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常家各兄弟年龄（父亲常连安教我们学相声）

□ 常宝丰 口述 鲍震培 撰文

左起：常宝华、常宝霖、常连安、常宝堃、常宝霆

电台里正播一段相声，不用报演员名字，人们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是常家的谁谁谁。为什么我们常氏相声的特点比较一致呢?因为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这个老师既严格又负责任，既要求苛刻又有足够的耐心，那就是我父亲。

有人说，乃父是说相声的，教你们还不容易吗?就像唱京剧的一般不教自己的子女、跳舞蹈的教不了自己的女儿一样，说相声的比起上面两样稍微好些，但是仍需要父亲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和一定奏效的方法，殊非易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相声教育家，他亲力亲为地教出了我大哥、二哥、三哥、四哥，现在轮到我五哥和我了。

这会儿比我哥哥们小时候的条件要好多了，首先是我们能上学了，我和七姐常宝瑛、五哥常宝庆、侄子常贵田都在一所学校读书，这所学校当时叫圣功小学，是一个教会学校，后来改名叫劝业场小学，在哈尔滨道和河南路的交口。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入学考试，叮嘱我们要用功学习，对我们说：“我小时候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几个哥哥为了养家也都没有念书，你们几个人一定要好好念书，书里什么知识都有，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绝的。”我们念书很专心，我姐姐比我们高一个年级，她原来在舅舅家住，父亲来津以后才回来，她跟我们讲：“咱们要学出样来，不能给从北京来的人丢脸。”

我们刚到天津的时候，有段时间住在中国大戏院楼上，一楼就是曲艺团。我小时候淘气、贪玩，下学后也不上楼，就在楼下和曲艺团的演员们玩耍，父亲看见了很生气，说下学以后必须先做作业，不要和团里演员打斗。做作业时要求我们不许说话，他们(父母亲)说话和动作、声音也很小，这个时间也不让演员来做客。父母特别重视我们的学习，要求也很严，作业让我们互相检查，都完成后才能去玩儿。在父母严格要求下，我们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我七姐功课好，是班长兼大队委。后来她考上了天津医学院，成为一名出色的主任医师。

大约1956年，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家搬到天津市和平区蒙古路92号，父亲正式给我们说活，背贯口、报菜名、绕口令，每天最少要有一个小时，我逗，五哥捧，我父亲逐字逐句地教，动作和眼神要到位。我父亲的严厉，主要是在艺术方面。我们小时候淘气，门上挂的竹帘子，抽一根走，粘蜻蜒去了，或者闹着吃东西，这些都没事。唯独学相声，如果记不住词，说错了词，或者表演不对，就会挨打。可话说回来，学艺必须要有一“怕”，不“怕”不学嘛，所以我小时候看见父亲就像老鼠看见猫一样，现在想想那是对的，没有一怕，学不了相声。

他教我们说的第一段相声是《打灯谜》，再后来是《蛤蟆鼓》《报菜名》和《绕口令》，他和别人不一样，像《反七口》《六口人》，我父亲从不教这些，他一贯反对伦理哏，而且不主张教春典，不培养“小老艺人”，总之他的观点比较“新”。我和小哥哥常宝庆一起学。父亲要求很严格，嘴里要清楚，比如第一句往往说：“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小孩子有时说话快，就滑过去了，父亲绝不允许我们嘴里含混不清：“你嘴里怎么回事?使劲，再使劲。”接着告诉我们一句前人总结的艺谚：“一字不到，如钝刀杀人。”常氏相声的特点就是吐字非常清楚，当时不像现在这样每个演员有扩音器。

我父亲告诉我们什么是相声。“相是表演，声是语言，说很容易，真正说好了很难。”

刚一开始说《报菜名》《绕口令》这些段子的时候，我们是小孩子嘛，表演上难免有过头的东西，按现在来说，就是小孩出坏相，我父亲坚决不许我们这样做，他说：“相声可以有俗，但是是民俗的东西，不是低俗的东西。”对相声，我父亲看得比较高。他给我们讲：“(相声)不是一个俗，不是一个粗，不是一个拙，必须要精、必须要细、必须要巧，用你的基本功、才能，要完美地表现出来。”现在很多人使活很拙，没有俏皮劲儿，很卖力气，父亲讲：“相声是语言艺术，不是力气活儿。”力气活让观众累，听着不舒服。现在有的人专说下三路相声，没有幽默感，还有傻卖力气的，我看不惯，我学的时候不是这样。

我们学《报菜名》的时候，我父亲给我们分析逗哏的这个人物“甲”，他恨不得从中得到点儿小便宜，“我的帽子呢?我没戴帽子。”“我坐车没零钱。”“我这有，给你。”而量活的人是个比较直爽、实在的人，所以表演出来两个人物要有一定的反差。这里人物运用好了，才能分析，举一反三。任何段子里都有人物，虽然我父亲那时候不知道布莱希特、斯坦尼体系等，也不懂什么叫潜台词、内心独白这些专有名词，但是他给我们分析第一人称，怎么去表演，他通过实践，总结出来应该如何去表演，主题思想是什么?人物表演到什么分寸?为什么要这么背?分析人物、节奏、表演，可以说他那时候就运用导演学的分析法了，教育我们不说糊涂相声，真的很了不起。

我父亲对相声里的词语非常认真，抠字眼，而不是随便念过去了。比如《八扇屏》里说赵云是“白盔白旗靠”，但也有人念“白旗号”，旗号就是军队的大旗，哪个念法是对的呢?我父亲说，赵云都杀得单枪匹马了，不可能有旗号了。应该是念靠，是赵云的战服。

常氏相声的特点是重视表演，怎么表演?父亲告诉我们，首先说相声时手不能乱动，脚不能乱动，手乱动像乱抓东西，脚乱动像采藕一样，采藕时用脚踩才能采出来。脚不停地运动知道藕在这里，手才能下去。你在舞台上有任何一个琐碎的动作，就显得不大气，好的相声表演要大气、大方、好看。

怎么才能大气、好看呢?必须学习京剧里的一些东西，表演出来才美。父亲教给我们一些京剧舞台表演基本功，像起霸、云手、拉山膀、走圆场，像怎么抬腿、怎么抬手，我们都学了。

我们学活时，我七姐常宝瑛常在一边观看，她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对他们的教学非常认真、严格，站着的姿势就要有站姿，一站就像在台上，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弯腰驼背，要挺胸、站直、面对观众，表情要自然、活泼、到位。眼睛要有眼神，眼睛瞪开，口齿要伶俐，一个字一个字的字音都要送到观众的耳朵里。”

常宝丰（左）、孙志（右）表演相声

“每一个手势，比如你的右手要伸到哪个位置、多少度、抬到多高，胳膊肘弯曲达到什么程度，手指头怎么摆放，都有一定要求的，不能随随便便，有时看他们也很累。但是如果说两遍不听，父亲手就上去了，打上了。”

青少年时期正是好玩儿的时候，可是我们哥儿几个，几乎很少有玩儿的时间，听我三哥、四哥说他们小时候根本没有玩儿过，父亲说：“你们眼下正是学艺的时候，应该多学，少贪玩儿。”

学会了几个节目以后，我们就到处演出，学校、监狱、医院、工厂，没有什么报酬，只要有演出我们都很乐意去。为了找舞台的感觉，积累舞台经验也很重要。

1960年的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我一看，炒肝尖、烩茄丝、家熬小黄鱼、卤煮丸子，都是我爱吃的，妈妈一边给我盛饭一边说：“多吃点，一会儿你爸带你演节目去。”我演出也不是头一回了，也没太在意，只埋头享受美味佳肴。父亲回来一看我还在那吃，就说：“你吃得差不多就行了，饱吹饿唱。”他吃了些饭，拿出个包袱，让我换衣服，一件蓝色制服短裤，白短袖衬衣扎在皮带里，戴上红领巾，穿戴好了，他偏着头看看，满意地笑了，说：“嗨，我小儿子还真精神!”咦?平时演出不是穿大褂儿吗?今天为什么穿这身?看着我不解的神情，父亲说：“孩子，我们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有车接我们到了天津俱乐部，搭档孙志也来了，有个阿姨领我们到了排练室，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喜讯：“今天有中央领导来看你们的演出。”我们一听就问：“是毛主席吗?”“有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我们一听见“毛主席”三个字就激动得跳起来，脸上笑开了花。

我记得那天我和孙志给毛主席演的是《天津地名》，拿天津地名连缀起来很多包袱儿，表现了天津的风土人情。说的小段子记不太清了，可能是《蛤蟆鼓》，甲乙抬杠互怼的小包袱儿一个连一个把毛主席逗得哈哈大笑。其他几位领导也是乐得前仰后合的。演完，我们就下台跑到毛主席面前，毛泽东主席和我们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有人给我翻译：“毛主席问你们学习不学习，有文化课吗?”我们回答说：“我们每天上学。”毛主席说：“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我们说：“一定会的。”回答完主席，再到刘主席那，再跑到周总理面前。我那时小，胆子大，好奇心强，只是觉得能给领袖演出，很骄傲，很高兴。我五哥比我大些，他说跟毛主席握手的一刹那，内心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因为主席的手很大，肉也很厚，感觉是“神”，是中国第一伟人，内心充满了对伟人的崇拜。能给共和国的领袖们演出是我们一生的荣幸。

另外我三哥他们也为中央领导演出过。周总理对我三哥常宝霆说：“我认识你，你是烈士常宝堃的弟弟。”我五姐常宝珊在公安军歌舞团的时候，一次被罗总长(罗荣桓)叫去，把她带到周总理面前介绍说，这是常宝堃的妹妹，周总理一边跳舞一边和她亲切交谈，问她：“家里怎么样?政府照顾得好不好?”我五姐说：“政府照顾得非常好，廖承志、黄敬市长都去了，总理您放心吧。”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他对我们常家的关怀鼓励让我们常家儿女终生难忘。

我和孙志在1958年9月考上了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毕业汇报时演出的相声是《报菜名》和《英雄小八路》，我五哥常宝庆跟李润杰老师学的快板《说黄河》。当初李润杰找学员跟他学说快板，挑上了我五哥，可他当时不喜欢快板，就回家和我父亲说，我父亲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李润杰这个人很了不起，当年被抓到东北当劳工，九死一生地逃出来，一路要饭回到天津，他把在路上学会的数来宝加上故事成分，首创出快板书的形式，在全国独树一帜。再说快板也是曲艺的一种，即使以后说相声，快板也用得着，你好好跟他学吧。”这么着，我五哥学会了说李派快板书。1960年秋，我和孙志参加了中央赴云南边防慰问团，到了西双版纳、思茅，最远到打洛。我们不怕吃苦受累，努力演出，得到好评、受到表彰。

五哥常宝庆在福建空军文工团、福州的北方曲艺团、福建邵武艺术团都讲过相声课。他说：“教课也是按照我父亲说的教，相声应该是什么样，演出的技巧是什么?现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孩子们都愿意和我聊。父亲教我们排练，是我的相声教学不可低估的宝贵财富。”我二哥的儿子常贵昇在北方曲艺学校也教过相声专业课。

我从小接受父亲的启蒙，到了少年训练队后历经郭荣起、张寿臣、张庆森、赵佩茹等先生的亲自传授，演出了《绕口令》《八扇屏》《卖布头》等二十余段传统相声。1964年参军到广州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相声《传捷报》《三战三捷》等。1968年转业到天津纺织机械厂，与人合作创作了相声《学徒》等。1979年回到天津市曲艺团。1984年我和搭档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获文化部全国相声评比二等奖。相声《花的礼赞》获中央电视台全国相声大赛优秀表演奖。

1985年我有幸拜相声泰斗马三立为师，业务上也比较成熟了，我尝试走一条既尊重和传承传统相声同时又注重与时代结合的相声创新与表演的路子，比如像《坐唱数来宝》等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受到观众的欢迎。

我父亲言传身教的相声教育成为常氏的家风传统，影响了常氏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人，可以说是相声之家的“四世同堂”，常氏第三代有大哥的儿子常贵田、二哥的儿子常贵昇、三哥的儿子常贵德，其中常贵德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天津相声的传承人(之前三哥是传承人)。第四代有我二哥的孙子常亮、四哥的孙子常远和外孙杨凯，其中常远是北方曲校诵说专业毕业，现在演小品颇有名气。

我1973年和钱志伟结婚，儿子常贵春从小学相声，他7岁时曾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少年报》创刊三十周年茶话会，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宋任穷，妇联主席康克清、老同志王光美等表演相声《比童年》，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我的孙子常津是个好苗子，他从5岁起跟我学相声，今年7岁，已经能说《蛤蟆鼓》《卖布头》等好几段传统相声，我们准备培养他搞专业，让我父亲常连安开创的常氏相声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