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税制改革对跨国企业影响几何：专访祖克曼太低了

采访、文丨闫桂花 编辑丨黄锫坚

7月10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一项包含15%全球最低税率的、旨在让跨国公司公平缴税的计划达成一致。这一方案被广泛赞誉为“历史性”的“世纪税改”：美国财长耶伦称有了这一协议，各国为吸引外资而竞相降税的“逐底竞争”将“走向终结”；欧盟称其为“税收公平、社会公正和多边体系的胜利”。

该协议真有那么大的效果吗？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在什么位置才能发挥税收公平的作用？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和全球收入分配有着怎样的关系？调节企业税会影响个人税，并进而抑制贫富分化吗？带着这些大众关心的问题，我们采访了收入分配领域的知名专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

祖克曼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他对此次全球税制改革并不看好，并颇有微词。在他看来，15%的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率设定得“太低”，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大部分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缴纳的税率；不仅如此，该协议的某些条款可能还会鼓励企业转移利润，从而达到逃税目的。

他还表示，让跨国企业逃税，实际上是政府的选择而非舆论普遍宣称的在技术和全球化发展下的不得已之举；另外，哪怕无法就达成全球性协作，单个国家或数个大国，也足以采取单边行动结束作为不平等引擎的税收竞争。

祖克曼的博士导师是《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师徒两人，加上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均是全球收入分配领域的领军人物。2015年，祖克曼因《谁动了国家的奶酪——避税天堂调查》一书名声大噪，该书是继《21世纪资本论》后第二部相关领域的引发全球舆论关注的学术著作。2018年，他因对避税天堂的研究被授予“法国最好的年轻经济学家”奖项。2019年，他被英国《展望》杂志评为地球上50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还与美国政客密切合作，为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以及桑德斯等充当参谋，制定“财富税”方案。近日，他和赛斯合著的新书《不公正的胜利》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发行，该书以详实理据剖析了全球不公平的深层机制。

2013年，皮凯蒂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引用了横跨250多年、来自多个国家的数据推理出，资本收益的增长总是超越经济本身的增长，在这种机制下，财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该书出版后在欧美国家引发了99%人群反对1%金融寡头的潮流。2016年，泄密的“巴拿马文件”披露，跨国公司和富人将其利润转移至百慕大等低税率地区，借以逃税甚至洗钱。次年，带着“不纳税是因为我聪明”说辞入主白宫的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将美国企业税税率从35%砍到21%。2021年，美国国税局泄露的机密文件显示，25位最富有的美国人其实际税率仅为3.4%，而典型的美国家庭将收入的14%都上缴给了美国国税局。

祖克曼与赛斯在《不公正的胜利》一书中指出，美国在最近半个多世纪，对资本征收的税率比重一路下滑，对劳动征收的税率比重则不断攀升。2020年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疫情打击了就业，但主要为富人储藏资金的股市受益于政府的刺激政策而飙涨。

在美国，工薪阶层与富人的纳税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当工薪阶层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开车、穿衣、购买电气，因而被一直征收销售税时，富人却在欣赏歌剧、享受律师的服务和乡村俱乐部的生活，而这些服务型消费是无需缴纳销售税的；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是唯一不能从免除、扣减、降税或其他优惠中受益的类别，而得益于各种免税政策，富人几乎所有收入都是免税的。以扎克伯格为例，他2018年的收入是脸书当年200亿美元盈利的20%，即40亿美元，不过脸书公司没有分配任何股息，因此他不需要为此缴纳任何个人所得税。

祖克曼说，对教师、职员和大多数员工来说，永远无法假装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是股息，而对富人而言，转化收入就是小孩子的游戏。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注册公司来实现。

在此背景下，企业税就变成促进公平的关键所在，因为调节企业税就能控制富人的实际所得。而因为各国的逐底竞争，企业税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大幅下降。《不公正的胜利》一书中提到，美国企业税一度曾高达53%；皮凯蒂也称，二战后在法国、德国和英国也实施了相当水平的税率，1980年代，欧洲企业税率平均为45%，而到了2020年已经降到了只有约20%。

祖克曼和赛斯在他们的书中强调，跨国公司借由避税天堂等手段少缴乃至不缴纳税收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非富人所宣称的“合法避税”，因为美国的法律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包含一套被称为实质课税原则（economic substance doctrine）的条款，该原则认定，除了减少缴纳义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的交易都是非法的。

他们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跨国公司和富人的税率越来越低，是政府选择和纵容的结果。书中列举了多项措施，可以让政府减少税收不公，比如对富人征收财富税、创立对所有收入（无论是源于资本还是劳动，且不对储蓄豁免）征税的单一税种——国民所得税，以及实施全民医保等（因为私人保费类似于一笔巨大的私人税收，且保费与收入无关，比工资税更具累退制）。他和合作者的测算显示，要想实现税收正义，美国收入前1%的阶层的税率要从现在的约30%提升到60%。“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废除亿万富翁”，他2019年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曾提到。

当被问及理想的社会福利国家是什么样时，祖克曼称这个问题应该交给民众来回答，而作为经济学家，他的任务是收集重要的信息，为“民有、民享、民治”（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政府所用。为此，就需要展示可能路径的多样性，并阐述这些路径的内含之意。

以下是采访正文，经过编辑。

15%的全球企业税“太低”了

界面新闻：7月10日，G20集团财长就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缴纳“公平份额”税款的历史性计划达成一致，其中包括至少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这个税率远低于之前欧盟倡议的25%。您认为这个税率是否适当？

祖克曼：15%太低了——远远低于大部分国家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所承受的税率。在欧盟，如果把工资税、收入税和消费税都算一起，那么中产阶级需要缴纳的税要占其收入的30%-50%。那么，为什么允许全球化的主要赢家——那些大型的跨国公司，比其他人缴纳更少的税？

界面新闻：15%的最低税率，能给全球增加多少税收？

祖克曼：根据欧盟税务观察（EU Tax Observatory）发布的第一份相关报告，15%的最低税率每年会给欧盟带来480亿欧元收入，给美国带来400亿欧元，给中国带来50亿欧元。

当然，最后多少主要取决于最低税率最后定在什么水平上：如果最低税率是25%，那么每年新增的税收收入可能是前面数字的三到四倍！

界面新闻：这一协议框架是否会带来新的逃税避税漏洞？能否如耶伦所说结束全球税率的“逐底竞争”？

祖克曼：该协议目前仍处于国际协商阶段，如果不对当下的版本做出重大调整，那么要想结束各国税率逐底竞争，单靠这个协议本身是不够的，理由有多个：首先，15%的最低企业税率非常之低；第二，跨国公司在避税天堂如果有充足的资本，那么它们是有办法避掉这15%的税，因为协议里有一个条款，如果它们对应的是“真实的活动”（real activity），就可以减少需要纳税的利润额。该条款可能会鼓励公司把真实的活动转向低税率或零税率地区。

界面新闻：您就避税天堂做过深入调查并为此出版过一书《谁动了国家的奶酪》，能简单介绍下，跨国公司避税常用的手段，以及避税导致了多少税收的侵蚀和其他恶果？富人如何借“避税天堂”逃税？

祖克曼：跨国公司把高税率高价的子公司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下来逃税。通常的做法是，把无形资产，比如logo，专利或者商标，“定位”（locating）到低税率的分支机构。作为这些资产的法律所有人，这些公司可以获得大量利润。从全球范围看，我和我的研究者估计，跨国公司接近40%的利润以这种方式被转移到了避税天堂。由此给政府带来的企业税税收损失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

我在《谁动了国家的奶酪》里举了这么一个虚拟的案例：莫里斯先生，巴黎莫里斯·西公司的董事长，一家拥有800名员工的企业的唯一股权所有者，要寄1000万欧元到瑞士，首先，他在管控极少的美国特拉华州创立了一个虚假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在日内瓦开了一个账户，然后，莫里斯·西公司向这家特拉华州公司购买虚拟服务（如咨询），并向后者的瑞士账户付款。这样，通过购买虚拟服务，莫里斯·西公司可征税的盈利部分被降低了，莫里斯本应在法国上交的企业所得税也由此降低了。而当这1000万在瑞士到账之后又被用于国际市场投资，可能变成了1500万欧元，因为有银行保密制度，法国税务机关对这笔钱毫不知情，所以莫里斯先生只要不申报，就又可以减少他本应该上缴的所得税。如果想动用这笔钱，莫里斯先生可以通过一张信用卡取出小额的钱，也可以利用一种叫“隆巴多信贷”的伎俩，先通过这家瑞士银行在法国的分行借一笔贷款，以日内瓦资产作为抵押，钱仍然存在瑞士用于股票和债券投资，同时也可以在法国消费，比如购买别墅或购置名画。总结报表：税务机构损失了700万欧元，而莫里斯先生静悄悄地回收了1500万欧元。

界面新闻：从趋势上看，现在避税额最多的主要是新兴的数字技术公司，比如谷歌、Facebook等，是因为技术的变化导致的（技术和互联网的垄断加剧了、技术的发展使公司更难被课税）还是政府的选择？如果是后者，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行动？

祖克曼：诚然，科技公司在利用避税天堂避税问题上格外猖獗，然而，数据显示，利润转移是普遍性的现象，出现在经济中的所有领域：医疗、金融，甚至制造业……很长一段时间，盛行的观点是避税是自然规律——在一个全球化的时间，没有办法能阻止跨国公司避税。而在现实中，容忍逃税、参与税率竞争，是政府做出的一个选择。本质上，全球化或者现代科技并没有让对公司利润征税这件事，变得比过去更难。相比允许公司在低税率地方登记利润，政府可以选择对其海外利润征税；相比接受税率竞争，他们可以选择拥抱协作。

界面新闻：如果最低企业税无法真正在全球大多数国家落地，单个国家是否有办法防止跨国公司避税？

祖克曼：我们不需要一个全球性协议才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步，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避税天堂可以自由拒绝加入任何协议——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其他国家永远可以选择去征那些避税天堂不去征收的税。比如，如果一家美国公司在爱尔兰报收入并且按照5%税率纳税，那么，美国就可以对其爱尔兰的利润征收额外的10%的税，令其实际税率达15%。这样不需要跟爱尔兰签署协议。这些都是立即可行的，因为关于跨国公司的国别利润、税收和销售信息都已经存在，即使没有，也很容易获取。

界面新闻：增加大公司的税收负担，会不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经济学家认为，税收竞争也有好处，可以防止政府过度征税。您怎么看？

祖克曼：这种理论反映了一种对民主的深层的不信任，对此我无法认同。布坎南认为，在征税问题上，人们是无法理性地管理自己，我们需要百慕大来保护自己，免受大多数人的暴政、“驯服利维坦”，甚至那些被铭刻在宪法法典上的规则，也有可能无法保障财产安全。而我的观点是，在现实世界中，税收竞争成本要远远超过其可能带来的利益。

没有足够强有力的企业税，就不可能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progressive income tax），企业税低，富人就可以“变形”成公司，并从中受益。律师、医生、建筑师和其他个体经营者都可以选择作为公司经营，金融资产所有者也可以将其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转移到控股公司。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兼管理者可以决定大幅削减他们的工资，以使他们的更多收入留在公司里。一旦每个富人都成为公司，不仅累进所得税会消亡，仅剩的消费税也可以被逃掉，因为他们可以在公司内部消费——张三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向张三支付应税股息，而是会支付他的餐费、服装费、假期费和其他个人费用，这就是逃税。而没有了累进个人所得税，未来要想遏制不平等继续上升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所以，税收竞争是不平等的引擎。

界面新闻：该协议如果要落地，还面临哪些障碍？美国方面？欧盟方面？有信心在10月份敲定技术细节吗？

祖克曼：最大的困难就是跨国公司和他们的股东，在帮助他们逃税的行业，这些对最低税率毫无兴趣的人和企业。他们组织有序，在全世界各地向政府施压，在美国，在很多欧洲国家，在避税天堂，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该协议。

界面新闻：中国是联合声明的签署国之一。中国官方的企业税率是25%，但对高新技术企业有优惠。您认为该协议框架对中国来说影响多大？

界面新闻：该协议可以降低中国跨国公司在避税天堂登记收入的动机，从而增加在中国的税收收入。跟所有大国一样，中国从税收竞争中得不到什么东西。让全球化可持续的做法不是税收竞争和逃税，是协作。只要是往这个方向前进，不管步伐多小，都符合中国人的长远利益。

让富人逃税是政府的选择

界面新闻：以美国为例，税收不公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给我们展示几组数据？二战后到现在呈现什么趋势？这种趋势是否是全球性的？

祖克曼：如果把政府各个层面的所有税（不只是个人所得税，还有企业税、销售税等）都考虑在内，那么美国税收体系在20世纪中叶罗斯福新政之后还是相当累进的。1970年，最富有的美国人所有税种加起来纳税总额超过了其收入的一半，是工薪阶层的两倍。而今天，形势截然不同：2018年，在特朗普税改后，数百年来头一遭，亿万富翁纳税比例比工薪阶层（收入最低的50%人群）还低。这是个巨大的反转。

界面新闻：为什么富人纳税越来越少？罗斯福新政时的税收体系是如何消亡的？为什么您在书中说，“允许企业或民众逃税，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选择”？

祖克曼：从罗斯福新政的税收体系迈向死亡的每一步上，我们都能找到类似的模式：首先是大规模的逃税。接着，决策者放任逃税越来越恶化，让税收体系在他们认为的不可能打败的敌人——税收庇护、全球化、税收天堂、金融混沌——面前瘫痪。结局就是，政府佯装向我们当中那些最富有的人征税已经变成不可能之事而削减富人税率。

两个案例格外显眼：1986年，里根大税改，将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削减到28%，而1981年里根刚入住白宫时，该税率是70%。第二个案例是，2018年，特朗普上台，在美国跨国公司公司将越来越多的利润转移出走后，将企业税率从35%大降到了21%。

界面新闻：您在书中建议对富人征收财富税，实施起来可能面临哪些问题？

祖克曼：实施“财富税”两个主要潜在问题是：避税，以及如何评估市场当下无法给出估值的资产价值。然而，这两个问题并非无法克服。避税可以通过适当的信息采集和对避税服务提供者施以制裁的方式来限制，而估值问题可以通过允许纳税人用所持企业股份来支付财富税等方式来解决。

以农业巨头嘉吉（Cargill）公司为例，它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公司，90%股权由嘉吉和麦克米伦家族的大约100名成员持有。上次嘉吉公司的股份交易是在1992年，迄今已过去30年，如何确定其估值并公平地对嘉吉和麦克米伦征税？首先，国税局可以接受嘉吉公司1992年的估值，并根据此后公司利润的任何变化更新估值。如果嘉吉和麦克米伦觉得国税局高估了其价值该怎么办？国税局可以允许嘉吉公司的股东选择用实物，即公司的股份，来支付财富税。如果这么做，那么国税局就会在公开市场上将其公司股份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同样的安排还可以用来解决富人流动性的问题，即非常富有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财富，却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他们的税单。

界面新闻：人工智能越来越发展，机器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与之对应的是，一些普通人的工作被机器取代，此前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应对机器征税，您赞同吗?

祖克曼：比尔·盖茨说的对“机器”征税，含义并不明确。如果他指代的是资本，那么确实，随着科技变化，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的崛起，资本确实可能是在越来越多地替代劳动，那么，我是赞同他的。我还认为，对资本征税的最好办法，是实施累进的财富税，这样拥有资本的人，就需要为他们所拥有的支付更大比例的税收。不幸的是，比尔·盖茨在其他的采访中也提到，他反对累进财富税，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似乎并不明确。

界面新闻：您在书中建议应该实施全民医保，对私人医疗保险征收巨额人头税等，您理想中的社会福利国家是什么样子的？

祖克曼：理想的福利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这不应该由经济学家来回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拥有不同的观点，实在是不幸！这应该是留给所有人的问题，那些可以通过民主考量和选举来做出决定的人俩决定。经济学家能做的就是，收集对政府重要的信息，民有、民享、民治（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为此，要展示道路的多样性，要阐释清晰这些道路及其内含之意——税收分配不同会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会如何影响明天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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