迻录。

参考文献：

[1][清]黄恩彤总撰.宁阳县志·耆德传 [Z].咸丰二年(1852)刻本.

[2][清]张廷玉等.明史·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明]叶权：贤博编（与王临亨.粤剑编、李中馥.原李耳载合刊）[M].凌毅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

[4][清]黄恩彤总撰.宁阳县志·良吏[Z].

[5] 魏伯河：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陶渊明《咏二疏》及历代追和诗平议[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4，（1）.102-108

[6]魏伯河：北宋名士姜潜生平考略[J]. 泰山学院学报2016，（4）.78-84

[7][清]黄恩彤总撰.宁阳县志·宦绩[Z].

[8]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县令部·名臣列传卷三.郭完[Z].

[10][清]黄恩彤总撰.宁阳县志·艺文[Z].

[11][唐]杜甫.戏为六绝句[A].[清]仇兆鳌.杜诗详注[G].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余春柯.康海著述交游考释[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中国知网.2010.

[13]陈鋆宝.王九思年谱[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2007.

[14][唐]白居易.寄唐生[A].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G].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本文刊载于《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4月第2期 第32卷

责任编辑：许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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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伯河（1953—），山东宁阳人，曾任宁阳一中语文教师、校长兼党总支书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7年离岗后受聘于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原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任党委宣传部长、国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现为副校长。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传承，侧重于《文心雕龙》和齐鲁文化研究。对宁阳历史文化亦有较广泛深入的研究，曾主编《泰安区域文化通览·宁阳卷》，点校整理清代各版《宁阳县志》，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耗时六年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黄恩彤文集》（五卷本，500余万字），已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说明：经作者授权在本头条号发布，文章原题《百鸟中孤凤：吴孟祺生平、思想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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