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中山小学的校情（我的母校---福州实验小学）

我曾在《西洪小学》一文中说到，我于1961年到1963年在西洪小学读书。西洪小学位于福州西门外的西洪路上，是福州仓山小学的分校，招收的学生都是福州军区后勤部系统的部队孩子，属于子弟学校。西洪小学是我的启蒙学堂，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二年级的快乐时光。1963年秋季开学时，我离开了西洪小学，转学来到了当年福州鼎鼎有名的实验小学。

一、 记忆中的校园

当年，在福州市的小学里，无论从知名度到教育质量，实验小学都是首屈一指的。能够来到实验小学读书，对你今后的考学、深造和人生规划，都是大有裨益的。

福州实验小学大门

实验小学位于鼓楼区的东街上，学校的东面是旗汛口，西面不远就是福一中。学校大门朝南，紧挨马路。进入大门，是一个不大的小广场，广场的东边是一个儿童乐园，有滑滑梯、跷跷板等儿童们的玩具，原来实验小学还有一个幼儿园部。

正对着大门，是一座非常宽大的土平房。进入平房，一个宽敞的十字走廊把平房分为四块。右边两块是学校的幼儿园部，左边的两块是学校的中枢，南房是校长和老师的办公室，北房是会议室兼文艺活动室。学校全体老师都在南房一间大屋子里办公、备课和批改作业。当年，孩子们最怕老师撂下这句话，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曾数次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具体什么事由早忘了，但没有一次是好事。

平房的走廊非常宽，因为每天学生们上下学都要从这一条走廊经过。走廊的墙上，经常张贴着高年级学生的书画杰作，供过往的学生们欣赏。出了平房，眼前豁然开朗，学校的庐山真面目展现在眼前。实验小学有三座教学楼，分别是低年级楼、中年级楼和高年级楼，都是两层的土木结构楼房。每个年级的教学楼前都有一个操场，学生们分别在操场上做早操。中年级楼里还有一个音乐课教室，里面有一台风琴，学生们经常到这里上音乐课。二楼有一个学校图书馆，听说图书馆里有很多藏书，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借出过一本书。

高年级操场上有一个秋千架和沙坑，秋千架上挂着数个杯口粗的棕绳，用作荡秋千。每当下课，高年级的男孩们都迅速占据了秋千，欢快地荡来荡去，我们低年级或中年级的孩子们，只有仰头观摩的份儿，在大孩子们愉快的笑声中等来了上课的铃声。沙坑是用来跳高跳远的，沙坑里的沙子有年头了，原来的黄沙都变成黑褐色了，这里也是我们低年级孩子们最爱来的地方，每次到此玩耍后，指甲缝都是黑的。

在学校的西墙边，有一个长方形的一层建筑，这就是学校的礼堂。礼堂里有舞台，木地板，平时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打乒乒球的。屋里大概放了十张左右的乒乒球桌，球桌摆放的很有规律，从南到北，乒乒球桌以破旧的程度依次递减，南头的几张乒乓球桌最新最好，到了最北头的球桌，破旧不堪且东倒西歪；打球的人亦是如此，高年级的校队的学生们在南头，手握海绵反胶板，技艺高超，一来一往，煞有介事；我这些握着橡胶板或光板的中低年级孩子，只能在最北头的几张桌子上玩儿，而且一大堆人窝在那儿，一人打不了几个回合就该上课了。低年级的孩子们即使打不上，也没人敢到南头去玩儿。

我的记忆里的六十年代校园平面图

高年级楼的北边，是一排挨着学校北墙的低矮平房，这里，就是学校的教工食堂和员工宿舍。教工食堂很小，看样子只能供三、四十人蒸饭，员工宿舍也就是十来间非常简陋的筒子房。记得文革初期，学校把几个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抓起来，就关在这里。那时，我们部队的孩子由于根红苗正，被吸收为红小兵，负责看管牛鬼蛇神。轮到我值班时，一大早，我到校传达室领出钥匙，来到关押牛鬼蛇神老师的房间，打开房门，让老师出来透透气；门开后，被关了一夜的老师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可耐地端着夜壶撒丫子直奔厕所。

二，我的老师们

实验小学，张开怀抱，欢迎我的来到。在这里，我读了五年书，从1963年到1968年。五年里，许许多多优秀的老师启蒙教育了我们，园丁们把他们的知识和才学传授给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人生受教育的初始阶段，聆听了他们精彩的教学，吸收了知识的养分。很多老师留在了我的心底，尤其是班主任的印象更加深刻。1968年至今，一别50年，中间居然没有任何联系，更不要说见面，也没有他们的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信息。就这样，我仍然记住了他们中间我最熟悉的几位老师的名字、模样和音容笑貌。

首推我两任班主任。从1963年的二年级到1965年的四年级，我的班主任是实验小学的教导主任张淑庄；1965年三年级到1968年毕业，我的班主任是郑李端。张淑庄老师的名字一听就是女老师，郑李履端则是男老师。二位班主任陪同我们一起走过小学的五年时间，当然印象极其深刻。

张淑庄老师大概30多岁，梳一个当年很流行的知识女性的齐耳短发，显得干练知性。她即是实验小学的教导主任，也是优秀的语文老师，还是我们的班主任。在班上，我不属于优秀学生，既不是班委也不是队委，当然不在老师的眼界之列。之所以我能被张老师余光扫到，就是我的作文在班里众多学生中属于上佳。小学生最忌写作文，老师一布置写作文大家都会撮牙花子。可我偏不，一说写作文，打开方格作文本，提起笔来，虽不是妙笔生花，但至少一气呵成。每次，作文基本都在“优”字行列。记得我的一篇游记作文《登金鸡山》颇具文采，张老师赞赏有加，还在班里作文讲评会上作为范文好生评价了一番，搞得我既飘飘然又羞羞赧。文革初期，我善于作文的一技之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四年级的我，居然能炮制出一篇声讨牛鬼蛇神的《勒令》檄文。虽是应用文章，没什么文采可言，而且抄袭成分颇多，但格式规范，语言铿锵，虽不振聋发聩，至少令人生畏。然后印成传单，到处发放，表示我们红小兵也响应老人家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

如今的金鸡山

郑履端老师20多岁，正是年轻气盛，瘦瘦的身材，棱角分明的脸庞上驾着一副眼镜。他也是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当班主任得天独厚，对语言文字得心应手的驾驭使得他们更容易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郑老师语文水平不错，尤其写的一手好板书。他擅长仿宋，粉笔字在黑板上工工整整、棱角分明。郑老师也很严厉。你想啊，在那样一种年代，平时斯斯文文的孩子都蠢蠢欲动，调皮淘气的孩子基本都要上房揭瓦了。他带我们班的这几年实属不易，特别是文革期间，学校基本停课停学，小学校园居然也和社会上一样，乱成一锅粥，他靠着年轻气盛，把大家管的服服帖帖。每当学生们做错了什么，他会在讲台上一刻不停地训大家半小时，训够了，大家才松一口气。实际上，我们的小学生涯也就到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基本没有上过课，有的话，也是学工学农军训，昏昏噩噩地度过了两年，到了1968年夏天，我们小学毕业了。郑老师作为我们小学的最后一任班主任，甚是没有告别就分别了。

除了我的班主任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外，其它曾经给我们授过课的老师名字基本都没有记住，唯独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名字居然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是我的算数（那会子尚未叫数学）老师何光龄。有人问了，为什么其它老师都没有记住，偏偏记住这位年轻的女算数老师呢？是不是很漂亮？你还别说，英雄所见略同。大概读三年级时，有一天开学后的第一堂算术课，班主任张老师领进课堂一位却生生的年轻女老师。张老师介绍说，这是你们的新算术老师，叫何光龄，今年刚刚来到我们学校教大家算术，大家欢迎！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不到20岁的女算术老师。何老师眉清目秀，圆圆的脸庞上充满和气，两条过肩的辫子又粗又黑，一笑起来仿佛春天来了。这么漂亮的女老师站在讲台上，都让我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她的算术课。她一直教我们到四年级。

还有一位音乐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他的名字叫林枫。林老师高高瘦瘦，好像40挂零。他给我们的印象，与其说是音乐老师，不如说是说书老师。同学们很喜欢上他的音乐课，因为老师除了教大家唱歌外，还给大家讲故事。要知道，小孩子们最爱听故事，林师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理，让大家认认真真听课，认认真真唱歌，认认真真学会。学会了唱歌还未到音乐课下课铃声，林老师就会讲一个故事来犒劳大家刚才的认真。显然这是一种激励，结果屡试不爽，形成规律。林老师瘦瘦的身躯里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故事，或许是老看小人书或《故事会》什么的。但有时我发现他也会生编硬造故事，一点儿都不精彩，有点儿糊弄人！每当此时，我注意力显然转移，斜眼看看同桌的女同学，她仍津津有味地沉浸在林老师自编自导故事情节里。从此我悟出一个道理，故事可以用来编的。不管怎么说，林枫老师的音乐课，给我们留下无数精彩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他讲的那么多的故事居然一个也想不起来了。

还有教我们美术课的林之本老师，教我们体育课的郑霖老师；当然，还有当年的校长梁孝忠等等，他们，或深或浅地都会在我的记忆中出现。

三，我的同学们

同班五年，如果搁在大学，同学之间肯定终身难忘；如果放在中学，同学之间也会记忆犹新；放在小学，同学之间基本记忆模糊。再好的记性，分别50年，又无交往，能够记住同学名字的不是天才就是鬼才。我既不是天才也不是鬼才，所以只记住了几个人，印象比较清晰的，一个名叫甘晓笛，一个名叫陈保力。

甘晓笛之所以能够被记住，就是他会打架，在班里打架排第一，会打架的孩子一般都会被崇拜，成为大家的头儿。文革期间，我们红小兵也模仿大人闹革命，但不知道做什么才算闹革命。甘晓笛出主意，我们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在车上为乘客诵读老人家语录。一拍即合，我们在五四路口登上了去火车站的5路公共汽车。那会儿，只要是革命，公共汽车的售票员也不敢阻拦我们，我们也不买票，大摇大摆地上了汽车。上车后，售票员一看上来了一群10岁左右的毛孩子，气不打一处来，乜斜的眼睛里都是眼白。本来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就拥挤，无端又上来一群不该上来的自称闹革命小学生，又没法往下轰，只好忍着。在车上，甘晓笛带着我们随着汽车的摇摇摆摆、晃晃悠悠，断断续续地念了几段最高指示，车就到站了，这一段短暂的“革命”宣告结束。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登鼓山。上山时，我们跟着老师走石阶登山。下山时，甘晓笛出主意不走阶梯走山路，结果，我们班的30几个男孩子在他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乱窜，寻找下山的路。走着走着，眼看离山脚只有两、三百米时，一个瀑布群赫然横亘在我们面前，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鼓山著名的“天石滩瀑布群”。瀑布不宽，大概二、三十米左右，秋天枯水季节，瀑布基本没有水，但是黝黑的岩石上青苔密布，一看就很滑溜。最要命的是瀑布自上而下非常陡，坡度至少在七、八十度。如果我们要下山，必须要迈过这个瀑布，否则无路可走。到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手拉手慢慢趟过瀑布。走在瀑布的岩石上，朝上看，涓涓细流流往下流，朝下看，光滑的岩石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山脚，大家心里顿生一丝害怕。就在我们即将趟过瀑布时，只听一声惨叫从瀑布上方传来，大家不约而同朝上看，只见班里的一位同学屁股和后背着地，顺着瀑布岩石飞速滑下来！却原来，还有几个同学是从我们上方的瀑布趟过去的，谁知这位同学脚下一滑，就出溜儿了下来。所有人都心里一凉，完了！谁知老天有眼，瀑布上的一个被水流冲击出的凹坑，居然挡住了迅速下滑的快要自由落体的同学。此刻，他已经滑行了20多米，如果没有这个坑，只有到200多米的山脚见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同学的毫发无损，着实把甘晓笛和我们都惊出一身冷汗。

鼓山瀑布

陈保力被记住，完全是因为他有画画天才。他完全是自学成才，小时候喜欢写写画画，慢慢画出一些名堂。当然，他喜欢画人物，尤其擅长画连环画。陈保力天生左撇子，用一支钢笔作画，我们习惯了右手写字的人看了好生别扭。文革期间，课堂纪律松懈，陈保力可以乘机作画。他把大白纸裁成巴掌大小，装订成册，然后替同学们画小人书。有一次，他得闲暇，我便喊他为我作画一本。他便答应，替我画了一本反特连环画《夜半铃声》，故事情节大概是解放初期我军侦查员破获美蒋特务的故事。十几页，很精彩！

2019年春节期间，我回到了福州。有一天，我从旗汛口沿着东街向东走，忽然一个沿街大门出现在我眼前，定睛一看，大门旁围墙上“福州实验小学”六个大字赫然入目。母校，一别50年，今天我又看到你！寒假期间，校中无人，只有传达室里一位依拔。我试探地问问，能否进入？依拔问，你是谁？我答道，这是我50年前的母校！依拔说，都放假了，里面没人。于是，我隔着栅栏们往里瞅，原来一进门的大平房已经被一座高大的教学楼所取代，整个校园被此建筑完完全全地挡住了。无奈之下，我留下两张照片，权且作为对我50年前母校的一种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