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越南的工厂（我在越南管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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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ID： iceo-com-cn），作者 | 谭丽平，编辑 | 米娜，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5月22日晚，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男子足球决赛，伴随着越南队球员任孟勇打进致胜一球，越南成功战胜泰国成为冠军，整个越南沸腾了。无数的球迷乘坐摩托车、汽车，沿街鸣笛，他们高举的金星红旗，形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人们在大街上彻夜狂欢。

这一幕，让张云峰再次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活力，还有疯狂。

张云峰第一次去越南，是在2010年。那时的她，对越南的印象，是一个落后的小国家，即便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道路也不平整，且只有双向两车道。如今，当她走上越南街头，路边一栋栋镶有大公司Logo的大楼，坐落着世界500强企业的产业园，六车道的大马路，以及满大街的年轻人，无不让人感觉这是一座现代化都市。

当被记者问及，她在越南管理工厂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时，张云峰停顿了三秒，一时竟不知如何接话。或许是管理工人时候的窘迫，难以理解的文化差异，又或是为购买设备上的一个零件满城市跑的焦急，过去的时光在脑海里一幕幕闪过，却很难有一帧像照片一样迅速定格。片刻，她终于回复了三个字，“太多了”。

张云峰所在的公司——佛山市南海矽钢铁芯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南海矽钢铁芯），是全球最大的专业铁芯制造商之一，专业生产矽钢片材料卷绕而成的环型铁芯、R型铁芯、钳型铁芯等产品。这些产品作为原始配件，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变压器、电力变压器、感测器及仪器仪表等行业。

2018年，这只“铁芯大象”开始将目光锁定到制造成本更低的国家，印度、越南便是其首次海外设厂的选择。张云峰在2019年被公司委以重任，先后外派到印度、越南管理工厂。

刚到印度时，一切都那么陌生。别扭的“印式英语”，等级观念严重的种姓制度，当地人爱拖延的性格，这些文化差异她用了很久的时间去适应，甚至因此在工作中踩了几次“坑”。但如今，在越南，她已经能一边背负越南工厂盈利的工作指标，一边远程管理印度工厂。

她的经历，只是成千上万在海外设厂的中资企业外派工作人员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开启全球第四轮产业大迁移，部分中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地区等梯度迁移。如今，突然引发国内讨论的越南正是这轮产业大迁移的受益国之一。

根据最新数据，全球经济震荡的当下，越南的外资、外贸与经济增长都表现强劲：今年一季度，越南GDP增速5.03%。4月的出口同比增长25%，进口也同比涨15.5%，前4个月累计出口同比增长16.4%，前4个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同比增长88.3%。

与此同时，国内对越南的讨论热度高涨。百度指数显示，4月26日，越南搜索指数迎来了一波小高峰。相关的话题包括：94岁的李嘉诚重返亚洲、进军越南房地产；越南一季度GDP增速高于同期中国、新加坡；“越南出口领先深圳”；2020年初至2022年初，因越南资本市场涨势强劲……对产业链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担忧之声不断。

不过，“去越南”并非一个新鲜话题。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鞋子和衣服等纺织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到木器及家居企业，再到苹果和三星等相关的消费电子企业，外资与中资企业均热衷于去越南投资。

到底工厂为什么迁往越南，越南的优势是什么？企业外迁需要面临的问题有哪些？越南又能否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些话题，或许从张云峰们身上能找到答案。

成本大作战

跟随客户的脚步，是南海矽钢铁芯去海外设厂的初衷。

很早之前，张云峰便观察到公司的大客户，以及世界500强已经开始迁往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大趋势，寻找更低的人工成本。但这也意味着，客户会尽量寻找本地的供应商替代，以减少成本。作为诸多成品中最原始又核心的铁芯配件，也就是供应商货品的源头，张云峰深知，客户在哪里他们就要在哪里。

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加速了这一步伐。“很多美国客户从中国进口，需要增加10%甚至25%的关税，相当于把单价提升了25%。这不是一点点成本，特别是一些大客户，一下子一年会多出几十万、几百万元的成本。”

而在此之前，就张云峰所在行业而言，2016年中国对产自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进口取向硅钢征收了反倾销税，税率为37.3%~46.3%，此举导致她的公司生产成本有所攀升。

于是，2019年，南海矽钢铁芯的印度、越南工厂顺势开张。越南北边与中国云南、广西接壤，距离珠三角地区也很近，能最大程度上链接中国制造和产业链。印度则有足够大的本地市场，同时公司也能更好接触到一些欧美客户。

远赴海外，工艺、设备、流程都不完善，前期工厂需要有人紧盯流程。张云峰和同事便是最早派往印度，负责管理当地工厂的人员之一。

但在国外，每一项决策，都能很轻易地影响到成本。

至今，南海矽钢铁芯位于越南和印度的工厂依旧有诸多零配件从国内发货，有些确实是国外没有，有的则考虑到成本问题。

“因为本地的价格太贵了，虽然东西很小，看起来不值钱，但是使用量大。比如说我们有一台设备上面一个很小的胶套，在国内可能几分钱或者是一两毛钱，但在这边是五毛，我们的用量大，比如说我一个月用1万件，成本就多了4000元。”

成本分解到以“毛”来计算的背后，是虽然两个工厂在海外运营了三年，但目前还没有实现盈利。张云峰表示，前期投入很大，包括土地、设备、人工成本等，而他们生产的这些基础产品，利润也不高。“身边的朋友，短的最起码需要三五年，长的可能成立八年十年才开始盈利，当然也看具体行业和投入情况。”

正常情况下，越南工厂一年能有大概两三千吨的年产量，但由于疫情的反复，导致工厂停摆。印度工厂一年大概一两个月处于停工状态，越南工厂则断断续续停工了一年。

这些，都是海外建厂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成本。

即便如此，严格来说，南海矽钢铁芯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家制造业公司的外迁，而是一次产业链的外迁。

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三次比较清晰的全球产业转移，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德国和日本的传统低端制造业向亚洲转移；欧洲及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向中国转移。这些转移，对于转移与被转移双方而言，都是受益者，发达国家集中精力发展利润更丰厚的高端产业，发展中国家则通过低端产业摆脱贫困。

被转移国家拥有的优势，无疑很明显，比如：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是一笔较为庞大的支出，南海矽钢铁芯的人工成本支出便占据了总成本的大约三四成。在国内，一位工人至少有4000元至6000元的薪资，但在印度，则只需1万卢比，也就是1000元左右。

不过，越南、印度工人的工作效率也远没有中国高。张云峰称，“印度人比较懒散，越南人稍微好一点，但越南工厂生产的产品单一，整体两者的工作效率大概只有中国人的七八成左右。”

2020年疫情暴发后，国内的同事无法回到印度。销售出身的张云峰开始一个人接手60多人的工厂，在印度疫情肆虐的这两年，她慢慢学设备、学工艺、学流程、学财务和学管理，负责起了整个工厂的生产运转。

接触陌生的领域没有打败张云峰，但管理团队却是她面临的一大挑战。“印度有种姓制度，导致等级观念非常严重。低等级的员工给高等级的员工安排工作，于后者而言是一种侮辱，自然也就不会听从。”

只有了解这些文化背后的原因，才能知道如何去克服问题。一开始，张云峰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了解这些文化差异。比如，她曾遭遇过的情况包括：当地人明明只需要100件的产量却说要1万件，款项说好30天月结一定要拖到45天或60天，付好定金按说可以立马送货的产品，但等送到已经是一个月之后。

相较之下，与越南人相处则相对简单，越南被称为与中国最像的国家。一位研究越南历史的学者告诉《中国企业家》，两国的文化根基非常像，越南小孩儿的启蒙读物，也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思维方式与中国是互通的。

自疫情暴发后，印度和越南工厂工人流失极大，无论车间员工、管理层都极不稳定。

不稳定还意味着，需要重新招人、培训。这并非易事，“我们是一个偏冷门的行业，在国外很多工人对此并不懂，前期培训成本会很高。此外，加上设备的折旧、材料的浪费，甚至交期问题、客户投诉问题，这些不是用多少金钱就能衡量的了。”

供应链是最大的难题

疫情之后，还需要面临原材料价格高涨的问题。

目前，市面上铁芯的原材料供应格外紧缺，不仅是印度或越南，而是全球，已经处于“有钱也买不到材料的地步”。印度的材料价格甚至有点失控，张云峰说，“印度的价格快到国内的两倍”。

不过，在张云峰看来，原材料这些都是外部原因。真正考验海外工厂的，还是供应链。“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做好本地化”，张云峰认为这是“重中之重”，一旦没有处理好，中间很容易脱节。

比如，铁芯制造的重要原材料是硅钢。在国内，有武钢、宝钢、钛钢等大型钢厂，很容易就能找到货源。但在越南、印度，国家本身没有大型钢厂企业，“印度那边可能需要向日本、韩国、欧洲的钢厂进口硅钢，在当地做加工，再卖给我们。在越南，则看哪家供应商有材料就找哪家”。

这些在后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需要在前期考察、设厂时就做好准备。

张云峰表示，不光是材料，设备、包材，所有的东西都应尽量在当地找到。不然一旦急缺，即便国内买可能稍微便宜一点，但一是需要花费长时间运输过来；二是如果碰到一些急需的东西，必须发空运，势必会更贵。此外，如果是关键设备零配件，损坏期间设备不运转，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些都是成本啊”。

此外，很多国内运过来的设备，一旦坏了，在国外也找不到懂的人来修。“虽然在国外开厂机遇挺多，但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也很多。”

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了越南无法替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张云峰称，南海矽钢铁芯的越南和印度工厂更多承接的是一些基础的工艺，核心工艺依旧在国内。国外疫情严重期间，有部分订单会回流到国内工厂生产，如今越南对疫情的管控已经放开，部分订单也会流到当地工厂。

“越南制造其实是中国制造的溢出效应，远远不用考虑替代的问题。”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国际贸易摩擦预防及应对工作委员会主任尤灿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无论是整个国家的规模、市场规模还是产业规模，都让越南可以成为中国产业链的延伸，但无法替代中国。

多位受访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表示，越南一直是代工厂的乐土。虽然在疫情期间，中越两国出口替代经历过一些轮动，但越南制造的崛起，是自然产业转型升级叠加国际关系以及越南地缘格局等各项综合因素所致。目前，越南优势仍集中在劳动密集行业及低端制造业，充当的角色是中国制造业的补充。

当然，外界不应忽视越南发展的速度。在疫情发生之前的20年时间里（1999年~2019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始终保持每年5%~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尤灿认为，越南的GDP统计和中国以及世界银行通用的GDP统计标准不一样，“至少在我个人的观察里面，从2013年开始，我认为越南的实际GDP，如果套用世界银行的GDP概念，很有可能超过10%”。

“它计划了自己的增长，预见了自己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在有意控制它的增速表现。”尤灿说。

显然，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制造业，已不再甘心当落后的追逐者，正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中的强劲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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