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说平民美食（汪曾祺与其笔下的美食）

一个中国人的饮食传统

在汪曾祺众多的散文中，关于吃文化的文章占据了一大部分。如我们熟知的《端午的鸭蛋》、《蚕豆》、《豆腐》、《泡茶馆》……零零总总写了很多，专收汪曾祺谈吃的文章的书也日见增多，从书名上就可以一眼看出，如：《五味》、《寻味》、《四方食事》、《故乡的食物》、《汪曾祺谈吃》等。如果说以汪曾祺作为“吃货”的“典范”，那么至少应该具备会吃、会做、懂得吃这三个标准。

会吃

汪曾祺因生活的轨迹对于家乡、昆明、张家口、北京等地的饮食都有了解，常常谈起某一食物的吃法，能举出各地不同的饮食习惯。不仅如此，他还能说出一种食物最诱人的时候、最适合的烹调方法。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注音：xiǎn）、野鸭、鹌鹑、斑鸠、鵽（duò）、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不仅吃的种类多，吃的地域还广，再用闲散随意的文字描述给我们，所传达的已经不是“口齿留香”能够涵盖的无穷韵味。在“会吃”这一点上，就已经令人望尘莫及。他还好吃，从他诸多谈吃的文字来看，他简直是吃尽四方的人。从家乡高邮的鸭蛋到北京的豆汁儿，到湖南的腊肉，包括咸菜，酱菜，野菜，他都要追究，琢磨一番。而且时常要发出毫不保留的赞叹：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 （《老头儿汪曾祺》）

除了生嚼，扬花萝卜也能拌萝卜丝。萝卜斜切的薄片，再切为细丝，加酱油、醋、香油略拌，撒一点青蒜，极开胃。小孩子的顺口溜唱道：

人之初，鼻涕拖。

油炒饭，拌萝卜。

油炒饭加一点葱花，在农村算是美食，所以拌萝卜丝一碟，吃起来是很香的。萝卜丝与细切的海蛰皮同拌，在我的家乡是上酒席的，与香干拌荠菜、盐水虾、松花蛋同为凉碟。北京人用水萝卜切片，汆羊肉汤，味鲜而清淡。 （《萝卜》）“吃遍四方”可以说是对于汪曾祺“会吃”的一个最为贴切的评价，而在其文中所展现的不同地域不同食物的吃法，投射出的是对中国饮食文化博大深厚的侧面。

会做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那么汪曾祺本人的“讲究”水平到底如何？如果用专业厨师眼光去看汪曾祺的厨艺，那肯定是不太够的。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坦率地承认：他所擅长的只是做家常菜，“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燕窝，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对于家常菜，汪曾祺则是得心应手。汪曾祺的烹饪手艺在当时文艺圈子中很有名。所以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外国汪曾祺研究者来北京采访汪曾祺时，中国文联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在汪曾祺的家中就餐。一次一个法国客人来采访汪曾祺，汪曾祺为其做了道盐水煮毛豆。那位法国人第一次吃盐水煮毛豆，竟然连毛豆壳都吃了下肚。

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我给她做了几个菜，其中一个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吃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很嫩，不糠；而且是用干贝烧的。她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萝卜》）美籍华人女作者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北京，指名要在我家吃一顿饭，由我亲自做。我给她配了几个菜。几个什么菜，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有一大碗煮干丝。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煮干丝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美国有广东馆子、四川馆子、湖南馆子，但淮扬馆子似很少。我做这个菜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国乡情!我那道煮干丝自己也感觉不错，是用干贝吊的汤。前已说过，煮干丝不厌浓厚。（《干丝》）

汪曾祺做的全是家常菜，然而又全是具有中国民间风味的家常菜。汪曾祺说：招待外国客人，并不一定是规格越高越好。因为他们最希望吃的是有地方特色的菜，越是具有中国风味的菜，他们越是难忘。而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能够做好中国风味的家常菜，何尝不是对于传统饮食文化的继承呢？能够将这些感受转化为散文，让更多的读者感受这份文化的传承，也是汪曾祺散文的独特之处。

了解

光会吃，会做吃的还不能算上是个行家，还要窥得“吃”中的门道，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对于一个人的文化底蕴要求较高，而这也是汪曾祺的散文具有“文化”特点的原因。汪曾祺在散文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融入，诗经、古人笔记乃至于中国地域的地方风俗，使得文字总是给人亲切感和共鸣感。

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 “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现在各地植物称作“葵”，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菜”。“采葵持作羹”说白了，就是 冬苋菜稀饭……

由此可见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注：汪曾祺：《随笔两篇〈葵·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