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鼓楼前世 大同鼓楼始建年代考

大同鼓楼始建年代考

《文物世界》 2010年05期

大同鼓楼系何人所建?始建于何时？《山西通志》中没有记载。现在可以见到的《大同府志》和《大同县志》也仅记鼓楼为明代所建,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在《四库全书》中发现了明代李贤所撰的《大同鼓楼记》。通过对该文的研究，似可确定大同鼓楼的建造者和始建年代。

一、现存的大同鼓楼

现存的大同鼓楼位于大同城区永泰街（南街）中段，是明楼阁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图一）。

清吴辅宏《大同府志》（乾隆版）记载：“鼓楼，在府治东南，永泰街，明时建。国朝顺治年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1]。其他《大同府志》或《大同县志》亦有类似记载。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和咸丰二年（1852年）又先后两次分别对鼓楼加以修葺。

明朝的大同，楼阁林立，建筑华丽，东有和阳街的太平楼；西有清远街的钟楼；北有武定街的魁星楼；南有永泰街的鼓楼。可惜这些楼阁大部分毁于历代的天灾人祸，只有鼓楼幸存下来。大同鼓楼为一座三层出檐十字歇山顶的过街楼阁式建筑，平面近似方形，面阔进深各三间，底层砖石砌成，东西长17.85米，南北宽14.55米，高约20米。一层十字穿心辟门，西北壁上有阶梯可达二层和三层之上。这一木结构楼阁的第三层檐下斗栱为单翘三踩。当心间三攒，次间两攒，左右山面亦同，一、二层廊檐下斗栱为一斗二升交麻叶栱，各开间斗栱攒数之分布与第三层相同。二、三层均四面辟门，为六采格扇，其外四周置栏杆，游人凭栏远眺，整个大同城一览无余。楼的底层外檐廊下存有清代顺治、康熙、咸丰年代的维修碑记九通，但字迹模糊，难以辨认。

早年，鼓楼二、三层檐下各悬有一方牌匾：东向上为“歌风”、下为“云开春晓”；南向上为“鼓楼”，下为“声闻四达”；西向上为“振德”，下为“和声鸣盛”；北面上为“时雍”，下为“瞻云就月”。康熙御笔楹联一副镌刻在鼓楼北口东西两根柱子上，上联为“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下联为“心田留一点，子耘孙耕”，这些匾牌，未能保存下来，甚为可惜。

1966年4月，大同市人民委员会发布公告，公布大同鼓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文物部门对大同鼓楼全面加固修缮，彩绘一新。并在底层东西南北各装门板两扇，一如古式。大同鼓楼现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大同鼓楼记》及其作者

1.《大同鼓楼记》原文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收录了明代李贤所撰写的《大同鼓楼记》[2]。以鼓楼为记的文献能收入《四库全书》者可能唯此一篇。全国有名的鼓楼，如北京鼓楼、天津鼓楼、南京鼓楼、西安鼓楼等都未入《四库全书》。可见，《大同鼓楼记》对深入研究鼓楼文化的重要性。本文不准备深入讨论《大同鼓楼记》，但为了供其他研究者参考，现将《大同鼓楼记》的全文录出（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

大同鼓楼记

鼓楼之建，虽有司为政之一端，而其所关则甚要。且人之于昼凡有目者皆知时刻之所在，入夜之际非更鼓以示之，则茫然无从而知，然则更鼓所以代人之目者也。夫一郡一邑，官府列焉，百工具焉，众役在焉，人民聚焉，必有更鼓以示之，则有凭有期而不失其节，庶务由之以兴矣。大同为边方大郡，有亲王以居之，有大将以镇之，有宪臣以莅之，军民之夥十数万人而更鼓不以无设也。或曰：“更鼓说固然矣，而必栖之楼焉，楼之费也甚大，然则斯举也，毋乃劳民伤财矣乎！”曰：“古者郡邑之制必为楼于城门以储钟鼓，名之曰谯，用以警众。其势不高，则其声不扬，而人之听闻也不广。”夫以一楼之建，为十数万人所听闻，则所费者寡，所益者众，亦何劳民伤财之有?或曰∶"谯楼之鼓，严昏晓之节而已，今以为知时刻之所在，何也?"昏晓之节有目者皆能知之，惟夜有五时有八刻人所不见，故谯楼之鼓加之更焉。夫天之运行，一昼一夜九十余万里，君子虽向晦息已安其身，而天则未尝不运行也。苟因更鼓而知运行之时，则凡为臣工者，宁不惕然兴起其自强不息之志，而发其键呼!谓之昏晓之节末矣!

彰武伯杨公信、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公越，尝建鼓楼于郡中，而郡守李福至京求为记，予故述其所以然之，故贻之。

2《大同鼓楼记》的作者李贤

《明史李贤传》记载园，李贤（1408—1466年），字原德，明代邓州（今河南邓州市）人。一生从政三十余年，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是明朝历史上难得的治世良臣之一。明宣德七年（1432年），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到河津等地视察蝗灾后，授吏部验封主事。正统十年（1445年），升任考功郎中，后任文选郎中。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英宗被掳，李贤脱难回京。景泰二年（1451年），上正本十策，代宗视为座右铭。又论述战车火器好处，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转户部侍郎，次年又迁吏部右侍郎。李贤博采古代君王治政经验，编为《鉴古录》，给代宗作为施政参考。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迁李贤为翰林学士，入内阁，升吏部尚书。天顺五年（1461年），加太子太保。李贤举贤任能，以惜人才开言路为急务，为人耿介忠直，英宗遇事必召李贤，李贤意见多被采纳。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病重，召李贤委以托孤重任。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即位，晋贤为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李贤经常规劝宪宗，要亲贤远奸，勤政爱民。成化二年（1466年）十二月，李贤病故。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达。

李贤所著《鉴古录》、《体验录》等均已不存。《天顺日录》、《古穰文集》等书收入《四库全书》，尚留传于世。

三、大同鼓楼始建的年代

《大同鼓楼记》的作者李贤于1466年病故，因此，《大同鼓楼记》应写于1466年之前，即大同鼓楼建造年代的下限在 1466年。

据《营造法式》"鼓钟双阙，城之定制"，大同建鼓楼的同时，亦应建造了钟楼。乾隆《大同府志》记载∶"钟楼，在帅府街，明时建。国朝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重修"。①大同钟楼已于1951年拆除，只留下一口大钟。钟高2.12米，口径1.3米，厚α10米，重9999斤。击之，声闻30里。钟上铸有“大明景泰四年四月吉日制”。明景泰四年是1453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明代在大同建鼓楼、钟楼应是较大的工程，必须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论证、设计、筹款、备料，等等。制造钟楼大钟应是前期准备工作之一，因此，造钟是1453年，但建楼不一定是1453年，要推后几年完全是可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根据大钟的记载，大同鼓楼、钟楼建造的上限年代应在

1453年。笔者曾在《大同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大同鼓楼的始建年代是1453年[4]，现在看来，是不够确切的。

《大同鼓楼记》曰：“彰武伯杨公信、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公越，尝建鼓楼于郡中。”

杨信（？—1477年）[5]，字文实，六合(今江苏六合县)人，天顺初（1457年），杨信驻防延绥。天顺三年（1459年），因军功封彰武伯，任延绥总兵。杨信曾两次任大同总兵。一次是天顺四年（1460年）十一月至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另一次是成化三年（1467年）四月至成化十三年（1477年），卒于任。赠侯，谥武毅。《明史》称杨信“在边三十年，镇以安静，人乐为用”。当时山西行都司就设在大同城内，大同有重兵屯守，最高军事长官即是镇守总兵。《大同府志》记载[6]，明洪熙元年（1425年）始，大同总兵挂征西将军印，以五军都督及公侯伯之才而贤者充之。

王越（1428—1498年）[7]，字世昌，明直隶浚县（今河南浚县）人。《明史》称他“长身，多力善射。涉书史，有大略。”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历官御史，山东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年），为李贤所荐，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王越到任后立刻修缮武器甲胄，训练士兵，修理堡寨，鼓励农业和商业，强化大同防务。成化三年（1467年），受任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兼抚宣府(宣化)。成化七年（1471年），辞大同巡抚，加总督军务，专办“套寇”事。成化十年（1474年），为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制，总管西北边防军事，后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成化十六年（1480年）封威宁伯。后因汪直一案，被劾削爵除名。弘治七年（1494年）复官，再起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弘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大同鼓楼建于1463—1466年之间。

四、结束语

《大同鼓楼记》结尾写道：“郡守李福至京求为记，予故述其所以然之，故贻之”。李福，真宁（今陕西正宁）人，大同建造鼓楼时任大同知府。大同鼓楼建好后，李福至京求李贤为之作记，这是一个很难办的事。全国各地类似的建筑很多，作为宰相的李贤通常不可能为一个普通的鼓楼作记。但他却单独写了《大同鼓楼记》。其原因是，王越和李贤私交甚好，王越任大同巡抚，还是李贤推荐的。由于建造大同鼓楼是王越主持的工程，所以李贤才会为之作记，并将《大同鼓楼记》收入《古穰文集》。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又收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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