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大不列颠的死亡阴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随人口流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即使在数万公里外的英国，截止目前已经从7132人中检测出13例感染者，但英国政府官方将此次疫情在国内定为low risk，各大城市街头鲜见戴口罩的英国人。

而回溯几百年前，著名英国文学家佩皮斯在1665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天哪！大街上没有人走动，景象一片凄惨。许多人病倒在街头。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对我说，某某病了，某某死了…”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彼得拉克在一封给弟弟的信中也写道：“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我们后世的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没有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有谁曾经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这是一场起源于公元14世纪的黑死病，此起彼伏持续300多年，遍布亚欧大陆甚至延伸到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受灾最重。

黑死病下的英国社会

·起源欧陆 传至英国

远离欧洲大陆的英伦三岛没能逃离被瘟疫吞噬的命运，在相关史料记载中最为可信的是出自当时诺福克方济各会托钵僧所编撰的一部编年史，其中记载：在1348年6月24日前夕，有两只船在今天的韦茅斯地区靠岸，来自加斯科涅（今法国境内，英国最主要的葡萄酒供应地）的船员已经感染上一种此前从未听说的传染性疾病，人们称之为瘟疫（pestilence）。瘟疫自英国西南沿大陆一直向北部传播，进而通过多条内陆河传播到德文、康沃尔、布里斯托、罗斯特等要塞城市。当时人们会将有病人的房子画上红色的“P”或十字以示警惕，然而短短几周内，大街小巷的房屋似乎都被触目惊心的符号所覆盖。至1349年，瘟疫已席卷整片陆地，人们宣称英国遭受了“末日审判”。

荒凉的城垣

·瘟疫所至 生灵涂炭

在这场疫情中，婴幼儿和青壮年成为病毒重点攻击的对象，男性更高的死亡率使得男女比例从黑死病之前的105:100，之后向反方向发展，甚至有学者称14世纪末和15世纪是女人的黄金时代。而就社会阶层来看，总体来说，教士的死亡率要高于总人口死亡率。这多是由于身份原因，教士需要长时间接触死者或濒临死亡者，因此大大增加了被感染的风险。贵族也在这场劫难中逃过一劫，他们早在瘟疫全面爆发前运用财富早早地逃离。死亡人数在城乡之间同样存在巨大差异，由于英国城镇人口相对集中，密度大，饮食和居住卫生条件恶劣，尤其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为经济支柱的康沃尔和德文，病毒肆虐，死亡率相当高。Barrie Dobson认为从1347年到1377年，英国城市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R.H.Britnell则将这一死亡率的上限提高到50%。

黑死病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一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传染性疾病”，它不像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而是来无影去无踪，因此在许多人眼里给它冠上了神秘恐怖的外衣，把它当作如客观存在又不可直视的可怕死神，并且将它与当时一些异常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暴风雨等结合起来。更有甚者，将其视作末日到来的前兆，大肆散播谣言。

·疫情中的宗教与世俗权力

身在法国的约克教省大主教威廉·苏支是最早对黑死病作出反应的英国主教，他将黑死病视为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在这种思想上英国教会对黑死病主要的防治措施就是要求人们虔诚忏悔。显然这一对瘟疫的解释和防治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作用，瘟疫依旧无情地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

与教会相比，英国政府采取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整治社会秩序。黑死病爆发之后，普通民众开始在不同地区逃亡，或者遵循教会指示踏上朝圣之路，更主要的是由于城市人口锐减，劳动力缺乏、工资高涨，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加剧，又促进了病毒的传播。为了缓解这一现象，时任英国国王的爱德华三世于1349年6月颁布《劳工法令》，防止黑死病流行后劳动力外流加剧社会动荡，从各方面确立所有身强力壮劳动者的责任，即“王国之内凡身强力壮之男子和女人……就须从事让他们做的工作。并且，其酬金、口粮、薪水的支付都必须以朕即位后第20年（即1346年）的当地惯例为准”；同时下令加强对出境人员的限制，于1350年1月发布公告没有特许不能允许任何人出境。包括伦敦在内的各个城市也纷纷出台条款约束建筑工人、佣人、裁缝、和厨师等劳工的工资，同时对酒、毛皮、小麦以及马蹄铁等重要生活物资等价格作出规定，并不断跟随疫情推进加以完善。

瘟疫中坚持劳作的人们

除了相关禁令之外，政府积极采取行动配合、支持教会的各种救助。如，在伦敦开辟公墓的过程中，政府积极加以支持，爱德华三世还为西多会的修士们修建了圣慈玛丽亚修道院供修士们救治病人；并且在瘟疫爆发后不久就为庞大的孤儿队伍找到了相应的监护人。

·混乱中民众——纵欲享乐与信仰救赎

但政府和教会近乎于亡羊补牢的挽救措施并不能弥补被疫情恐慌压倒的群众。尽管世俗和宗教权力都试图弥合近乎崩溃的社会秩序，但在黑死病面前，它们更像是不堪一击的“稻草人”，完全不能应对大规模爆发的死亡和人口剧减。在疫情爆发初期，人们依然对上帝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奇迹的发生，用虔诚的祈祷来实现自己求生的愿望。有的人则行动起来, 如关上城门, 拒绝外人进入, 但在中世纪那种城市依托农村生存的条件下, 这种措施显然坚持不了多久;其他一些人则踏上了朝圣之路, 希望用更虔诚的方式来唤起上帝的怜悯。尤其是时任教皇克莱蒙六世宣布1350年为大赦之年, 凡所有到罗马的基督徒都可以免罪, 这便引发了人们潮水般的朝圣之路。“大批基督徒涌向罗马, 人数不可胜数。据城内居民的估计, 在圣诞节……到复活节的大斋日, 到罗马的朝圣者达到了100万到120万人。从耶稣升天日到圣灵降临日, 朝圣者超过了80万。道路之上, 日夜人声鼎沸。”

但是, 更多的人却选择了一条为私欲和享乐所左右的发泄之路。在他们看来, 不管是祈祷还是自罚, 都不能让死神走开。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上帝预定的, 因此不用再作什么努力了, 唯有尽情享受这有限的人生才最重要。“大瘟疫使得幸存者的道德信念彻底崩溃了, 放荡不羁的风气可悲地流传开来。”享乐主义笼罩着整个社会, “黑死病的直接后果是降低了物价, 使市场上充斥着商品。……那些先前贫困的人们猝然发现自己变富了, 因为他们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继承者……人们突然获得所有这些财富, 其直接后果是许多人挥金如土, 狂饮暴食。”对财富的追逐必然导致彼此间的争夺和攻击, 而这种攻击又与一种原本存在的集体犯罪联系在一起。“灾害和死亡既然威胁着整个社会, 就会在一种无可奈何暴露出的迷失方向以及犯罪等的感觉上, 引起了集体的情绪障碍。”

纵欲享乐的人们

在利益面前, 甚至本来应该承担道德教化责任的大量教职人员也纷纷堕落, 他们对社会的混乱视而不见, 对俸禄数额的追求远胜于对俸禄所代表的职责的重视, 以至于大量教会事务无人承担。这样加速了人们对宗教专制势力心生怨恨并逐渐开始反，一个原本以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秩序, 从精神信仰处松动了，人们对原来恭敬有加的教会开始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知识分子率先在文学作品中隐晦地传达对教会所作所为的不满，如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中就通过对一个“好教徒”, 也是一个“穷牧师”的称赞来讽刺黑死病后教会的堕落:“他决不像有些牧师那样出租职守, 让他们的群羊陷入泥潭, 同时自己却去伦敦圣保罗教堂, 领一个小教堂神父的悠闲职位, 或受聘于工商协会;他却始终留守羊群, 唯恐野狼来乘隙为害。他并非惟利是图的商人, 他是一个牧师。”

带着鸟形面具的教士

但是, 民众对教会的怨恨并不意味着对上帝的亵渎, 他们只是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来感悟上帝。他们选择跨过教会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发，这包括个人灵修、奉献弥撒、巫术崇拜、黑魔法在内的神秘主义的兴起，就是人类在那个时期遭受种种苦难所引起的正常反应。

在黑死病持续300多年后，其蔓延的地区已从欧洲大陆西端长驱直入莫斯科，导致了近13万人的死亡，上至大公、主教，下至贫苦百姓。而转机也在此时出现，由于人口大量死亡，黑死病病菌已经没有宿主可寄生，加之当时人们的卫生健康观念开始转变，肥皂的使用使公共和个人卫生有了明显的好转。这场来势凶猛，所到之处尸横遍野的瘟疫竟然就此平息，虽然它仍然有可能随时卷土重来。

·是福是祸？

旷日持久的疫情，使得包括英国在内整个欧洲旧社会秩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开始对上帝和教会产生怀疑，主张掌握世俗权力，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世俗国家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由于社会劳动力锐减，人们不得不调整农业结构，使得传统种植业逐渐向畜牧业倾斜，英国著名的圈地运动也在此时初见端倪，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原始积累的基础。当然，瘟疫对于彼时科学文学的发展也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人们加深了对防疫重要性的理解，在教会无所顾暇的宽容下开始进行科学的研究，兴办大学，促进学术思潮的产生，又进一步为宗教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而文学家也在此期间受到灵感激发，创作了如《十日谈》一般脍炙人口的篇章，让后人可以通过修饰后的文字，略略窥见当时黑死病冰冷的死亡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