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一辈子经历几个女人（一生经历七个男人）

《第九个寡妇》是著名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在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讲述寡妇王葡萄将土改中不顾自身安危，被错划成恶霸的公爹孙怀清救回来，秘密藏匿在自家红薯窖中几十年，期间与六个截然不同的男人发生爱恨恩怨的故事。

严歌苓将主人公的人生变化融入历史的巨大变革，书写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中原农村在社会变革下的激变，同时也塑造了王葡萄这样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

一直以来，严歌苓以擅长塑造女性人物而出名，比如名妓扶桑、小姨多鹤、少女小渔等。在严歌苓笔下，这些女性几乎都有一个新鲜独特的生命故事和性格鲜明的形象，让人过目不忘，小寡妇王葡萄也是如此。

在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十四岁那年就守了寡，一生先后与七个男人有过感情抑或肉体上的痴缠。纵观王葡萄的生命，“贞洁”二字与她无关，可从头到尾，这样一位女性竟也不教读者觉得“放荡”。

封建社会持续了几千年，中国女性似乎一直处于一种被支配、被操控、逆来顺受的形势之下。但是故事中的“风流”寡妇王葡萄偏偏游离于时代的桎梏和倾轧。她不依附于男人，始终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做生命中爱情的主体，她以积极蓬勃的心态抵御生活的苦难，以最勇敢的姿态迎接自己的爱情。

生逢乱世，依旧活得笃定从容。王葡萄的一生，于疾苦之中，让人读出了通透的智慧，作为一个女性，她身上超前体现的后现代性，成为严歌苓对“第二性”理论的有力批驳：

“女性应该以一种本能力量与男性平等生存，女性和男性都是第一性。这种本能力量是指一种不自知、不自炫、不媚男的自然力量。理想的女人不是作为取悦于男性的一种人，她本身也是一个被取悦的人。”

光是在主人公的名字上，严歌苓其实就寄托了自己的诸多隐喻。比起小说中出现的玛瑙、琥珀、云雁等女性之名，“葡萄”二字给人以一种更为低下、朴实之感。同时，“葡萄”也隐喻着饱满、甜美、解渴、营养、水灵。这样一个从地里“长出来”的女人，她的可爱，光是这样一个名字，就让人向往。

葡萄是黄河发大水期间跟人逃难来到史屯的，她被卖给地主孙怀清当童养媳，十四岁那年嫁给了孙家的二儿子铁脑。葡萄和铁脑的结合，本身没有什么感情基础，更像是基于一种繁育后代的传统。直到鬼子在村里抓老八时，一切有了转机。

村子里有八个媳妇因为受够了婆家、丈夫的打骂，在刑场上指认了几个老八充自己丈夫，而自家丈夫只好给老八替罪赴死。可葡萄偏不稀罕做这个英雄寡妇，哪怕铁脑懦弱无能，还侮辱过她，在她意识深处，铁脑是自己的丈夫，别人不是，她就该救他。

阴差阳错的是，鬼子们误以为葡萄使诈，救的是老八，一枪打死了铁脑。年仅十四岁、年轻漂亮的葡萄就这样成了村里的第九个寡妇。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但是俏寡妇王葡萄没有被这句话吓倒。铁脑死后，葡萄没有为死去的丈夫压抑自己的欲望，去做什么贞节烈妇。不久后，懵懂单纯的她就喜欢上了戏班里风流倜傥的琴师朱梅。

每次朱梅来葡萄家推磨，葡萄看他的麦少，总会给他添些新麦，戏班子唱戏时，葡萄就特意穿上她最娇艳的衣服去看。葡萄和朱梅在一起时的感觉，是自己跟铁脑洞房时所没有过的，她感觉肠子都要化成水了。

爱到浓时，性也就自然而然了，情到深处二人在麦秸堆上发生了关系。琴师说，“你就是一颗葡萄，一碰尽是甜水儿。”严歌苓借助朱梅的这个比喻，隐晦地点出了葡萄身上“能滋润男人”的性活力。

这对年轻的男女就这样在夜色中互诉衷肠，私定终身。葡萄还想请求公爹孙怀清把她嫁给琴师。可天意弄人，戏班子因为得罪了军官，被迫出逃，琴师匆忙之中只是托人给葡萄留下了一枚戒指。

葡萄心都碎了，她那么爱他啊，她要等朱梅。可朱梅因为痨病，最终死在了半路上。葡萄知道后哭得满脸是泪。葡萄和琴师之间，是一场彼此欣赏的热恋，那些浓烈、赤诚的感情都是真的，私定终身的誓言也是真的。只是和大多数人的初恋一样，终究败给了时间、机缘和环境。

葡萄的第三个男人是与她足足纠缠了一生的二哥孙少勇。在时局的变迁中，随着土改政策来到史屯，孙怀清被划成地主，家里的东西全让土改队分了，葡萄连一块香皂都没有抢到。就在这时，孙少勇回来了。以前，他是教葡萄识字念书的二哥，现在，他是解放军的军医。

见到少勇，葡萄的生活再次有了盼头，往日与二哥相处的一幕幕也浮上心头，葡萄又有了心思。她给少勇剃头，少勇也动了心。他想，她可真会让男人舒服啊，她的一双手直把他勾得欲罢不能。在他眼里，“十个女人的灵性都长在葡萄一人身上。”“葡萄干起活来手脚腰身动得像流水一样柔软。”动得他的心直痒痒，他想娶葡萄，哪怕这个女人是他死去弟弟的媳妇。

可是现实中，两人对待孙怀清的不同态度却成了这段感情最大的障碍。少勇一心将亲爹视为自己革命进步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可葡萄却觉得公爹为人宽厚，罪不至死，况且，不论怎样划分阶级，人都要有个爹。于是，她偷偷地将枪毙后没死透的孙怀清救了回来。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葡萄没法儿和不认爹、要枪毙爹的少勇在一起。只能在怀孕后，忍痛骗少勇说孩子不是他的，逼迫其离开。一直到史屯成立互助组和初级社，葡萄生命中又出现了第四个男人——队长史冬喜。

冬喜生得丑，但葡萄却看中了他的踏实。不久后，两人有了关系。正值年少的两人，血气方刚，一有空就在野地里交合。在贫瘠艰苦的年代，两人烧起生命的烈火，照亮了彼此艰难的岁月。

两人爱得最激烈，却又短暂如烟花。没过多久，冬喜就因救人被压死在倒塌的窑洞里，和葡萄天人相隔。王葡萄短暂的幸福生活，在一声叹息中戛然而止。

冬喜死后，弟弟春喜成了葡萄的第五个男人。春喜对葡萄，爱得矛盾又纠结。他为人好耍小聪明，喜欢摆架子，嘴上嫌弃这个比他大的寡妇，心里却依旧恋着葡萄的肉体。“他奇怪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在心里把她看得那么贱，可他和她的肉一碰上，他也贱成这样。”

而葡萄对春喜，从来都清清楚楚，她喜欢的是春喜年轻生动的肉体，她享受的是两人结合时给她带来的快感，所以春喜说"她是唯一一个女人，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被男人糟蹋的东西。她只管动她自己的，快活她的。"

在传统男女关系中，女性只是在献身，在表达她们对男性的臣服，可在葡萄这里，是“她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她。”最终七个男人都对她念念不忘，他们不再是女性的主宰者，而是两性欲望的正常释放者。

小说中的男性，比如孙少勇、冬喜、春喜之类，他们大都带着能够驯服王葡萄的美好意愿与她纠缠，但最终却为王葡萄所驯服，他们打心底里爱惜葡萄，其实这才是正确的两性关系，谁也不是谁的附庸，而是彼此取悦。

如果说对于生命中的前五个男人，葡萄从来都是主动承欢，那么第六个男人——史屯的泼皮史五合，却是她最瞧不上、唯一一个被迫与之交合的男人。

五合早就惦记葡萄的美貌，可葡萄瞧不上他，直到有一天，五合发现了葡萄私藏地主公爹的秘密，便以此威胁。葡萄虽然被迫跟他好了一次，但是很快设计反击，将其乱棍打死。

葡萄是聪明的，她不讲什么贞节，但她一定要忠于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她不是《白鹿原》中人尽可夫的田小娥，她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寡妇，不依附任何男人。

第七个与葡萄有纠葛的男人是作家老朴。

朴同志是来写作的，他被葡萄的故事吸引，葡萄也被质朴的作家吸引，加上她一个人守着秘密守得太累了，于是她把朴同志带到地窖里，把秘密展现在他眼前。但当朴同志知道了这个秘密后却惶惶不安，他固然不会说出去，却也没有勇气和葡萄一起守住秘密，于是他连夜离开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特殊的时局里，朴同志被下放到了史屯，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老朴，只有葡萄会给他帮忙，饱经风霜的老朴感叹，“娶个尤物做妻子的男人又傻又苦，那是把日子过给别人看。而和葡萄这样的女人闷头乐自己的，才是真幸福。”

但他的感叹来得太晚，彼时的他已经有了妻子，他也老了。

接着是大饥荒，一直到艰苦卓绝的十年过去，时光荏苒，葡萄开始老去。饱经风霜的少勇回到村里，他得到了孙怀清的原谅，头发花白的他和葡萄二人，再次不顾世人的眼光勇敢地在一起了。

在建国前后的巨大历史变革中，葡萄永远都以一种纯粹的姿态活着，热烈而鲜活地度过了她的一生。对比普遍意义上的寡妇，葡萄绝对是个“异类”，她不像传统寡妇那样幽怨、愁苦。相反，在她的身上始终显现着属于少女的自由自在，她从来不去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听从心里和身体的感觉行事。

无论是幼年早孤、几次失去爱人的经历，还是十年如一日隐瞒秘密、照顾公爹之苦，到了葡萄这儿，她都能用自己的仁爱和乐观一一化解。

水灾卷走了她的家人，别人把她卖到孙家，她就在孙家踏踏实实干活，“头一天吃罢晚饭就上了锅台”；随着丈夫和婆婆先后丧命，她便坚强地扛起了家庭的责任；公爹被划成“恶霸”，她舍命相救，背负着沉重的秘密走过三十余年，包容着时代的霸权；几度和所爱之人生离死别，也曾让她哀叹命运，可她从不沉浸其中。

她愣是瞒着肚子里孩子的“革命”亲爹，一个人生下他又将其安置妥当；在快要“人吃人”的饥荒年代里，她煮猪食充饥，一样吃得“满嘴清香”，觉得“吃着真不赖”；生命里的男人们总是一个个来了又去，但她从来只是活在当下，把握可以触及的快乐。哪怕是在天灾人祸的年岁里，她也善于在肉体的自由中寻觅精神的快乐。

和冬喜在一起时，“她天天盼着天黑，和冬喜往床上一倒，就不急了”；冬喜不在了，她常常和春喜“在坟院旁边的林子里欢喜”，因为“这么饥的日子，没这桩美事老难挨下去”。

除了对王葡萄自由意志和生命韧性的突出之外，严歌苓也通过王葡萄和几个男人之间的“性”，进一步凸显了王葡萄这一人物中隐喻的“地母形象”，即一种对众生的悲悯情怀。

面对害了痨病的朱梅，她在走路时听到了对方“嗓子底下的小风箱”，“后悔自己走得太快”；在少勇哥面前，她注意到他“军帽下露出的头发又脏又长”，烧水给他剔头；对于“心里不爱，身子爱”的春喜，葡萄也会爱怜他“为了点麦种，把他愁得比他哥还老”；哪怕是对于那个以威吓逼迫她献身的泼皮五合，她也会悲悯这个“一无用场、不长出息的男人”那“可怜巴巴的手”。

葡萄心疼自己的男人，也关照时局震荡下一切悲苦的芸芸众生。寡妇李秀梅一家落难，她毫不避讳对方“瘸老虎”的敌人身份，真心实意地帮助一家人活命；她心疼从小就是孤儿的老朴，又心疼怀上了野娃子的女知青；三年饥荒熬过，她还记得“给了花狗两个馍一盆汤”；她甚至舍不得杀那头看着自己长大、已经老得站不起来的驴，又担心它半夜死了，“披上被单坐在它旁边”……

王葡萄身上宽宏、悲悯的气度，在严歌苓笔下达到了女儿性、妻性和光辉母性的完美交融。书中的王葡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与封建斗争，但是始终未能走出“男权”阴影的女性。小说里其实一再设问：“谁能难得倒她王葡萄？”，“谁敢欺负她王葡萄？”

不错，王葡萄不投井、不上吊、从不为谁“消得人憔悴”，再苦的日子她一句抱怨都没有，“葡萄是好样的，她再伤心伤肺都不会撒手把自己摔出去摔碎掉”。葡萄最终用超越男性的一份坚韧，对抗了命运，活成了生活的强者。

在我们看来，葡萄未曾对生活做过任何激烈的反抗。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执着于生、勇敢去爱”的生活姿态，便是对苦难最大的反抗。也正是这种对生命之苦本质上的豁达与通透，构筑了王葡萄别具一格的女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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