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的神秘世界超出你的想象（猫温情的假象撕裂）

中国现代作家郑振铎的小说《猫》，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讲述了“我”三次养猫的经历。

第一只猫和第二只猫活泼可爱，深受“我”和家人的喜爱，只可惜一只病死，一只失踪，让“我”和家人徒增伤感。第三只猫丑陋懒散，不受重视，但因芙蓉鸟事件让“我”对它心怀愧疚，以致于在这只猫死后，“我”内心的难过较前两只更甚。

历来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多集中于对“爱护生命，关爱动物”，抑或是“消除偏见，平等对待一切”的探讨上。但只要细读文本中潜藏的信息，分析人物异于常态的表现，就能窥见到隐藏于文字背后的恐怖信息——三只猫的悲剧根源于人性中无意识的“恶”。

《猫》一文表面上看似在写猫，实则是借猫来突显“我”和家人在养猫过程中的所思、所感，题目虽为“猫”，主人公却是人。

第一只小猫美丽、活泼、可爱，为“我”和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地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

但好景不长，小猫染上莫名的疾病，不仅日渐消瘦，而且全无平日里的好动、活泼，“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为了逗弄它，特意买了铜铃系在它脖子上，但清脆的铜铃声也未能唤回小猫平日的活力，终有一天，小猫去世了。

对于小猫的死，身为主人的“我”反应极为克制——“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一缕”即一丝，一点点，如蜻蜓点水般不着痕迹。曾经为“我”带来快乐，成为“我”生活重要一部分的小猫，不过是“我”工作之余的一个小小点缀。在这个“点缀”消失后，“我”不仅没有太过感伤，反而对三妹说：“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可见，这只小猫没有读者以为的那样重要，不论是在家庭地位中，还是在饲养它的人心里，它只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的“生活调味品”。

那么，它曾经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文中写道，在这只小猫初来乍到时，三妹常常逗它，三妹常常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它面前来回的拖摇着，它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而“我”则在一旁微笑地看着，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欢愉。在它生病之后，“我”和三妹想到的不是带它看医生，或是悉心照料它，期待它的康复，而是继续逗弄它。

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铜铃，用红绫带穿了，挂在它颈下，但只显得不相称，它只是毫无生意的，懒惰的，郁闷地躺着。

对于“我”和三妹而言，小猫存在的价值就是为“我们”带来快乐，为了满足“我们”自身的欲望。当小猫深感不适，三妹依然强行逼着小猫按照以往的行为模式为她带去快乐，小猫最后的死亡除了自身疾病的缘故外，更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未能得到良好、及时的治疗，而阻碍这一切的不是主人的“忽视”，而是潜藏在人性深处、不易察觉的自私。

休谟认为，人性中深藏着“某种程度的自私”，“自私和人性是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

“自私”隐藏在人的一言一行中，往往因为“太过平常”又“很正常”而被忽略。在第一只小猫死后，仅隔了几天，“我”便“拿”来了第二只猫，而这只更活泼、更有趣、更招人喜爱的小猫的结局，再次印证了人性之私的可怕。

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我们都很为它提心吊胆，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地查问好几次。

因个性太过活泼，第二只猫被路人捉去带走了。当“我们”得知这个事实，没有过多地为小猫的失踪而悲伤，而是将所有愤怒聚焦在了看见小猫被捉走而未阻止的隔壁丫头身上，以及捉走小猫的路人身上。

三妹很不高兴的咕噜着道：“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它是我家的！”

我也怅然的，愤恨的，在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

“我丢失了猫”和“我的猫被人抱走”，这两种意识指向不同的情感，前者为难过，后者是愤怒。作为一个爱猫的家庭，作者在开篇就点明“三妹是最喜欢猫的”，而“我”看着小猫，内心也会涌起美好的感受。但当猫丢失，“我”和三妹的情感指向更多地聚焦在“愤怒”上，而非丢失猫的伤感上。三妹怨恨着隔壁冷漠自私的丫头，而“我”诅咒着偷走猫的陌生人。与其说“我们”愤怒的来源是猫的失踪，不如说是“我们”深感个人财物被侵犯。

隔壁丫头是自私的，她奉行着传统的处世之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即便看见小猫被捉走，也明知它的主人是谁，但却没有伸出援手加以阻拦。隔壁丫头的形象象征了社会中自私冷漠的群体，直指人性中深藏的自私自利。

但自私的何止是她？面对小猫失踪一事，“我”与三妹在乎的竟不是小猫的安危，而是自身财物被侵犯这一事实，所以相较于他人丢失猫的“难过”、“伤心”，“我们”更多的是“怅然”、“愤恨”。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这只更活泼、更有趣的小猫，和第一只小猫一样，只不过是“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生活之余的小点缀罢了。

偏见促成的死亡

前两只猫亡失后，“我”很久不养猫。第三只猫的来临是在大家意料之外的，也是大家不情愿接受的。

冬天的早晨，门口蜷伏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毛色是花白，但并不好看，又很瘦。它伏着不去。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与饥饿所杀……但大家都不大喜欢它，它不活泼，也不像别的小猫之喜欢玩游……如此地，过了几个月，它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

相较于前两只小猫，第三只猫既不好看，性情也不讨人喜欢，“我们”把它“拾”回家，不是出于爱猫心切，而是无奈的好心，有几分迫不得已的味道。将它带回家，“我们”除了给它饭吃，并没有对这只流浪猫多加照顾，致使它在夜里因寒冷而躲到火炉下，因此烧脱了皮毛，变得更加难看。

对于这只猫的意外遭遇，“我”只道是猫本身的问题，它丑陋，忧郁，懒惰，“不去捉鼠”，“终日伏着”，“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在家里数月，这只猫却是可有可无的，可见存在感之低。

但矛盾之处在于，自诩为爱猫人士的“三妹”，对于猫的喜爱却是有极苛刻的限制条件的。前两只猫漂亮、可爱、活泼，第二只猫还会捉鼠，为“我”和“三妹”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而这只猫，长得不好，也不活泼，无法为三妹带去昔日逗猫的快乐，所以三妹对它视若不见，而“我”们一家除了保证它的温饱外，未能给予它应有的照料和关爱。

紧接着，家里来了新宠——两只芙蓉鸟，它们清脆的叫声成为“我们”一家新的乐趣，也成为了“我们”关注和关心的焦点。

妻常常叮嘱着张妈换水，加鸟粮，洗刷笼子。

当看到猫也和大家一样凝视着鸟笼时，妻子说“张妈，留心猫，它会吃鸟呢。”当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一只芙蓉鸟被咬死，“我”立刻断定是第三只猫所为，拿了木棍追打它，迫使它再次成为流浪猫，最终死在邻家屋脊上。

第三只猫的真正死因不明，可能是饿死的，可能是病死的，作者没有点明，但“别有用心”地细致刻画了猫被冤枉的整个过程。

从芙蓉鸟到家的第一天，妻子就种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意识——“猫会吃鸟”，准确而言，是这第三只猫会吃鸟。当事故发生，“我”立刻赶到案发现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定下了猫的罪行，而平日里照顾它最多的张妈也没有进行反驳，而是默认了“我”的决断。

于是猫的罪状证实了。大家都去找这可厌的猫，想给它以一顿惩戒。

一场毫无根据的追捕与屠杀开始了。当“我”用木棍狠狠地击打猫时，它悲楚的叫声不仅没有让“我”心生怜悯，反而觉得“愤愤的，以为惩戒得还没有快意”。若不是小猫逃走，我们有理由断定，文中的“我”很有可能会打死这个被他们定罪的“凶手”。

西方哲学家弗洛姆认为，“毁灭性是一种继发性潜能，它根植于人的存在之中，有着其他一切情感所能有的强大威力。”

当“我”追杀小猫时，与其说是在惩戒它的错误，不如说是借此放大了人性中的毁灭力量。这种人性之恶压倒了“我”的理性和冷静，使“我”变得残暴可怕，对一只弱小的猫下了毒手。

但是，毁灭这只小猫的，仅仅是“我”的武断吗？妻子，张妈，“我”，每一个人都负有罪责，妻子的先入为主，张妈的不言，“我”的草率而武断的定论，都在把小猫推向悲剧的深渊。而深层次上，“我们”一家人在这场事件中的表现，都根源于一个重要的前提——“我们”不喜欢它。

因为不喜欢，所以对它疏于照顾；因为不喜欢，所以让先入为主的偏见造就了它的罪有应得；因为不喜欢，所以它理应承受最重的责罚……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有时不也是如此吗？对于不喜欢的人或事，总会倾向于落井下石，总会持有着坚不可摧的偏见来冷漠对待，我们甚至丝毫没有察觉，这一过程中，人性恶的力量已经在慢慢侵蚀着我们。

罪恶后的自省

关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讨论，一直是古今中外思想史上永不衰竭的话题。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都崇尚人性本善，认为“善”才是人性本源；而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认为唯有通过后天的教化，才能让人性逐步趋善。在笔者看来，善是人性发展的整体趋向，即便恶有时会占据上风，支配着人的行为，但善的力量能够让人反思自己的行径，给予人们打败恶的力量。

在《猫》中，“我”得知事情真相后，并没有不了了之，而是深感良心受到了谴责。

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

在这里，善的力量通过人的自省行为压倒了恶，让“我”在意识到自身错误的同时，也对灵魂进行了洗礼。作者通过“我”对人性之恶的深刻反思，彰显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实和人性的深切关照。那些潜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中不易察觉的“恶”，往往被定义为“正常”，混淆我们的视听，如巴金先生为了自保，将小狗包弟送去医院解剖，这一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再正常不过，但巴金先生却在《小狗包弟》中对自己这看似正常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以解剖自己的方式来忏悔，并希望能警醒世人。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郑振铎的《猫》是通过描写三只猫的遭遇来批判人性中潜在的恶，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批判”上，他以“我”的悔恨作结，点明虽然人性中的恶会让我们迷失方向，但要坚信人性中还有善的力量，它会指引我们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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