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翼天使为什么不孤独（守护折翼天使）

仲春周末，北京天气晴好。因为新冠疫情，54岁的姜红霞正处于居家轮岗状态，本次轮岗已过去11天，3天后她就要进入北京市儿童福利院的大院里，替换下封闭在院内已连续两周没有回家的同事，照料10多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帮助他们做康复训练，教知识，讲故事。

她惦记着好些孩子喜欢音乐，便戴着老花镜、盯着电脑下载了不少歌曲和动画片。

姜红霞住在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家属楼5楼，她已在这里住了26年。家属楼院墙和福利院院墙只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从她卧室的窗户看出去，正对着大院里的一块小操场，操场右手边的康复楼2层就是她的工作之所，空中直线距离不过30余米。

她的微信头像是蓝天白云下的大院主楼旗杆，背景图则是院门口流淌的清河水。这是她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工作单位，1988年来时仅20岁，这家单位也仅4岁，半生年华都播撒在这直径数百米的地盘上。

她觉得，一座城市有没有儿童福利院，大不一样。

北京第一所儿童福利院

中重度残疾率95%——这是目前院内400余名孩子的现状。脑脊膜膨出、脑瘫、先天愚型、唇腭裂及其他多发畸形、猫叫综合征、歌舞伎综合征……这些光听名称就能令常人产生某种压力的病症名，在姜红霞口中说出来时，已显得平淡自然。

送到这里的孩子，除了残疾，还有一个普遍特征：孤——他们大都既孤且残，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是社会保障底线中的底线。

用福利院院长张志良的话来说：“这所院子的主责是做好北京市相关孤残儿童养育照料及康复服务工作，主业是对他们进行兜底保障。”

北京市儿童福利院2021年儿童节联欢

北京市儿童福利院位于海淀区清河街道，诞生于1984年，是北京第一所儿童福利院，由当时的北京市社会福利院划拨分离、单独成院。16年后，北京第二所儿童福利院成立，至今全市已有15所儿童福利机构。当年的社会福利院仍在原址，与儿童福利院一墙之隔，已更迭为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

38年来，正式在北京市儿童福利院登记入册的孩子累计近7000人。

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大院

姜红霞已不知多少次面对新入院的孩子，但每次都会涌起一股情绪：“好委屈。”

“替他们委屈……怎么就被爸爸妈妈遗弃了呢？怎么就没有家了呢？”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她情绪难平，摘下老花镜，拿出纸巾拭去眼角的泪花。

姜红霞出生在北京某矿区大院里的普通工人家庭，上有姐，下有弟，家庭健全、温暖，邻里友好。境遇的反差令她对院里孩子更为心疼。

十年前入院的一个孩子令她印象极为深刻。1.01千克、18天——这是孩子入院时的体重和出生天数。

“超低体重的早产儿，成人巴掌大的一个小姑娘。也许，当时父母都以为她活不成了……”姜红霞缓缓诉说，工作人员担心把她弄骨折了，不敢用手，用一个托盘盛着，把她放进暖箱里。

选派照顾她的是院里技术最精湛的护士，喂奶用滴管，从一次两三滴到十几滴，换尿布前先用烤灯把手烤暖。慢慢地，小姑娘越来越健康，越长越漂亮，能走，能说，还喜欢随着音乐律动，后来被爱心家庭收养。

“太欣慰了！”姜红霞感慨。

这里主要收留养育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天安门分局、西站分局、开发区分局、清河分局和市公交总队接警处置、送医救治的弃婴。

大多数父母选择把孩子遗弃在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在张志良看来，不管当时是无奈还是无情，仍折射出内心深处的人性，存有一丝期待：让孩子被好心人发现，赢得一个生存的机会。

职工和孩子在一起

百家姓

被遗弃实属不幸，能辗转进入儿童福利院，却是不幸中的万幸。北京城里有一张这样的兜底之网，伸出诸多触角，将这些不幸的、沉沉下坠的孩子们托住，不经意间完成了命运的巨大转折。

“我真不敢想，如果他们没进福利院，会是什么结果。”姜红霞说。

进入北京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除某些因生理病症太重死亡外，某些状况相对良好的会被家庭收养，某些会在14岁时流转至其他福利机构，位于顺义区的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就是最大的流转出口。

按照百家姓，1984年入院的男孩姓赵、女孩姓钱，一年年排序下来，最新一拨进来的男孩姓乐、女孩姓于。

孩子们入院后，首先会在观察区进行综合性评估，再依据评估结果进入不同养育专区：身体和智力相对正常的孩子将进入教育区，接受较为系统的学龄教育；残疾程度较轻、具备康复可能性的孩子将进入康复区；残疾程度严重者则送往养护区。

姜红霞现在康复区工作，共有35个孩子，分3个房间，她负责的那间有14个孩子，年龄7-15岁。大部分孩子习惯称呼女工作人员为“妈妈”，姜红霞是他们的“姜妈妈”。

姜妈妈对孩子们的生活待遇相当满意，尤其是伙食。比如，每天中午惯例有水果，红的火龙果、绿的猕猴桃、白的梨、黄的哈密瓜、浅黄的香蕉……切成小块拼成五彩拼盘，好看好吃又营养。

不仅要保障伙食营养，还得提供知识精神营养。

“单纯怜悯他，没用！”姜红霞说，“你能替他成长吗？能替他找工作吗？不能！”她认为，让孩子们建立自信，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太重要了。

在北京市儿童福利院2021年儿童节联欢会上，姜红霞表演诗朗诵

2014年前后，姜红霞接手了8个肢残较重的孩子，那会儿他们没人能写出一句完整的话。她着急，用两年时间，教会他们写小作文；数学从加减法开始，九九乘法表、四则运算、分数、质数与合数……后来，有个孩子被家庭收养，两年后发微信告诉姜妈妈，自己上高二了，“幸亏您那时候教给我基础知识，不然根本跟不上”。

涛涛也是那拨孩子中的一个。他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需轮椅为伴。姜红霞教了他3年，在教学中发现他擅长手工和绘画，便在这两个方面给予更多启发和指导：教他做过手链、端午节香包、软陶泥塑，乃至刺绣和古建卯榫模型。他的好几幅画作还被当作礼品赠予入院参观的热心人士。

涛涛在做刺绣

2019年4月，涛涛流转至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在那里的内部特殊学校就读，现上七年级。离开3年后，当记者问他对于清河时光最深刻的印象时，他回答了三个字：“老师好。”

12岁的小女孩丹丹说，自己将来“想当一名厨师，第一顿饭就做给姜老师吃”。

姜红霞带过的孩子里，有上高中的，有上中专的，还有人拿到了大专文凭。

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必须拥有“一桶水”。面对一拨又一拨不同需求的孩子，姜红霞逼着自己不断提升、博学，她毕业于职高幼教专业，后自学考取了北京教育学院的专科和本科，曾去香港进修，现在已经拿到了高级教师职称。

“每次送孩子出院的时候，我会想，总算没耽误你们，没误人子弟。”这让她心里坦然。

现在，她的课堂上，孩子们已经学着欣赏京剧了。

《巢》

这所大院占地45亩，硬件设施齐全，建有康复楼、医疗楼、培训楼、居室楼等主体设施。工作人员分三班上岗，以确保院内所有孩子一天24小时都有人照顾。

在康复楼大厅里，有一幅大型浮雕《巢》：数根粗壮的树干支撑起一个鸟巢，鸟妈妈在巢里给雏鸟们喂食；天空中，一轮太阳挥洒着温暖的光芒。

北京市儿童福利院浮雕《巢》

张志良解释：鸟巢代表着北京市儿童福利院，雏鸟代表孩子们，鸟妈妈代表工作人员，太阳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关怀，树干代表着社会各方力量。

这是一家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政府支持是它强大的支撑与后盾。张志良告诉本刊记者，政府一直持续加大资金保障力度，2022年儿童人均生活费保障标准较十年前增长了53%。

除此之外，社会机构、爱心人士也给予了资金、志愿服务、医疗保障、公益演出等支持。

2016年，青年导演张笛笛带领团队入院慰问演出，被大院里的生活感动，为其量身打造音乐剧《希望的家》，由老师和孩子们本色出演。姜红霞是主演之一，该剧仅在内部演出过，而她心里仍埋藏着一个愿望：“到人民大会堂演一场。”有一阵新闻曝光某些受雇保姆对孩子发脾气甚至打骂，这令她十分生气：“真该让他们看看这个剧，看看我们是怎么看护孩子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所院子都是关起门来默默做事。2017年开始设置媒体开放日，连续三年邀请20余家媒体记者入院采访。

“开不开门，确实不一样。”张志良、姜红霞都深深认可，这一举措既增进了社会的认知和尊重，也增强了职工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院里的孩子们在做手工钻石画

曾经，北京多家顶级医疗机构对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开启了绿色通道，如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医三院等；有的还组织专家入院为孩子们义诊，或者为院里的医务人员提供见学、进修机会。

张志良说，这里的孩子残疾及病症程度较重，目前常年需要在外诊断治疗的孩子近50个，仍然迫切需要医疗机构的支持。

作为院长，他也看到了事业发展上的一些瓶颈，尤其是专业队伍建设。他呼吁，建立专业技能人员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制度机制。

“毕竟，鸟妈妈更健壮，雏鸟们才会哺育得更好。”他说。

城市保温壶

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在北京城的哺育下诞生、成长，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反哺这座城市。

院内的历史文化长廊

姜红霞始终觉得，儿童福利院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温情，它让城市温暖而美丽；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有了新家，有了爱他们的妈妈，因而不再害怕。

“儿童福利院就像城市的保温壶。”张志良说，“经济水平决定城市的高度，科技水平决定城市的速度，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决定了城市的温度。”

他借用木桶理论打了个比方：对孤残儿童的保障，就是城市里那块最短的木板。

一年多前，张志良从北京市民政局办公室调任北京市儿童福利院院长，他坦言这两年自己更接地气了，内心去掉了不少浮躁、不少杂质。他曾接待过不少外部人士参观，“看完一圈之后，没有不抹泪的”。

在张志良看来，那些支持、帮助北京市儿童福利院的机构或个人，在参与过程中，就获得了某种反哺：既履行了社会责任，体现了社会价值，也接受了精神洗礼，得到了心灵升华。

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社长包岩对此深有体会。2021年6月，她和多名同事带着爱心物资入院调研慰问，被这个“折翼天使”的爱之港湾深深感动。

“这是一趟涤荡心灵之旅。医护人员在做着功德无量的事。”包岩告诉本刊记者，“等疫情缓和了，我还想再去，要和他们形成长久的支持——这不是单向的支持，是互相的促进，他们也在帮助我们心灵成长。关爱弱者的民族才能聚人心，关爱儿童的民族才有未来。”

姜红霞还有一个愿望：与科研机构合作，对部分残疾重症进行跟踪研究。比如，她很想知道，那种让孩子长得像化了浓妆的歌舞伎综合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患儿的智力水平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

这些想法背后，是这位从业34年的姜妈妈希望借助专业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合力探索孤残儿童护理保障的新边界。“这会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力量。”她说。

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历史上，接收孩子最高峰时，一年能达到近100个孩子。现在，儿童福利院已经连续两年没接收过新人，最新入院的3个孩子都是2019年进来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文明程度提高，以及优生优育的开展，弃儿已越来越少。

“没有遗弃就没有伤害。如果全国的儿童福利院都撤了，不再需要我们了。对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状态。”张志良说。

（文中涛涛、丹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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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社

编辑：佳祥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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