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狗咬人的意义（背后的中产焦虑）

表面看，《狗眼看人心》讲的是一件“狗咬狗”的小事，但它背后所折射出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处境才是这部电影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文/宋彦

电影《狗眼看人心》剧照

那还是2014年，有一阵子，吴楠总给身边人讲一件糟心事。一位编剧的狗被邻居家的藏獒咬了，编剧想找藏獒主人讨个说法。先是和警察周旋，遇对方亲戚耍赖，又被流氓恐吓，被商人算计，折腾了一通，最后连主人面儿都没见到，更别提道歉了。

故事每讲一次，都能引出一箩筐抱怨。身为编剧和大学老师，吴楠周围大多是外表光鲜、多少有点身份地位的朋友，提到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憋屈事，大家竟都像是弱势群体，各有各的遭遇。

她原本想把这故事作为一个“段子”，存在自己的编剧素材库里，让她改变想法的是导演徐峥。当时，吴楠正和徐峥合作一个项目，闲聊的工夫，又把这个故事给徐峥讲了一遍。徐峥一听，觉得有意思。“狗咬狗”看起来是个琐碎小事，是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但这小事折射出的中产焦虑和知识分子处境是可以深入挖掘的。“不要把它做成段子用在别的剧本里，单独写出来，就写这个故事。”徐峥对吴楠说。

这给了吴楠信心，2015年，她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剧本写了出来。和以往《满城尽带黄金甲》《十月围城》那样的项目比，这部后来定名为《狗眼看人心》的电影剧本吴楠写得很快。除了用一些戏剧技巧增强了人物性格和故事冲突，剧本主体故事与吴楠反复给朋友们讲的那个版本高度重合。重合到什么程度？“连剧本里反复协商、修改的索赔金额都与真实事件是一样的。”吴楠说。

第一眼看上去，《狗眼看人心》像是一部萌宠电影。剧组请来了加拿大驯兽师安德鲁·辛普森，这位被称为“狼王”的驯兽师曾花三年时间一手训练了电影《狼图腾》中的二十几只野狼。《狗眼看人心》中的狗主角“妮蔻”是只雪纳瑞，辛普森和他的六人团队用三个月时间训练了三只雪纳瑞，教会了“妮蔻”表演动作戏，展现虚弱、惊恐，甚至奄奄一息。让国内驯兽师束手无措的藏獒也被辛普森调教得很听话。除此之外，剧组在筹备期广招狗演员，在几十只品种各异的狗中选出十几只，它们都参与了电影的演出。

在最后的电影呈现里，妮蔻和藏獒有“动作戏”，黄磊主演的男主角余峰也与“狗群演”有一大场鸡飞蛋打的对手戏。“但如果把它定义为萌宠电影，就太表面了。”吴楠说，透过萌宠和“狗咬狗”这件事所呈现出的社会问题才是她写这个剧本，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的动力。

最近几年，“萌宠电影”成了院线电影中很受欢迎的一个类别。无论是早期的《导盲犬小Q》，日本和好莱坞版本的《忠犬八公》，还是近期的《流浪猫鲍勃》，主打宠物牌的电影总能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2017年上映的《一条狗的使命》甚至卖出了超过6亿元的高票房。这些电影大多强调宠物和人的亲密关系，走温情路线，最后总能赚走观众感动的眼泪。

但《狗眼看人心》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故事的触发点在狗身上，但电影讲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故事发生在北京六环外一个高档别墅小区里。假期将至，编剧余峰和妻子亮亮准备带一家老小去海边度假。余峰出门取东西的工夫，一只无人看管的藏獒盯上了他，人和狗扭打在一起，家里的雪纳瑞“妮蔻”救主心切，扑到藏獒身上，救下了主人，自己却被藏獒咬成重伤。

狗惹了事，得主人负责。余峰一家人呼叫警察，联系狗主人——一位神秘的老太太。对方像是有权有势的人家，态度傲慢，不露面，不道歉。不仅如此，老太太为了接回被警察带走的藏獒，派司机出马，连威胁带恐吓，后续还委托了精明的商人来讨价还价。余峰是个固执的知识分子，不想以恶制恶，也不愿意被钱财收买，一心想得到个诚恳的道歉，为了达成这点要求，一家人被折腾得不轻。

“这件事要表达的是一种焦虑感，或者说是看似光鲜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脆弱。”吴楠说，当初知道这个故事时，自己就触动很大。她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有份体面的工作，住在郊区的大房子里，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看似安稳。

“但这一件小事，就能瞬间把你击溃，你会发现，你平时坚持的那点东西瞬间就站不住脚了。”吴楠指的是像余峰、像她自己一样的知识分子的立场。电影里，“狗咬狗”事件一出，警察态度暧昧，司机小田用流氓的方式威胁，原本想靠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余峰夫妻立刻被带进了坑，“你马上就会想自己有没有什么权贵可以帮忙，又没有能以暴制暴的方法，你不得不用对方的逻辑解决问题”。

家庭内部关系也在这样一件小事的冲击下暴露了问题。余峰是那种典型的有点轴、有点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不愿屈从于权力，不想以暴制暴，也不认为这是能用钱解决的事，一心想以正规途径寻求和解。亮亮是个有点世俗的女人，坚信“诚意不用钱表达，用什么表达”。亮亮的母亲被吴楠设置成“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警惕性高，总不吝把人想得很坏，时刻处于备战状态。亮亮的父亲则是那种典型的犬儒主义者，不想惹冲突，维不维权也无所谓，息事宁人最重要。

家庭成员各自的价值观在琐碎的生活中并不会凸显，但一遇到事就暴露无遗，冲突也自然出现了。这些冲突有代际间的差异，也有不同成长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夫妻双方难以达成的共识。一场“狗咬狗”的事，就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腹背受敌。

朋友关系也变得脆弱。有些原以为能帮忙的有权有势的朋友，细想一下，不过是“只能过一件事的交情”，平时呼朋唤友，真遇到事了还是孤立无援。

边写剧本，边结合自己的经历，吴楠更觉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是活得最小心翼翼的一群人。电影里，余峰一家不仅怕可能是什么大人物的狗主人，怕警察方面徇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余峰一家“穿着鞋”，所以他们还要怕流氓司机，怕有可能的来自因“狗咬狗”这件事被开除的藏獒饲养员的报复。

怕权力、怕对方的背景、怕暴力，还怕耽搁在这一件小事上的时间成本，这些种种顾虑让体面的中产阶级在失去合法、合理解决途径时也失去了议价能力。余峰和亮亮很快“耗不起了”，不得不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以委曲求全的方式息事宁人。

这是一种对所谓现实的妥协，也是对自身坚持的原则和立场的妥协，这些“妥协”和它们背后的社会生存逻辑正是《狗眼看人心》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出于商业性上的考量，吴楠在导演和编剧时都给《狗眼看人心》增加了一些她所认知的商业元素，比如在美术设计上更清新、前卫，给余峰和狗狗们加了一场动作戏，电影整体风格也倾向于轻喜剧。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电视剧和商业电影编剧，吴楠很清楚，“中产阶级，狗咬狗的小事，没有爱情元素，没有清晰的类型划分……这个故事的商业属性并不好”。

但她之所以还愿意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并亲自导演，除了徐峥给她肯定，周围朋友对这件小事的感同身受也让她对这个故事增加了一点信心。“这电影需要找到它的受众。”吴楠说，一个生活在别墅里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故事并不容易博得共情，乍看起来更像是矫情，但这群人的脆弱和困扰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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