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队伍悲伤的故事（流动的世界不变的家）

当今，全球因战争、冲突以及灾难而被迫流离失所者数量已上升至1亿，占世界人口数量的1%。俄乌冲突持续，随着时间线持续拉长，欧洲的难民问题不断加剧。

日前，联合国难民署主题书展“流动的世界，不变的家”于今北京文化新地标PAGEONE书店北京坊店展出，此次书展选取并推荐了22本与难民相关的书籍，它们书写难民，也由难民书写。其中几位作家早已被中国读者熟知，比如《追风筝的人》的作者卡勒德·胡赛尼，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图片由联合国难民署提供。

除了所选书籍，书展内容还包括图片、视频，并陈列了12件难民在逃亡时随身携带的物品，让参观者直接感受难民所面临的困境和内心不灭的希望。“流动的世界，不变的家”主题书展将持续到2022年9月19日。

图片由联合国难民署提供。

根据这次主题书展展示的书目，我们整理了一份难民叙事的主题书单。这些叙事者既有灾难和战争的亲历者，也有第三视角的专业学者和观察家，时空的交集从二战“集中营”延展到近些年的中东乱局。读者在阅读中可以看见流离失所的悲伤，也能感受到重建家园的决心。我们期待读者可以从这份书单中进一步了解和关注全球被迫远离家乡流浪四方的人们。

整理｜贺初澄

作为“人”的人

与作为“非人”的人

《难民》阮清越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4月。

阮清越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同情者》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但《难民》这一短篇小说集才是他写作的开端和初衷，从开始动笔到出版花了二十年。与《同情者》相比，《难民》的题材更为日常，没有思想体系和国家命运的沉重叙事，多为在美国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小说人物的境遇和情感千差万别，但他们大多身处“不适之地”，难以挣脱过往经历和复杂现实的冲突磨难。

作者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于越南人处于大众记忆空间之外的恼怒。“他们在越南待上几天、一周、最多两周就离开了，往后忆起这天，最清晰的也就是在地道里跪爬的有趣经历……在他们眼里，越南人都一个模样。芳看懂了这点，感到气愤，也感到羞辱。”也塑造出不同职业的群像。有导游、赌徒、教授、渔民与海盗，像别的国家一样鲜活，才是越南。

《无止境的逃离》，哈坎·甘迪（Hakan Günday）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4月。

“如果我的父亲不杀人，我就不会出生。”加萨生而为罪。他的父亲是人贩，他是人贩的帮凶。

9岁，成为蛇头；10岁，背负第一条人命；11岁 ，便可以对生死别离无动于衷；12岁，一个叫库玛的幽灵住进他的脑海，再没离开；13岁，他就已经彻底地死了……他用平静的语调讲述自己从人到非人的过程，“我只用了五年就变成了可怕的怪物。我是我父亲、阿鲁兹、多铎尔和哈尔曼的总和。事实上，我比他们加起来还要恶劣。”

当完成这项非人化的改造之后，那些作为人的记忆就成为生命中最大的负担，于是“我再也不会回头看过去。我甚至都不会照镜子……唯有如此，我才能只活在当下，成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不然的话，我的身体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时间停下！”

然而时间无法停止。没有过去就意味着保持沉默。“我还记得我在他的故事里总结了一个教训：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你是如何活下来的……人不应该谈起他们曾如何夺走其他人的性命。”但那种撕心裂肺的力量逼迫着他进行讲述，讲述他如何牺牲他人以使得自己存活。此处痛苦的讲述约等于生命本身，哈坎·甘迪（Hakan Günday）用有力的笔触提醒着我们每一个幸存者。听，“等我讲完我的故事，我就将保持沉默。”

世界战争中流亡的人

《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萧邦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9月

抗战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而其间难民数量几何？据统计，1937-1938年间浙江省内的难民就足足有1310801人。丰子恺说，“难民像侵略军一样蜂拥入各地，当地人被难民和难民的各种要求和需求给淹没了。”

为还原逃难的日常生活，作者放弃抗战史常见的宏观视角叙述，更多从微观层面展示这种流离失所。他分别呈现了丰子恺、冯宗孟、汪梦松、金锡辉、章达庵和吴英才等人的逃难故事，以求从数字回归个体。

他也对逃难各个环节进行分析。譬如，为避免发放救济金的过程中滋生腐败，只有放慢发放的进度，然而这样的谨慎也招致灾难，“时过境迁，饥的已饿死了，寒的已冻死了，未死的实在也不必赈济了……中国的赈济工作，真是需要彻底的改良。”我们看到，逃难并非起止明确的事件，也并非只是战争这一要素的衍生品。

《逃亡与拯救：二战中的犹太难民与上海》，王健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年2月。

1938年7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专门讨论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会议，与会的32个国家均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示同情，但除多米尼加外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而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拯救了约3万名遭到纳粹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

有《纽伦堡法案》，有“水晶之夜”，就有《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就有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创办的《以色列信使报》。如此跨越地域的情感联结不免使人动容。由此，这群“东方的亲戚”在上海安顿下来，将提篮桥地区建成具有故园风情的“小维也纳”。

这有关拯救的历史，不仅是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东方一页，也是大屠杀历史中的独特记忆，是关于人类热爱和平的宝贵精神财富，将这段珍贵的历史完整地保存、整理、研究并传之后人，让人们永远牢记在“二战”期间极其黑暗的岁月中这一抹人道主义的亮光和暖色，不仅有利于彰显人道主义的内在价值，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沟通与理解。

欧洲难民危机阴云下的人

《欧洲之痛：难民浪潮还是贫困入侵》，张丹红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0年11月

2015年，在德国爆发一场“难民危机”后，默克尔作出决定，开放边界。这引起争议声四起。默克尔为什么对难民实行“欢迎政策”？各国就难民分配问题如何“明争暗斗”？

本书围绕欧洲难民问题展开，以德国难民政策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回望德国“二战”历史及“欧盟”的成立与发展，穿插现代中东历史，从全球视角系统且深入梳理欧洲尤其是德国难民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当下困境，并就难民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欧洲产生的影响进行推测，对中国读者了解这一国际关系重要议题很有裨益。

《门口的陌生人：欧洲难民危机》，齐格蒙特·鲍曼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对于大门后面的那些人而言，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总是陌生人；而陌生人之所以往往引起恐惧、焦虑，仅仅是因为这些陌生人不为大门后的人们所理解。今天，我们发现自己面临这种历史的极端情况，我们的电视屏幕和报纸充斥着关于“移民危机”的报告，渲染难民对欧洲各国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一种恐惧情绪在大量的人口中扩散，他们担心这种邪恶会威胁社会的幸福安宁。

在这本小书中，齐格蒙特·鲍曼分析了这种道德恐慌的根源、表现和影响。他简要地剖析了今天的移民恐慌，指出了政客们如何利用这些广泛扩散的，特别是在已经如此之多的被剥夺继承权者和穷人之中广泛传播的恐慌和焦虑。他认为，相互孤立、修建隔离墙而非沟通对话的策略具有误导性。这种策略可能带来一时的安宁，但是从长期来看注定会失败。人类正面临危机，走出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承认地球上的不同人口部分日益相互依赖，并找到新的道路，使我们与具有不同意见和偏好的陌生人团结而合作地生活在一起。

英雄主义的叙利亚人

《我未尽的苦难：欧洲难民危机全纪实》，帕特里克·金斯利著，中信出版社 2017年10月

此书关于一个叫哈希姆·阿拉-苏基的叙利亚人的故事。以讲述哈希姆如何寻求安全的容身之地为主线，将其个人讲述与对其身边危机的分析穿插在一起，这样读者既可以了解他的流浪之旅，又能了解他途经的大陆所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哈希姆？他不是自由斗士，也非超级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叙利亚人。这正是作者想写他的故事的原因。

虽然哈希姆是普通人，但在金斯利眼中，他完成了“如奥德修斯”般的屈辱征程。他说，“记者的本能使我想记录下他这种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惊人之举”。为了记述这个故事，他不断审视自己的位置，希望作为尽责的观察者允许哈希姆充分作出选择。金斯利是《卫报》创刊以来的第一位专门报道难民问题的记者。本书为纪念那些难民，也会将部分稿酬赠予难民救援事业。

《海的那一边》，梅丽莎·弗莱明，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

《海的那一边》讲述了叙利亚难民杜娅为了寻找一个安居之地，和未婚夫巴萨姆，下定决心冒险偷渡去欧洲，却遇上了海难的故事。而杜娅在苦苦求生之中，仍尽力对他人慷慨相助。这本书记录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迁徙之旅，也赞颂了人性的慷慨与坚韧。

杜娅的故事，其实也是每个难民的真实写照，他们只有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难之中，甚至失去最宝贵的人或物，目睹无数同胞在自己面前一个个牺牲，才能最终抵达一个可以获得庇护的家园。他们的故事发人深思：海的那一边，究竟是希望还是绝望？

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是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该书改编电影由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 ）与J.J.艾布拉姆斯联合制作。

依托于家乡又托起家乡的人

《我是马拉拉》，马拉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年10月

你能想象吗？当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在地球的另一端，还有人因为女孩子争取受教育权而遭到枪击。“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这就是马拉拉和她的朋友。

她生活的地方美如天堂，“人们常说斯瓦特河谷是东方的瑞士，我们甚至拥有巴基斯坦第一座滑雪度假山庄。”却也是充斥性别歧视的人间地狱，“若家里生了儿子，大家都要鸣枪庆祝；但若是个女儿，则要被藏在布帘后。女人一生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了，就是煮饭和生孩子而已。”

此书出版于2014年，但在八年后的今夏，阿富汗的女孩们仍然要去不见天日的地下学校上课。没有迹象表明执政的塔利班会允许她们重返学校。此外，目前全球仍有2.44亿6-18岁儿童和青少年失学。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月7日发布的报告，即使各国实现各自的国别目标，到2030年将只有六分之一的国家能够普及优质教育，届时全球估计仍将有8400万儿童和青少年失学。所以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持续性的关注。正如马拉拉所言，“我们不能继续让她们失望，我们已没有时间。”

《泪与盐》，皮埃罗·巴尔托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巴尔托洛是贫苦渔民的儿子，在取得医生执照后搬回家乡兰佩杜萨，尽管他在卡塔尼亚的同学更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开设了岛上第一间诊所，并且它后来成为难民危机前线的一处战壕。

面对无数需要救援的难民甚至尸体，虽然他“永远不会习惯”，“每打开一只绿色的心情都和第一次无异”，却义无反顾地将工作继续下去。在21世纪的非洲难民危机中，巴尔托洛医生和同事、当地人一起，救治、援助了近二十万来自利比亚、叙利亚、加纳、厄立特里亚等国的难民。这个“想要做兰佩杜萨人中的一员”的人于2015年获得德梅洛奖，2016年获第一届德法人权奖，2019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

他无法忘记自己的来处，无法忘记在“肯尼迪号”上学会热爱大海。对于巴尔托洛和其他兰佩杜萨人来说，把任何一个人留在海上听任命运摆布，是不可接受的，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海洋的规则。

文/贺初澄

编辑/李永博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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