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和唐朝佛教 日本学者为何主张

关于佛教传入日本时间的记载基本分为两大系统，即钦明天皇十三年壬申（552年）说与钦明天皇七年戊午（538年）说。

佛教传播的主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百济主动将佛教传入日本还是日本主动从百济请来佛教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明治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日本积极学习先进文化的特性，常常运用“摄取”一词，其背后显然有皇国史观的影响，目的是彰显日本相较于、中国民族的优越性。这种逻辑影响甚大。

时至今日，即使在修辞上有所变化，部分学者仍然秉持着“日本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思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基于对皇国史观的批判，也有部分学者将日本置于接受佛教的客体位置加以理解。不过近年来，以上川通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基于对梁武帝以降菩萨戒佛教的研究和天皇—苏我氏非对立的原则，主张日本“导入”佛教论。笔者对这种观点存在疑虑。

首先，该观点最直接的文献证据为《隋书》“于百济求得佛经”的记载，但日本的研究者似乎很少对该史料的性质进行分析。《隋书》是最早记录日本信奉佛教的中国正史，相关记述最主要的资料来源是裴世清与遣隋使。假使这里的“求”字确有实际动词意义，裴世清到达日本时，距离钦明十三年已超过半世纪，裴世清只能通过当时日本人之口得到这一信息。

参考遣隋使的国书内容，无论当时的日本是想要寻求与隋的对等关系，亦或是使用佛教术语、试图通过崇佛的形式来加入隋帝国主导的东亚世界体系中，都有足够的理由主张自己在获取佛教一事上的主动性，这和近代皇国史观的逻辑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有隋书的证据显然欠缺说服力。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文献则很清晰的使用了百济“献”、“奉”、“度”的用语，显然是把日本摆在了客体位置。而且，虽然文献中的排佛记事显然经过了后人的润色，但如果参考中国和新罗的情况，可以认为在佛教初传时期日本统治阶层的意见可能并不一致，并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记事作为伪史而加以否定。

其次，有学者主张所谓文化差异势能传播理论，认为当两个文化有差异的文明接触时，会自然地发生文化从高势能向低势能的流动。武安隆对此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文化并非是从先进到落后地区的单向流动，相对较低水平的文化也会向先进文化地区流动。这一理论常被用来解释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现象。虽然武安隆也认识到了外来文化的传播具有不同的层次，外来宗教是最高层次，即最难吸收的外来文化，但是仍然主张日本主动积极地摄取外来文化。

这种文化理论的问题是将文化传播现象孤立了起来，忽视了文化传播过程中伴随的和经济的互动，而且混淆了人口与物质的交流过程中伴随的自然的文化流动与统治集团主导的人为的文化传播。总之，笔者赞同武安隆对文化传播具有不同层次的分析，但是当统治阶级乃至全社会自认为处于文化劣势并主动地吸收某种外来文化，在此之前一般会有重大的冲击性事件发生。这时，吸收外来文化更多是作为一种手段，并非只为寻求所谓“文化的进步”，而是试图改变某事件造成的恶性后果。

6世纪的日本是否经历了重大冲击性事件？的确，当时日本在半岛上遭受了挫折，国内也经历了一些动荡，但现有史料无法表明日本王权的统治基础受到动摇。在确立新皇统和新政策的继体—钦明朝，主动摄取一种高度化的外来宗教反而可能对王权造成更大的风险，这也和日本王权的性格不符。即使认为苏我氏与天皇是非对立的，二者对佛教的态度也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而且在此之前的东亚佛教外交中，主动请求佛教传入只有两例，而且都是由后进国向佛教先进国——梁的请求。

日本在5世纪与中国的交涉中没有一次提到佛教，在6世纪更是不存在与中国的直接交涉。假使日本在钦明时意识到了佛教的作用，主动向百济请求佛教也与日本视百济为属国的态度相矛盾。日本确实曾多次要求百济贡进文化人才与珍奇物资，但这些都是应用性的技术，例如养马、冶铁、药学与历法等等。若认为大和国家在意识到菩萨戒主义佛教意义的基础上主动摄取，显然有夸大日本主体性的可能。或者简单地认为苏我氏的一切佛教活动都是在王权框架内进行也是不可取的。

最后，6世纪时中国的佛教以梁武帝菩萨戒佛教为代表。如上所述，菩萨戒作为僧俗共享的戒律，的确很适合用于加强统治集团的团结、强化中央集权。6世纪末的日本佛教也的确展示出了重视戒律的性格，但仅以此不能说明日本统治阶级主动地导入佛教。毕竟，举行早就是南北朝中国佛教的特色表现之一，进入日本的佛教受此影响十分自然。

善信尼的百济求戒也看不到天皇参与的迹象，不如说是作为渡来人出自个人信仰而作出的举动，毕竟受戒本就是佛教的应有之义，希望前往戒法（佛法）完备的国家学习的留学僧在此后的日本也频繁出现。

对于统治阶级导入佛教以及部分民众希望信奉佛教之间的区别应当特别注意。摆脱既定史观和理论框架的影响，从现有史料来看，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佛教传入日本有着重要的外部契机，其初传可视为百济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出于目的而采取的文化攻略，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日本的友好关系，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6世纪末的高句丽。笔者会在第三章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