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木南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人文齐鲁陈美林）

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儒林外史》的读者不算多，以至于鲁迅要为它鸣不平，愤然说“伟大也要人懂”。在理解《儒林外史》伟大性的学术征途上，陈美林无疑是近四十年来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

陈美林（1932- ），江苏南京人，早年就读浙江大学，后长期在南京师范大学执教，曾任该校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据《文艺研究》杂志2006年的统计，从1976年至2005年，《儒林外史》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陈美林所撰分别占据七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如今的陈美林，早已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名家，然而，时光倒流六十年，却很难看出他将与《儒林外史》结缘一生。

文|尧育飞

1950年秋，考入浙江大学的陈美林一心想搞创作，想当一名作家。那时，他与“诗孩”孙席珍、王西彦等老师接触不少。也曾担任浙大文艺社的负责人，学校晚会上诗歌朗诵的节目，诗作就常出自他的手笔。1951年，浙江省文联组织浙大中文系学生到盐区体验生活，陈美林即是其中之一。无奈语言不通，他预想中反映盐民生活的大作也就无从下笔了。1953年，为响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号召，陈美林提前毕业，分配到学校当老师，专业的“作家梦”也便作罢。

1958年，陈美林被调往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前身）任教。彼时著名清代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任古代文学教研组组长，陈美林则任副组长。虽从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工作，陈美林的研究重心依然没有集中到《儒林外史》。在特殊的年代，学者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道路本就不易。后来，陈美林到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又与词坛名宿唐圭璋共事多年。然而，拥有如此令人艳羡的词缘及请益名师的机会，陈美林却没有走上词学研究的道路。

1959年夏天，陈美林在苏州洞庭东山留影（资料片）

也许，冥冥之中，上天早已暗暗将陈美林和《儒林外史》联结到一起。20世纪7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南京师范大学撰写《儒林外史》的前言，学校成立专门的工作组，陈美林参与其中，后虽因势退出，却从此开启半生事业。

陈美林的《儒林外史》研究并无特殊的师承，但他始终对吴敬梓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在《陈批儒林外史》中，他以凝重之笔“曝光”了吴敬梓在南京生活的一件小事：“冬日苦寒，无御寒之具，他（指吴敬梓）便邀好友‘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对由封建大族降为小康之家、再坠入贫困境地的吴敬梓，陈美林忍不住要为他说话。

胡适早年在《吴敬梓年谱》中依据“昔年游冶，淮水钟山朝复夜。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等诗句，推断“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对胡适的观点，陈美林不能同意，便于1977年发表《吴敬梓身世三考》，客观还原吴敬梓复杂的人生变故。不仅使研究更进一步，也为吴敬梓辩白了污迹。陈美林不仅执笔为文替吴敬梓打抱不平，他还实地推动吴敬梓遗迹的保护。他曾提交关于恢复吴敬梓秦淮水榭的议案，使如今游玩秦淮的人仍能藉此凭今吊古。

从最初关于吴敬梓的家世、生平、交游、思想、学养等作家研究入手，到中期《儒林外史》作品及评点的研究，再到对整个《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梳理和回溯，陈美林的《儒林外史》研究层层推进，取得丰硕成果。尽管他曾谦虚表示：“苜蓿生涯六十年，跋涉‘儒林’四十载，无非是讲堂之上，讲授诗文，或是埋首牖下，仰屋著书而已。”然而，他那艰辛跋涉而终于成绩昭著的学术之路，无疑极具启发意义。值陈先生米寿之期，笔者专访陈先生，请他谈谈数十年来读书与治学方面的情况。

问：1985年，唐圭璋先生为您写的学术鉴定称：“我校陈美林教师早年受业于王驾吾、夏瞿禅两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已打下深厚的基础”。能谈谈您和王焕镳、夏承焘两位著名学者的关系吗？

答：我于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读书。中文系当时名师如云，系主任是郑奠，古典文学课程由夏承焘负责。老师辈还有陆维钊、沙孟海、任铭善、王焕镳等先生。由于国家建设需要，1953年，我就毕业了。但在浙大读书时的各种学习和运动中，我被选为组长，参与老师的“运动”，由此与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1961年，夏先生应邀来南京、苏州等地讲学，我陪侍在侧。1971，他曾写信给我说，“忆解放初在嘉兴参加土改时，一日与你席地睡一处。”

王先生呢，早年为我们开设“工具书使用法”这门课。他有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验，授课生动而实用。尤其令我难忘的是，王先生教诲我们不仅要熟悉“书目”一类书，还应“亲近”图书，平时多在图藏书室内走动，进行开架阅览，以后研究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而不要等到需要使用图书时才去图书馆和资料室。

问：听说您早年曾立志当一名专业的作家，后来怎么转到古代文学的研究道路上？

答：我在南京读中学时，就喜欢写写弄弄，所以，1950年就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1951年暑假，浙江省文联主席陈雪昭说起当时浙江尚有三种劳动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这是茶农、盐民、渔民。陈主席自己去杭州龙井茶场体验生活，后来出版了小说《春茶》。渔民，则有别的作家去写。至于余姚庵东海边的盐民，就安排我和其他两个浙大学生去体验。我们在海边盐民家住了一个月，归来后却一字未写，因为无法沟通，我听不懂当地方言，他们也听不懂我的南京腔。

1953年提前毕业参加工作，被分配当了老师。1958年，我被调到江苏师范学院，与钱仲联先生共事。钱先生当时五十多岁，我才二十出头。他声明不讲授小说、戏曲，让我承担。从此，我就走进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不过，创作的梦想我并没有完全放下。当时不少古代戏曲作品印行不广，学生读不到原作，课堂讲授就有隔阂。我想到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李渔的《风筝误》都有人改为小说，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剧作家的作品也曾被改编为小说，并且成为风行一时的名著。因此，我也改写了一些杂剧和传奇，以满足教学所需。80年代以后，这些底稿以《元杂剧故事集》为名出版，取得不错的反响。以后，外文出版社还约我将《牡丹亭》、《长生殿》等改写为中篇小说。这些书多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等，流传到海外。

问：您的研究工作最终为何聚焦到《儒林外史》上面？

答：我的研究工作，大多是为教学工作服务的。从事《儒林外史》研究，也同样出于工作需要。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我校（南京师范学院）整理《儒林外史》并重写“前言”。学校当时成立老、中、青结合的四人工作小组分头撰写，最后由我执笔写出初稿，这是职务要求。我执笔的初稿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认可。不久，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前言”由他人拿去重写。但我并未放弃《儒林外史》的研究，而开展自主研究，在长期经营之后，《儒林外史》就成了我的重点研究对象。

问：《儒林外史》研究的推进与新资料发现密不可分。能谈谈您早年如何进行资料的发掘工作吗？

答：司马迁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研究《儒林外史》，不能不去吴敬梓的老家全椒走一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一些学者有机会到全椒查阅资料。我有意识地做了“访人”和“寻书”两项工作。声称是吴敬梓后人的吴炽棨和吴坪，后来我都见到。但其后人并不能谈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寻书”上，我却发现了康熙间蓝学鉴、吴国对主纂的《全椒志》。早先研究时，我就注意到胡适写《吴敬梓年谱》，用的是民国九年（1920）年修纂的《全椒志》。而吴国对是吴敬梓的曾祖，他主纂的康熙《全椒志》保存了很多吴敬梓家族成员的艺文资料。发现这一材料后，我率先将他引入吴敬梓的研究中，对学界重新认识吴敬梓家世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

问：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您的《儒林外史》研究在新材料之外，也常独具视角。比如吴敬梓和经学这样的命题，请您具体说说？

答：1977年，我在《南京师院学报》发表《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文章认为吴敬梓在《诗经》和《尚书》的研究上均有建树，批驳了那些认为《儒林外史》具有“反儒倾向”的观点。段熙仲先生读到这篇文章后，对我说：“新中国成立后，高校已不讲授经学了，您这个年龄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我想了很久，你是浙大毕业的，任铭善的弟子。”任先生是浙大著名教授，曾被誉为“经学江南第一”。不过，我并未专门从任先生学习小学与经学，也不敢以弟子自居。但我至今感念任先生当年与我单独谈话时，再三让我注意扩大学习范围，不能仅停留在“文学”方面，还介绍我阅读皮锡瑞的《经学历史》、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我后来对经学略具常识，与任先生的引导不无关系。

问：在注重研究的开拓之外，您的学术取向似乎又呈现“保守”的一面。比如2014年出版、今年又将重印的《陈批儒林外史》，就采用极为传统的小说评点体例。

答：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态。明代以来，小说领域涌现大量著名评点和批评家。如李卓吾批评《水浒传》、毛氏父子批评《三国演义》、张竹坡批评《金瓶梅》、脂砚斋批评《红楼梦》等。《儒林外史》在嘉庆八年（1803）也有著名卧闲草堂评本。

在深入研究《儒林外史》诸家评点之后，我以为评点的作用非时下泛泛而谈的理论文章可以代替，一般的赏析文字也难望其项背。因此，在70年代后期，我就考虑运用评点这一传统的批评形式，为《儒林外史》研究注入新的美学内涵。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就推出了我的《新批儒林外史》。2002年，又修订为《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出版。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再以《陈批儒林外史》套印本面世。今年这书又要重印了，足见还是受读者欢迎的。

清人张潮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我对《儒林外史》研究的心得和体会，也随阅历有所变化，这些大都反映在评点本中。总的来说，研究的价值不完全由著述的形式和体例决定，但二者相关。在小说研究领域，评点这种传统的形式并不过时，其独特价值至今不可磨灭。

问：学者的研究常会受到各种外力的干扰，您是如何突破环境限制，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陈美林：因我埋头做自己的研究，确曾遭受一些非议，但唐圭璋等老先生常鼓励我，不要管那些，尽管做自己的事。我想，一个人只要做自己爱做的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并把这每一件事都做好，那社会上就不会没有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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