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全文(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此句出自苏轼的《赤壁赋》。谈及苏轼就要从其父说起。《 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 苏老泉”便是苏轼的父亲苏洵。苏轼于景祐三年生于偏远川蜀的书香门第之中,其父亲苏洵便是苏洵为他起名为“轼“,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这样的名字,或许正是昭示了苏轼不平凡的一生。苏轼的伯乐是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击中了他们的心。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家喻户晓。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此时神宗即位,宋神宗是一个有宏达的政治理想的皇帝。也许是因为他登基之时,年仅十九岁,虚岁二十,所以他具有年轻人的惯有的冲劲。当他面对国家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没有像一些年老的皇帝,踟蹰不前,不能下定决心却进行改变。他重用王安石,让王安石负责变法的各项事宜,以期君臣同心,共谋国家之富庶强大。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改革制度,因为涉及到了势力庞大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在变法的一开始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其中反对派甚至得到了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宋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的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团练副使。

而《赤壁赋》就作于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时。东坡月夜泛舟游赤壁的所见所感,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为线索,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由月夜泛舟的舒畅,到怀古伤今的悲咽,再到精神解脱的达观。无论是建功立业的曹操还是报国无门的自己同永恒的宇宙相比都是卑微渺小的。此时处于逆境中的苏轼之所以能够及时调适心境,完成艰苦而难能的超越,以一种旷达乐观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处境,以积极的认识的态度继续自己的人生追求,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依旧砥砺前行,始终保持着自身高尚的人格。

再后来苏轼的人生依旧是坎坷的,召回、流放、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元符三年(1101年)宋徽宗即位,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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