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思想最高境界，胸襟宽阔几乎就是道德

“思想自由，胸襟宽阔几乎就是道德”

——谈易卜生的《国民公敌》

新冠流行后，一些和疫情有关的文艺作品开始跟着流行起来，这其中尤其是加缪的《鼠疫》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成为时尚人士的标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张文宏医生也显摆了一下，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的包里也装了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和加缪《鼠疫》什么的。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听到还以为他装的是本关于鼠疫的医学读物，以为张医生要从中汲取灵感，来提炼出对抗新冠的秘方，可没想到张医生包里的那本《鼠疫》还真的是加缪的《鼠疫》。因为大学时张医生读的书和我们这些读文学的人读的书不一样，所以，我也多少有点怀疑张医生能不能看懂《鼠疫》之类的文学书，但考虑到张医生在抗疫期间如此忙碌，冒着在病房里被新冠的感染的危险还在读书，这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还是让人感动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

不过，如果是个学文学的人，要是还像张医生这样的外行拿《鼠疫》或《霍乱时期的爱情》装逼，那就不合适了。如果有人让你推荐新冠的最佳读物是什么，或者问你新冠时在读什么书，那你最起码要推荐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才是。而且，我很希望张医生在看到我这篇文章后，也能看看这部易卜生的名剧。这样，他下次接受采访时，也会显得更有文化了。

说到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现在似乎除了文学系的课堂上讲讲之外，一般人已经很少知道他了。其实，这位来自挪威的戏剧家对中国影响很大。1918年《新青年》4卷6号出了一个《易卜生专号》，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他的剧本《娜拉》（1879）与《国民之敌》（1882）等。易卜生的《娜拉》曾在新文化运动中风靡一时，剧中所塑造的娜拉勇于摆脱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控制和支配自己的丈夫和家庭，离家出走，更是成为追求个人解放和独立的新女性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胡适以此剧为原本写出了“同人文”《终身大事》（1919），鲁迅也有《娜拉走后怎样》（1923）的演讲行世。但实际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才更耐人寻味，尤其是今天的新冠状态下，更能引发大家的深思和共鸣。

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

易卜生的《国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有多个译名，比如《国民之敌》，《民众之敌》，《国民公敌》等，鲁迅也曾译为《民敌》和《社会之敌》两个名字，现在较多用《人民公敌》这个名字，但我觉得从剧本的内容来说还是采用《国民公敌》好。这部戏剧的主人公是斯多克芒医生，他的家乡在挪威南海岸的一座海滨小城，他是城里的海滨浴场的医官，有着固定的收入，幸福的家庭和美满的生活。这座海滨浴场的兴建最初还是来自他的主意，而温泉浴场开业之后，蜂拥而至的游客造福小镇的方方面面，但是，来浴场修养的人却相继患病，染上了奇怪的“斑疹伤寒带胃炎”的病症。斯多克芒经过调查发现，原因是从他的岳父制革厂老板基尔的磨坊沟里排出的污水毒化了浴场，使得这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费用浩大，人人称赞”的浴场成为“传染病的窝儿”，因此变成“像一座外头刷的雪白，里头埋着死人的坟墓——肮脏到了极点的害人地方”。所以，斯多克芒准备在当地的报纸《人民先锋报》上发布他的浴场调查报告，希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重建这座浴场。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易卜戏剧四种》

因为重建浴场需要再次投资，而且需要停业两年，这样做会影响到当地人的收入，为此市长也是斯多克芒医生的哥哥彼得为了浴场投资人的利益，亲自来找他要他把这个消息压下去，不要公开在报纸上披露。但斯多克芒却不愿意隐瞒真相，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让那些来浴场修养的人继续不明不白的死亡，这就是“欺骗，撒谎，这是对于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的重大罪行”。但彼得却恼羞成怒，当他知道斯多克芒已经把这个消息告知他人后，他不仅严厉训诫斯多克芒不得把这个应该“保密的公事”让人知道，还立即要他去“公开批驳外面的谣言”。而且在斯多克芒拒绝他的训诫后，彼得竟然赤裸裸的威胁要撤销他赖以糊口的浴场医官的职务。随后，为了封杀斯多克芒的报告，市长彼得又亲自出马赶到《人民先锋报》的报社威逼利诱编辑霍夫斯达，让其放弃了刊登斯多克芒的浴场报告。但是面对市长彼得的政治权力的威压和报社编辑霍夫斯达不再刊发浴场报告的决定，斯多克芒并未妥协，决心无论如何要说出真相。

可是，当斯多克芒在市民大会上向群众大声疾呼，努力说出浴场被污染的真相，也即“真理”之时，市民大会却因为被市长彼得等人控制，不仅他说出的这一“真理”没人相信，反而被那些参会的人民集体投票宣布为“国民公敌”，只有一个神智不清的醉汉没有赞同这个决议。但更让人感到悲凉的是，当斯诺克芒医生被“一致宣布”为国民公敌时，会场传来的却是群众一片鼓掌欢呼的声音，以此同时，他们还给“大义灭亲的市长”彼得以点赞，并欢呼“万岁”。更可恨的是，在斯多克芒医生离开会场的时候，全体群众都在后面叫骂他是“国民公敌”，甚至大街上都响彻了“国民公敌”的喊声。而斯多克芒不仅因此失去了医官职务，紧接着连在本地行医的权利也被剥夺，家里的窗户玻璃被人扔的石头砸碎，房东也被迫逼他们从自己租的屋子里离开，做教师的女儿也被学校解聘，但是在这一连串打击面前，斯多克芒医生依然毫不屈服，决心战斗到底。他的那段直接遭致“国民公敌”的骂声的讲话展现了不屈的性格，他怒斥了罔顾事实的市长彼得还有信口雌黄的《人民先锋报》霍夫斯达以及资本家的代表印刷所老板阿斯拉克森等人：

不错，正因为我非常爱护家乡，所以与其看它靠着欺骗繁荣起来，我宁可把它毁掉。......毁掉一个撒谎欺骗的城市算得了什么！把它踩成平地都没什么可惜！靠着欺骗过日子的人都应该像害虫似的消灭干净！照你们这样干下去，全国都会中毒，总有一天，国家也会灭亡。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老实不客气说：国家灭亡，人民灭亡，都是活该！（《人民公敌》，《易卜生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

因为被彼得等人视之为的“自由思想家”斯多克芒医生认为，“思想自由，胸襟宽阔几乎就是道德”，他信奉的是多数派虽然有“势力”可少数人却握有“公理”，是“真理的先锋”，因此，“少数派总是对的”，而且，他也不为自己的孤立感到忧伤，因为他相信“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人民公敌》，第400页）所以，当市长彼得后来找到他，并且承诺他只要写一封“悔过书”以后就可以“官复原职”时，他再一次拒绝了。

斯多克芒医生的遭遇固然让人扼腕，但是他的勇气却为人佩服。小城政府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人民的愚昧，新闻的无耻，也固然让人叹息，可是却不能泯灭所有人的良知，船长霍斯特冒着失业的危险不仅把自己的家提供给斯多克芒召开市民大会的会场，在他被宣布为“国民公敌”后，仍然站在他一边，虽然自己也因此被解雇，但他还是勇敢的邀请无处立足的斯多克芒一家搬到自己家去住，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不离不弃站在他这一边，让人感到亲人的真情。

胡适为此在《易卜生主义》里感慨易卜生的伟大：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集》，北大出版社，1998年，第476页）”

而鲁迅对《国民公敌》也称赞不已，在早期的《文化偏至论》（1907）和《摩罗诗力说》（1907）中都曾专门谈论过。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将易卜生列为自己喜欢的“摩罗诗人”，与尼采，拜伦，雪莱，等人并列，对易卜生的“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充满同情，并对他的《社会之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精神大加赞赏。而我觉得，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的描述也非常精彩，贴切：

“

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而《国民公敌》就是易卜生的“老实话”中“睁开眼睛来看人世间的真实现状”的戏剧中最令人震撼的一部戏剧，也是“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是让人“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的发人深省的巨作。所以，我觉得也是新冠时期最值得国人阅读的一部戏剧。因为我们在读这部戏剧的时候，并不觉得时间久远，也不觉得写的是遥远的挪威的一座小城里的事情，而是觉得这是写现在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么讲，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的社会这么多年来没有进步，而是因为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为了各种现实的利益，政治永远都不会干净和透明，官吏永远都不会正直和廉洁，新闻也永远会被收买和说谎，人民更是永远会被蒙蔽和利用，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任何时刻也都永远需要斯多克芒医生这样的人。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提醒学文学的人不要忘了这部戏剧，而且不揣冒昧的向张医生建议读一读这本戏剧的原因。因为我相信学文学的人也许会从现实中看到斯多克芒医生这样的人，而张医生也一定会从这部戏里看到他自己和很多同事的影子。

2020年3月7日于五角场

作者：张生

来源：同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