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资料来源（一种记载家乡的古老）

史书里面有一类地方性记述的史志称之为方志。

方志的起源很早，《山海经》、《禹贡》这两部书籍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写成的，可以视为中国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地方志。

《周官》记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周礼·春官》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这是方志这种称呼最早见于古代文献的记载。

什么是“志”呢?《周官》注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

所谓“方志”，其实就是各个地方上的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分立，自然而然产生了记载本国相关历史史实的书籍。

这种方志最重要的特点是以地区为中心，专门记载某个地区的风俗、民情、物产、疆域、人口、古迹、方言等等内容。在记载这些情况的时候，又以时代先后叙述其发展变化。

这种古地志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文无图，多为地方性质的史传记载，史记与地志杂糅；一种是文图并茂的图经、图志。

自秦朝一统天下之后，随着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局面出现，国家版图日益广袤，方志也日渐增多。

《隋书·经籍志》记载，三国时期有吴国人曾经编撰过《娄地志》。后来晋朝人挚虞撰写《畿服经》一百七十卷，里面记载“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后来南齐陆澄根据一百六十家学说，编撰成《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外有录一卷)。

这是当时在地志发展基础上所完成的近乎集大成的著作，已经具备今日地方志书的形式，可惜最后都因为战乱失传了。

晋朝人编撰的方志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常璩的《华阳国志》十二卷。这本书记述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有关巴蜀地区的相关历史史事，分十三志，主要内容是关于当地风土人物和政治沿革的历史。

隋朝大业年间(605年-617年)，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故而官方组织编纂《诸郡物产土俗记》，《图志》和《诸州图经集》三部总共三百六十卷的浩大地志图经。

这是中国历史上政府编纂全国范围的地志图经的开端，从而推动了全国总地志的编纂。

到了唐朝时期，开始出现了总地志的代表作，集贤殿大学士李吉甫(758年―814年)编撰的《元和郡县志》，撰写《郡县图志》之所以被冠于“元和”二字就是因为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

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序》的论述，这本书主要记载的是关于从京兆府到陇西道为尽头的四十七个城镇的地方志内容，一共四十卷。每一卷都是地图在篇首，放在所有所叙之历史的前面。也就是将唐宪宗元和年间十道所属的府、州、县的历史、疆界、山川、户口、贡赋、古迹诸项情况，都做了详尽的记载。元和八年(813年)书成奏上。

​宋朝时期，文章保留下来了，但是地图图却在战乱中被销毁了，故而书名也改为《元和郡县志》。

《元和郡县志》在宋朝以前所有的总地志中，不但是被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一部地方志，而且也是编撰得最为完善的一部地方志。《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这部书的体例最为完善，虽然后来者在其基础上有所删减，有所优化，但不管如何都没有超出这部书的体例，所以这部书对后世地方志的编纂有着极其重要深远的作用。

到了宋朝时期，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长足发展，地方志的编纂特别发达，编纂形式渐趋规范。

根据《宋史·艺文志》所记录在案的，宋代地志凡百余种，其他书目中著录的也不少。

就全国性的总地志来说，北宋有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及欧阳忞《與地广记》，南宋有王象之《與地纪胜》和祝穆《方舆胜览》等书，蔚为大观。

《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4年)，主要叙述中国地理，对“四夷”也有所描述。体例略同于《元和郡县志》，而增加了历史人物和艺文材料等内容，以补足《元和郡县志》体例的不足。

《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以熙宁、元丰间四京、二十三路的行政区划为根据，记述各路的府、州、军、监、县的山川、道里、户口、乡镇等。至于《與地广记》等，颇重历史史实、人物，多受《太平寰宇记》影响。

《舆地广记》三十八卷，成书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叙述了历代的政区和元丰年间的四京、二十三路的州、县建置沿革。

《方舆胜览》七十卷，宋理宗时成书。记述范围局限于南渡后的境域十七路，以临安府为首都开始记述。它记载的特点是详于名胜古迹、诗赋序记，而略于建置沿革、疆域道里。到了元朝时期，官方编撰了《大元大一统志》，凡千余卷，搜罗繁博，可惜的是最后依然在战乱中失传。

但是后面模仿其体例编撰的有《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一共有三百四十二卷。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第一次修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二次重修，多达五百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三次重修，更进一步扩编，达到五百六十卷。这次重修开始于嘉庆年间，所用相关史料截止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因此定名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叙述了京都和二十多个统部。每个统部都绘制图、表，有总叙。每府(或直隶厅、州)之下，分别叙述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官职、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等二十五个方面的情况。内容丰富，体例完善，又精于考订，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以上都是全国性的总志。

记载某个地区历史、地理、风土、人物的志书，称之为方志。

宋代的方志很多，流传至今的有二十余种。例如范成大的《吴郡志》以及乾道、淳祐、咸淳三朝时所撰的《临安志》，都比较著名。宋代不但州府有志，县、军、监有志，甚至连镇及重要居民点也有志。地方志的编修工作遍及全国四方，直至边远的州、县。宋代以后，地方志的数目与日俱增。明清之时，大修志书，公私皆为，门类甚广。中国的方志著作，渊源流长，浩如烟海，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然而历来史学家只是把它们收入地理类，认为只不过可用来稽考山川形势和风俗民情而已，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直到清章学诚才开始为方志大声疾呼，强调它在史学上的重要作用。

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一书中对方志有着重要的评价：“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他认为方志和国史应该是地位相同，同属于史部的重要史书，只是一纪地方之事，一纪国家之事，范围有别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方志比正史等史书还重要。

主要原因有：

• 一、正史等史书是以王朝为中心，大量记录维护剥削封建统治的言行举止，很少注意到中底层劳动人民的活动，而方志则以国家社会为中心，有关风俗民情、民生利病，诸如赋税、户口、物产、物价，都加以详细记载，提供了研究历史上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材料。

• 二、方志材料较一般史书更为丰富。二十四史一共有有三千多卷，而现存地方志便有十万卷，这还不算战乱动乱而毁掉的其他地方志。

顾颉刚则认为方志史料之丰富，可靠，应有尽有，实是一座未曾开辟的原始山林，值得史学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找出更真实的历史。

在古代，虽然有正史、野史、秘史和各种文人官僚书生的笔记记载，但是这些书籍基本都是关于王侯将相的记载，对民间经济、社会、文化、风俗关注比较少，而我们很多时候不仅仅想了解上层阶层的恩怨情仇和风流韵史，我们更希望了解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这块属于我们家乡的相关历史，而地方志能让我们知道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风土人情、古老建筑、山川街道那曾经的美好，知道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留下的痕迹。。感受着家乡的风土人情，摸着家乡斑驳的古老庙宇，走在那虽然已经大变样的街道，看着那些恒古不变的山川河流，才能让我们跨越时空，了解自己的家乡，了解这块祖祖辈辈生活着的地方，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历史、感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