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公主为什么不嫁到唐朝（吐蕃王朝在迎娶两位唐朝公主之外）

本文可以和前作《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放在一起看，唐朝公主和亲一篇，讲述唐朝在和周边异族通婚中的政治性选择，而本文将分析，吐蕃王朝是如何使用这种政治工具的。

很多人说起和亲，都破口大骂朝廷暗弱兵势不兴，以至于让一弱女子背井离乡担负国之重任。

但如果告诉他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频次远高于汉族政权，估计这些人又会颇不屑的说，“披发左衽无论立纲常，不足为奇。”

所以，厚此薄彼不过是所谓“华夷”思想在作祟，即便有些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此思想，但我可以很客观的说，绝大多数汉族人心里都有大民族的倾向，只是多寡之别，这其中也包括我在内。

不过，多看些史料，可以让人看待事物更客观、更公允，虽然谈及公主和亲时，我自己心里也会有点抵触，但至少我也清楚，政治工具就是政治工具，不以所有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是个君王也不列外。因为，人类政治游戏的规则，亘古至今从未改变，谁都不能超脱于规矩之外。

另外，所谓和亲是因为力不能抗，完全是无稽之谈，历史上著名的和亲案例前，几乎都有胜仗作为铺垫。

换言之，如果一方有充分的把握灭其国，还用得着和亲么？直接冲进对方国都明抢，岂不是更简单，也更喜闻乐见？！

和亲根本不是证明国力强弱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就用吐蕃做例子来看看。

吐蕃王朝曾和吐谷浑、象雄和亲，均灭其国；曾和党项和亲，役其族；曾和泥婆罗（尼泊尔）和亲，王其国（吐蕃王室成员为王）；曾和小勃律、南诏和亲，臣其国。

吐蕃王朝对外和亲指向图

强弱立判无需多言，那如何到了李唐，便成打不过吐蕃的证据了呢？

任何一个人，对自己本民族有自豪感本无大错，但看问题要客观，不能偏激，这点对汉、藏两族皆是如此。

和亲是一种政权为达到特定目的，采用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姻亲关系不但在国与国之间长期使用，在君与臣间、臣与臣间、家族与家族间也广泛使用，可以这么说，只要人的家族属性不消失，姻亲的政治属性，就永远不会消失。

好了，这篇文章的前述有点长，我们下面来仔细说说，吐蕃王朝的对外和亲案例。

一、吐蕃与象雄的和亲

很多人都知道，松赞干布娶了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但其实，除了这两位王妃外，他还另有三位王妃，分别是象雄公主李娣缅、蒙妃尺江、党项公主卢庸妃洁莫尊。

也就是说，松赞干布一朝就与象雄、泥婆罗、党项和李唐有联姻关系。在此四个外邦姻亲中，象雄是最早和吐蕃进行联姻的。

这也难怪，当吐蕃从山南一隅崛起时，首先要拉拢的肯定不是李唐，因为中间还隔着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苏毗（孙波）。

而史称“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的象雄，显然是有必要拉拢盟友。

因此，松赞干布四世祖赤聂松赞（《新唐书》作“揭利失若”）便娶了象雄大豪门没卢氏的女儿——没卢妃东江热。

到了，松赞干布父亲囊日论赞时，又把女儿夏玛噶嫁给可象雄王李迷夏。而松赞干布娶象雄公主李娣缅后，两国形成了双方王室互婚的姻亲关系。正式凭借这种关系，吐蕃第一次征伐吐谷浑时，象雄出兵相助。

而后，随着吐蕃的实力愈来愈强，两国最终翻脸，吐蕃以公主夏玛噶为卧底，灭亡了象雄。

吐谷浑壁画

二、吐蕃与吐谷浑的和亲

当吐蕃相继灭了苏毗和象雄后，走下高原向外扩展是必由之路。

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何吐蕃王朝能够发展成东亚一霸，而之后的藏族政权各个呆若草鸡。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多数的解释都归咎于宗教、气候等因素，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地缘上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成就了吐蕃王朝的并不是雪域高原，而是包括青海、甘南、川西北、新疆在内的占领区以及占领区上的各族民众。

或者换句话说，当帝国有了第一块扩张拼版后，就有可能有第二块、第三块、更多块，而一旦失去了最初的一块，就可能面临的是不断的被征服，就像之后藏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帕木竹巴、藏巴汗、噶丹颇章，不过几千蒙古人，就能让上百万藏族瑟瑟发抖。

有时候，帝国之间的较量，除了政治军事软硬实力之外，还有一种叫“国运”的东西存在。

而吐蕃王朝的“国运”，便是它的第一块拼版——吐谷浑。

从雪域高原向外扩展，能够选择的路线不外三条：

西路取阿里，经勃律，越葱岭，染指西域；

东路跨横断山脉，出剑南，杀奔四川；

北路翻巴颜喀拉山，攻吐谷浑，进袭河陇。

在这三个战略方向上，东西两路都是高山阻隔，只有草原连绵的北路，对吐蕃战争后勤的压力最小。

因此，吐谷浑必然是帝国进取路上的，第一块踏脚石。

青藏高原周边山系图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第一次走下高原，便挥兵北上攻击吐谷浑，迫使吐谷浑王室退至青海湖之北，顺势收服了周边的党项和白兰羌。

虽然之后，唐蕃两国在松州打成平手，在唐朝的要求下，蕃军退出了青海高原，但其影响力却留在了吐谷浑地区。

松赞干布娶党项公主洁莫尊，而其子贡松贡赞则娶吐谷浑公主芒洁墀嘎为妻，与吐谷浑结为“舅甥之国”。

与此同时，吐蕃也在悉心经营吐谷浑国内的反唐势力。

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王朝第二次走下高原，刀锋所向依旧是吐谷浑。高宗显庆五年（660年），禄东赞再次挥师北上攻伐吐谷浑，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最终便是在吐谷浑大臣素和贵的帮助下，才赶走了诺易钵可汗。

为确保吐谷浑的稳定，吐蕃保留了吐谷浑王室，并于公元689年，将墀邦公主下嫁吐谷浑新可汗。

由此，在蕃浑之间更形成累世互婚的关系。墀邦公主所生之子，吐蕃赋予“外甥吐谷浑王”的头衔，为吐蕃王朝辖下的藩国国王，在吐蕃地位居于王室与群臣之间，地位崇高。

另外，敦煌藏文文献中，多次记载三位分别叫达延莽布杰、坌达延墀松、坌达延赞松的大臣。此三人出自一个家族，且地位崇高，排序均在大相之前，应具有“小王”的资格。

而此时，吐谷浑故地尚有一位莫贺可汗（又称“阿豺王”）存在，估计上述三位大臣，极有可能是娶了吐蕃公主的吐谷浑大家族。

因此，吐蕃对吐谷浑的和亲拉拢，应不仅限于王室，还包括了其他大族。

正是凭借政治、军事、和亲多种手段的共同作用，吐蕃才能成功拼合吐谷浑这块拼版，并从此获得了东进河陇，西进西域的十字路口。

三、吐蕃与西域诸邦国，西突厥、突骑施、小勃律的和亲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禄东赞灭吐谷浑，掌控青海高原以后。吐蕃首先采取了东进，向唐朝控制的河湟地区拓展的方略。

但这种努力并未很快收到成效，吐蕃在河湟地区受阻后，转头向西，在唐朝控制能力更弱的西域开始经营，这便与西域部落邦国间发生了政治联系。

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政治、军事联盟以共同对付唐朝，但内里却是以联姻为手段，配合武力，积极进取。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在武街驿惨败后，转而全力以赴经营西域。试图打通由帕米尔高原通往新疆南疆的通道，而小勃律恰在此路的咽喉之处，号称“唐之西门”。

随后，两国在小勃律展开了反复争夺。

公元714年（开元二年），吐蕃进攻小勃律，《新唐书》载：“开元初，（小勃律）国迫吐蕃，数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久之，吐蕃夺其九城。”

722年（开元十年）8月，蕃军复来，遭唐、小勃律联军痛击。但吐蕃并未放弃，于737年（开元二十五年）攻破小勃律王都。

为牢固控制小勃律，吐蕃于740年将赞普姐墀玛絡下嫁小勃律王。凭此姻亲关系，周边诸国皆臣服于吐蕃。

《资治通鉴》载：“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

为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747年（天宝六载）高仙芝率军千里奔袭，飞夺连云堡，生擒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

吐蕃试图取道帕米尔高原，打开进入南疆的通道，还有两个重要的势力需要顾及，这便是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西突厥和突骑施。

唐史所载，吐蕃与突骑施的联盟始于717年（开元五年），双方联军“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727年九月，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可汗兵围安西城。

很多人都把突骑施认为是唐朝的盟友，但其实国与国之间根本不存在铁打的盟友，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例子屡见不鲜，西域的突骑施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唐曾册封阿史那怀道之女为金河公主，嫁给苏禄可汗为妻，并册封其为忠顺可汗，但其同样娶了突厥公主和吐蕃赞普的姐姐卓玛蕾为妻，三位公主并为“可敦”。

对此，《资治通鉴》里有详细的记载：“突骑施可汗苏禄……既尚唐公主，又潜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苏禄以三国女为可敦。”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西突厥身上，敦煌藏文文献中记载，公元708年（唐中宗景龙二年）吐蕃为“赞蒙可敦”举行了葬礼。

需要注意的是，“可敦”的称号专指北方游牧民族可汗之妻，吐蕃赞普之妻则称为“赞蒙”。这两个称谓间有明确的界定，在历史文书中绝对不会混用。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旁证，《册府元龟》记载，719年（开元十七年），唐玄宗赐杂彩等物于吐蕃，其中提及以二百缎“赐可敦”。

因此，敦煌文献中在708年提及的赞普之妻“可敦”，很可能是西突厥嫁给吐蕃赞普赤都松赞的西突厥公主。

随后，唐史中又于710年及719年两次提及“可敦”，则应该是赤德祖赞的西突厥妻子。

可惜的是，吐蕃与西突厥间联姻内容，汉藏史料均再无其他记载，但两国间存在和亲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四、吐蕃与南诏的联姻

南诏国在唐蕃两国间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砝码倒向谁，谁便能在西洱地区占据主动。因此，唐蕃两国对其的拉拢从未停止，这也导致南诏国的态度反复游移。

隋末唐初，洱海地区小国林立，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称为“六诏”，南诏国因在诸诏之南，故称“南诏”。

其后，南诏借唐朝之助力，连续吞并其他五诏，成了西洱地区的强国。

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南诏王皮逻阁入朝，受封“云南王”，成了唐朝在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盟友。

但随着天宝年间，杨国忠、章仇兼琼、鲜于仲通、李睿等人举措失当，唐和南诏间爆发著名的“天宝战争”，导致吐蕃势力趁虚而入，于次年（天宝十年，751年）转投吐蕃。

但必须要承认，吐蕃对西洱地区的经营由来已久，远不是天宝年间才发其端。

《资治通鉴》记载，680年（唐高宗永隆元年），吐蕃攻陷安戎城（今四川茂县西番界），西洱地区诸蛮皆降于吐蕃。而后，704年（武周，长安四年），赤都松赞征南诏死于军中。

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南诏王皮逻阁亲赴拉萨拜见吐蕃赞普。换句话说，南诏在入长安朝觐之前，以先入拉萨致敬。可见双方的关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另外，在藏文史料《西藏王统记》中记载，赤德祖赞娶南诏公主尺尊为妃，并生有一子名为“蒋诧拉本”。

虽然此条记载并无其他旁证，敦煌文献只记载“745年，为尺尊王妃举行葬礼”，并未言及来自南诏国。

但从南诏脱离唐朝藩属后，迅速便和吐蕃形成紧密联盟，受封吐蕃“赞普锺”（赞普之弟），号“东帝”分析，两国间应早有良好的关系。

《南诏德化碑》：“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饰袍、金宝带、金帐、状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坷具珠毯衣服驿马牛鞍等，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752）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锺南国大诏。”

吐蕃另一个和亲大国便是唐朝，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入藏和亲，大家都很熟悉了。其缘由和意义，我在《帝国嗜血——充满“面子”意味的松州之战》和《《汉藏史料里的金城公主》——汉史篇》两篇里，有详细的分析，不再赘述。

五、唐蕃两国和亲问题上的惊人巧合

上面两张是唐、吐蕃和亲一览表，我们注意一下和亲最频繁的时间周期。

唐朝的表格中共有19位公主成功和亲，如果以时间划分，李世民时期6位公主出嫁，占比31.6%；中宗李显时期1位，就是金城公主；玄宗李隆基时期有8位参与和亲，占比42.1%；肃宗、代宗、德宗、穆宗时期则各有1位。

换言之，初唐、盛唐和亲公主15位，占比高达79%，而到了内忧外患的中唐、晚唐，只有4位公主和亲，占比只有21%。（详细内容见拙作《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考量》）

而吐蕃的表格中，出现了极其类似的情况。

吐蕃王朝的早期（松赞干布、贡松贡赞、芒松芒赞、赤都松赞、赤德祖赞）和亲频率远高于晚期，出现大量嫁娶外族公主的案例。

两国不谋而合的根本原因在于，和亲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帝国扩张和拓展过程中意义重大，而当版图基本恒定后，其工具价值便不再特别明显。

另外，终唐一世始终都是出嫁公主从不外娶，而吐蕃王朝在达到巅峰后，也开始不再外娶异族公主。

从赤松德赞开始，吐蕃后五位赞普所娶王妃全部来自内部大氏族，这说明，此时吐蕃疆域已相对固定，政治矛盾的主轴已转向内部，吐蕃王室无须再对藩属国和占领区出嫁公主。

同时，姻亲关系这一工具，主要被用来平衡国内地方势力，形成稳固的执政基础。

综上所述，和亲是一种指向性、功能性，都非常鲜明的政治工具。

既然作为一种工具存在，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帝国可以用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方式来施加影响，因此“和亲是双方能够达成妥协的产物”。

当然，汉藏两族国家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基础迥异，在和亲政策上有无数差异之处，但这些都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我只想告诉大家，和亲是一种政治手段，并被各族政权广泛使用，其发端来源于政治需要，结果也以政治方式进行考量。

在看待公主和亲的问题上，无需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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