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实施文字狱的原因（清朝统治者倡导宽严相济）

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中曾揭示说：“清代诸帝总是对汉人的知识阶层不放心，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怀疑，对草野遗民更是念念不忘，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使之服服帖帖不再生事。这一政策，在乾隆时是大体得到了成功的。”

清最高统治者使用怀柔与镇压两手策略，固然是出于对汉人的疑惧，但另一方面，也有着治理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早在顺治朝时，君臣即已注意到“宽严相济”问题。顺治十三年（1656 年）顺治帝对大学士、尚书们说：“朕自亲政以来，以宽为治，恒谓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由今以观，太宽亦不可也。”都察院左副都御使魏裔介回应说：“自古宽严相济，过宽而生玩，即用严亦宜。”

康熙南巡图 清 王翚

康熙手书“万世师表”

亲政之初，康熙帝便在太学举行了释奠孔子之礼。二十三年（1684 年）十一月十八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帝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帝还大力表彰朱熹,颁谕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祖武

对清初统治者来说，要表彰理学，就面临一个究竟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寻求较之科举取士制度深刻得多的文化凝聚力，便成为必须完成的历史选择。顺应这样一个客观的历史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鉴别、比较，清廷最终摒弃王守仁心学，选择了独尊朱熹学说的道路。

康熙帝不仅在主导思想上实现了由尊孔到尊朱的转型，树立起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的大旗，而且还于康熙九年（1670 年）十月将顺治帝确立的“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十六条”纲领，即“圣谕十六条”。

康熙帝认为：“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也。”基于这一认识，以及对当时社会风俗弊端的考虑，所以他在“圣谕十六条”中，对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匿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等做了着重强调，希望借此达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

康熙圣谕十六条

康熙十七年（1678 年），鉴于“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康熙帝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送至京师候试。

陈祖武先生在《清初学术思辨录》中指出：“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其意义远远超出五十名入选者个人的升沉本身。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显示清廷崇奖儒学格局已定，这就为而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次，由于对有代表性的汉族知识界中人的成功笼络，其结果，不仅标志着广大知识界与清廷全面合作的实现，而且还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为巩固清廷的统治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无形保证。

清廷还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以显示“稽古右文”。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三月，顺治帝令各省学臣“购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工作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性理、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无不涉及，编纂的重要典籍如雨后春笋般，纷然而出。

《清宫藏书· 前言》中指出：“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校勘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据统计，仅台北及北京两个故宫博物院遗存即有五十多万册，其中十五万余册收藏于台北，另三十余万册存贮于北京故宫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两部大型图书，就是当时书籍编纂的代表性之作。

中国人民大学黄爱平教授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评价纂修《四库全书》之意义，称：《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做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

《古今图书集成》启动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原为陈梦雷想报答康熙帝，特别是皇三子胤祉的知遇之恩而作。

与注重文治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清廷为消弭广大汉族臣民尤其是知识人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又利用种种手段，实行高压统治。

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大典，和广大读书人施展抱负的进身之阶，科举取士制度相沿已久。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一场几乎蔓延全国的科场案却爆发了。牵连所及，不少主考官及其家人、中式（科举时代称考试合格）士子等，或被处以极刑，或被流放，或被取消中式资格。

科场舞弊并非罕见，清廷何以用如此严酷的手段加以处理？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这样揭示道：“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兄弟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显然，清廷的用意在于借科场案来震慑、打压广大读书人，以收“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效。

清廷不仅对读书人不放心，对汉族臣僚也心存疑忌。清最高统治者对官员、士人的思想动向是非常关注的。官员结党，是令皇帝深感不安的一块大心病。

对此，雍正颇费了一番心思。雍正四年（1726 年），江南武进人钱名世作诗赠年羹尧，中有“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据钱名世自注，意思是年羹尧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帝平藏碑之后。

这下惹怒了雍正，他认为钱名世“钻营不悛”“悖逆已极”。实际上，他担心的是钱名世与年羹尧结党。于是，为惩戒钱名世，并借此警示其他官员，雍正做了特别处理。他将钱名世革职后发回原籍，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钱名世悬挂在大门上；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京大小官员，作诗讥刺钱名世的罪恶。

《大义觉迷录》，雍正编纂，主张清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以期消 弭 汉 人 的 夷 夏 之防。写作起因是汉人学者曾静、张熙受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失败被捕。书中包括雍正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并附曾静《归仁说》一篇。

雍正还曾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表达了他对朋党问题的态度。与宋代欧阳修的看法完全相反，雍正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他所期望于臣僚的是“惟知有君”，这样的话，“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从而达到“一德一心，而上下交”。说白了，雍正希望看到的是，臣僚绝对效忠、俯首听命于他，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

更为恶劣的是，为高度强化统治，清廷还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字狱。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为最。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二十起，乾隆时则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

文字狱的发生，虽然有的缘于诗文、著作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或讥讽，但更多的是因清统治者过于敏感，或者刻意引申而导致的。像“一把心腹论浊清”，“莫教行化乌肠国”，“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都被认定为心怀叵测。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字句”，更助长了文字狱的泛滥。

鲁迅先生曾反思清代的文字狱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如此氛围，无怪乎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慨叹了！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廷掀起禁书、毁书狂潮，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八月乾隆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五十八年（1793 年），近二十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前所未有的图书浩劫。

孟森先生曾沉痛地感慨：“检清代禁书，不但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乃至自宋以来，皆有指摘，史乘而外，并及诗文，充其自讳为夷狄之一念，不难举全国之纪载而尽淆乱之，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盖一面毁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伪撰以补充之，直是万古所无之文字劫也！”

章太炎先生论清儒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实在发人深思！

民族狭隘心理的作怪，使清统治者无端猜忌；帝王独尊的虚幻光环，令清朝有些皇帝忘乎所以。

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又岂可忘记？宽、严如何相济，并非仅靠说说而已。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表明清朝的统治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时代在变，国际形势也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