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屠格涅夫的资料（屠格涅夫的生平与创作）

文/马家骏

屠格涅夫(1818-1883)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家之一。尽管在政治上他没有达到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是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启蒙家，但他坚决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他的作品的主导倾向是爱国主义的，充满了人民性。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的见证人，他一生经历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与失败的年代，60年代社会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国外他目睹了1848年革命和经历了巴黎公社时期，他逝世那年正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成立之时。屠格涅夫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憎恨反动势力。他最敏锐地察觉并及时反映俄国的社会运动和新的思潮。可以说，屠格涅夫的一系列作品就是一部独特的艺术编年史：30年代的哲学小组、40年代的启蒙运动、19世纪中叶巴尔干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60年代俄国的民主运动、西欧的俄国革命侨民的生活、70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构成屠格涅夫创作的主要内容。

屠格涅夫是文化界的中坚，他认识几乎同时代的所有著名作家、文化人、社会活动家，同其中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屠格涅夫的最优秀的作品，是在与俄国先进思想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交往中写成的。如果说，普希金以前，俄国文学主要是受西欧文学的影响，不过是一个民族范围的文学的话，那么，从普希金开始，俄国文学逐渐影响了欧洲，它成为世界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到了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文学以三巨头(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为首的进步作家，把俄国文学推向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屠格涅夫是俄国文学对欧洲文学发生过巨大影响的作家。如果说，三巨头中的后二位主要是其作品在影响欧洲文学的话，那么，屠格涅夫则是直接影响欧洲的俄国作家之一。他长期居住国外，同乔治·桑、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有直接的交往。莫泊桑直接向他求教写作方法。屠格涅夫把普希金、莱蒙托夫和自己作品，译成法文，使之在国外传播，扩大了俄国文学在域外的影响。

屠格涅夫以他的创作，揭开了俄罗斯文学的新的一页。他第一个最深刻地揭示了农奴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优美的心灵；他第一个较全面地描写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言行及其典型形象，他最细致而富有艺术魅力地描绘了众多的优美女性的形象，以至文学上有“屠格涅夫家的姑娘”这一概念。他塑造的这类少女形象之多，是任何一个俄国作家也不能同他相媲美的。

屠格涅夫是现实主义的大师，他以独特的优美的艺术风格，使其创作在俄罗斯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抒情现实主义以高超的技艺、卓越的才能揭示了主人公内心感受的隐秘和微妙的活动，沁人心脾地描绘了俄罗斯大自然的优美。作为语言大师，屠格涅夫丰富了现代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他是广大作家与文学青年所热爱的作家之一。

(一) 屠格涅夫早年的生平与创作

(1818--1847)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于1818年10月28日生于奥略尔城的一个贵族家中。未来作家的童年是在母亲的领地斯巴斯科耶-卢沃维诺沃村的古老庄园中度过的。他的母亲是个残暴的地主。自幼作家就对农奴制度产生了憎恨。

1827年屠格涅夫全家迁到莫斯科。1828年他升入了莫斯科大学语言系。3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正是各种小组传播先进思想最剧烈的时期。屠格涅夫也参加了关于政治、文学和哲学的争论。这大大发展了他的民主思想。但不久他转到了彼得堡大学。大学时期，他曾幻想共和国，幻想消灭农奴制度。

1836年屠格涅夫大学毕业。两年之后，他出国旅行了德、意等国，在柏林大学，修完了哲学和文学。在德国，屠格涅夫结识了俄国社会活动家巴枯宁、斯坦凯维奇、格兰诺夫斯基，接受了黑格尔哲学和浪漫主义诗歌。于是他钻进了“德意志海”，按作家话说，待到游出来时，“终于变成一个.‘西欧主义者”了①。

屠格涅夫幻想通过学术活动为祖国服务。1841年他归国后，就积极准备硕士考试，企图在大学教哲学。但是黑暗年代里用专制、正教和国粹主义三位一体的思想统治学府的尼吉拉一世教育当局，封闭了高等学校哲学教研室。于是他的希望落了空。可是他却走上了文学之路。

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是从1834年写成的长诗《斯切诺》正式开始的。此后10年间写过200首左右的诗与长诗，其中《巴拉莎》、《交谈》、《地主》最引人注意。他早期的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以学习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为主要特点。如《巴拉涉》就很近似《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作家的第一首现实主义长诗。别林斯基很称赞《巴拉莎》的深刻坚实的思想、严整统一的格调以及作家的才能。他认为这是1843年俄罗斯诗坛的巨大收获之一。他说：这首诗“由于泼辣的诗句、快乐的讽刺、对俄国大自然的忠实的描绘，主要的是由对地主生活细节的巧妙的风貌素描。当发表的时候，很被公众称道” ②。此后，屠格涅夫还写了一系列中篇与短篇小说：《安德烈·柯洛索大》、《决斗家》、《三肖像》、《彼都施可夫》等等。

屠格涅夫开始创作的时候，正是俄国文学加强批判倾向的时候，因此他也就由浪漫主义诗歌过渡到现实主义散文方面来，他尖锐地讽刺了地主阶级的人物，并且开始注意农民问题。此外，他早期的创作的特点还在于发展了二三十年代俄国文学中出现的那些社会性格：拜伦主义者、“多余的人”。作者批判了贵族知识分子的懒散无为和软弱。他早年创作中所注就的这两个方面，对于他50年代的创作是有很大影响的。注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引导他写出了《罗亭》、《贵族之家》及其他中篇小说。

在屠格涅夫文学道路上，1843年与别林斯基相识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别林斯基影响下,屠格涅夫加强了对农奴制度的否定，决定终身献给俄罗斯文学事业,对黑格尔唯心哲学也来取了批判态度，形成了自已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40年代初，知识分子中意见分歧了，屠格涅夫当时站在别林斯基、赫尔岑一边，向斯拉夫派进行过斗争。但是他没有得出革命的结论。

不过，屠格涅夫终究是专制农奴制度的不调和的敌人。1847年初，他出国了。在这之际，《现代人》发表了他的向农奴制度开火的短篇《霍尔和卡里内奇》。编辑巴纳耶夫给它加了一个附标题：录自《猎人笔记》。于是屠格涅夫就开始进一步反农奴制的斗争。同年秋，在德国的扎尔茨勃伦陪伴养病的别林斯基。从这里，伟大俄国思想家写出了著名的《致果戈里的信》。也即在别林斯基影响下，他写出了他《猎人笔记》中最好的几篇(如《村吏》等)。屠格涅夫回忆起自己在国外时说：“我不能和我所憎恨的东西呆在一起，跟它呼吸同样的空气，……我必须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我所在的远方更猛烈地打击它。照我看，这个敌人有着一定的形态和一定的名称： 这个敌人即是农奴制度。在这名又下我就凝聚和集中了一切决心对它作战到底——我发誓永远不跟它妥协。”③

屠格涅夫以反农奴制的优秀作品《猎人笔记》,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创作——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俄国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和趋向高潮，促使了他创作的繁荣。

(二)《猎人笔记》

(1847-1852)

从《霍尔和卡里内奇》的发表，作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文学道路，他在《猎人笔记》总名目下，陆续发表了许多短篇。1852年，单行本出版。1880年再版时又加进了三篇成为目前这个样子。

《猎人笔记》这个短篇集以“高度艺术价值密切地结合着一种基本意图，这种意图也是很崇高的，这就是跟作者所憎恨的农权制作斗争。”④屠格涅夫在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大胆而公开地把地主与农民的尖锐阶级对立，直接比照着描绘了出来。

首先，《猎人笔记》解答了俄罗斯农民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农奴制度下过者怎样的生活而这些是当时最基本的问题。屠格涅夫的功绩在于：他描绘了在农奴制度下日常生活中农民群众的丰富才能与力量、崇高而优美的心灵、悲惨的命运和处境。作者显示了对于人民的热爱和同情。

屠格涅夫塑造了众多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典型。人民的形象在《猎人笔记》中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屠格涅夫表明农民阶级是有智慧、有才能、显示了民族性格、其优美品质不为农奴制所摧折的。斯拉夫派诽谤说俄罗斯人民是愚昧虔诚的。屠格涅夫用《猎人笔记》中一系列农民的形象反击了这种谬论，他指出农民比地主优秀得无可比拟。

《霍尔和卡里内奇》中的霍尔是积极的、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一个“纯理性的人” ⑤。按别林斯基的说法：“这是一种能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给自已造成重要地位的俄国农民典型。”⑥霍尔理解现实，对政治问题很感兴趣。他利用代役租给予的条件，以自己巨大的精力和劳动发展了自己的庄业。无论从他家的环境布置、用品食物、十个强壮的儿子和他本人苏格拉底式的外貌，还是从他在老爷面前的从容不迫，都显示出了一种力量。作者以这个形象体现出农奴制度废除后农民生活的改善。但是作者没看出这是富农发展的道路。

卡里内奇则是另一种具有强烈内在感受力、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浪漫主义气质的农民。他充满着乐观的诗趣、真诚的明朗、热情的纯朴。屠格涅夫在类似卡里内奇的农民卡西央的形象中（《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对俄国农民诗意的天性作了同类的概括。这个侏儒老人善良，追求真理，他对自然美的细腻感受达到了异常惊人的高度。至于在那个外号土耳其人的雅可夫的歌声中(《唱歌者》)，屠格涅夫则显示了俄国人民的艺术天才和聪敏。屠格涅夫如此优美地描写了俄罗斯民歌：“……渐渐地昂扬起来，扩大起来，流出悲哀的歌曲。他唱：‘田野里横着的道路不止一条’，于是我们大家觉得甘美而恐怖。……其中含着真实而深刻的热情、青春、力量、甘美和一种销魂的、自在的，忧郁的悲哀。俄罗斯的真实而热烈的心灵在这里面响着、呼吸着，它抓住了你的心，又直接抓住了它的俄罗斯的心弦。歌声飞扬起来，散布开来。……声音不再战栗——它颤抖着，但这是一种不甚分明的、内部的、热情的颤抖，它像箭一般刺入听者心中，而且不断地强烈起来，坚固起来，扩大起来。记得有一次傍晚, 退潮的时候，波涛在远处威严地汹涌着，我在海岸的平沙上看见一只很大的白鸥：它那丝绸一般的胸脯映着晚霞的红光，它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是有时对着熟悉的海，对着深红色的落日，慢慢地展开它的长大的翅膀，——我听了雅可夫的唱歌，就想起这只自鸥。”(278页)在上述的形象中，表现出：多少世纪农奴制度摧残下，俄国人民仍然保持着内在的生命力、青春和解放的要求。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远远胜过地主贵族。人民这种内在的力量和丰富的内心感受，我们在《白净草原》、《活尸首》、《幽会》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强调指出农奴制度与人民的才能、人民的尊严和人民的力量是势不两立的。

屠格涅夫指出，正是这样一些人民，在农奴制度下过着沉重、悲惨的生活。拉季谢夫和普希金的传统，鲜明地表现在《猎人笔记》中。作者描画出了农村的贫困景象，对人民遭蹂躏与剥削的痛苦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虽然屠格涅夫从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方面写得不太多，不全面，但是他在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关系中，暴露了农民的无权情景,谴责了地主对农民的侮辱。苏蹻克的命运(《里郭甫》)是残暴的农奴制度的罪证。这位60岁的老家奴，赤脚蓬头，生活毫无保障。他一生换过不少主人，没有固定名字，没有固定职业，一切全依老爷太太高兴为转移。这位被看作主人生活中的零件的人，一辈子没得结婚，这是因为女主人是老处女，她不准人结婚，她认为结婚是“放肆”的事。屠格涅夫在这个形象里集中体现了农奴的可悲的生活地位。苏蹻克被命令去演戏，他说：“他们拉我去，把我装扮起来；我就装扮，登台，或者站着，或者坐着，照那时候所需要的样子。他们教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有一次我扮一个瞎子……他们在我的每一个眼睑底下放进一粒豌豆”(94页)。不同的情况下过着类似的生活,在短篇集中还有很多人。屠格涅夫反映出农奴遭受无端的鞭打（《村吏》、《两地主》)，生活异常穷困(《莓泉》),和没有爱情自由的命运(《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屠格涅夫从人民的力量与人民贫困无权的比照中，并没有得出革命的结论。作者不能正面表现现实中已有的农民的革命反抗。作者曾经打算写一个短篇《食地兽》，表现农民如何报复一个年年从他们手中夺去土地的地主。他们逼着那个他们称之力“食地兽”的人吃下去八磅黑土，结果弄死了他。但是写作，却没有下文。在《猎人笔记》中，人民的不满只有个别的被反映了出来，如《村史》、《孤狼》、《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中就显示了人民对衣奴制压迫的抗议。这些抗议带有自发性或宗教色彩。屠格涅夫的思想高度与思想局限表现在揭示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没有揭示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屠格涅夫不能指出妨碍人民作斗争的落后因素的危害，反而美化了他们的宗教情绪。

《猎人笔记》对农奴制度的沉重打击，更表现在揭露农奴主及其走狗方面。屠格涅夫描绘了各类地主的形象。作者强调了贵族地主的残暴自私、挥霍享乐、胡作非为。《莓泉》里的伯爵彼得·伊里奇的豪华酒宴有震耳欲聋的乐队伴奏，他家充满法国摆设和姨太太，就足以说明这问题。《小地主奥夫谢尼科夫》中猎人的祖父骑马跑到农民地里，用手指说：这是他的领地，于是土地就永远归了他……屠格涅夫在鞭挞保守的专横的地主的同时，对庸俗无能或“文明”、“仁慈”的地主也作了深刻的揭露。作者指出摹仿西欧生活方式的地主的虚伪性。波鲁德金(《霍尔和卡里内奇》)同农民对比起来看,其智力是那么贫乏，他显得那么可笑和俗气，但是他却力图享用法国式烹调的菜。《村吏》中的地主宾诺奇金同样也是住法国式房子，用法国书刊装扮了自己，但是这个“文明的”地主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却掩盖着极反动的实质。屠格涅夫塑造的这个形象，其典型意义运远超过他写作的年代，而是概括了十月革命前自由主义地主的特征。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用这个反动地主的“仁慈”打击了反动派及其报刊，揭露了虚伪的人道主义，他说：

沙龙民主主义者乐得语不成声地说，葛伊甸是“人”。葛伊甸是人道的。

这种对葛伊甸人道的敬崇，使我们不仅想起了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而且也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饮酒、高谈阔论。他向仆人说：“为什么不把酒热一下?”仆人哑口无言，脸色铁青。他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富耀多尔的事……照办吧”。

请看，这就是葛伊甸或葛伊甸a1a“人道”的典型。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比起萨尔蒂科夫笔下的来，是讲“人道”的，例如，他是那样人道，竟不愿亲自到马厩去看看是否很好地吩咐把富耀多尔鞭挞一顿。他是那样人道，竟不关心鞭挞富耀多尔的笞棒是否用盐水浸渍过。他这种地主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只是从远处吩咐别人，正像是一个温和慈祥的有教养的人，不吵不闹，不“公开出面”……。

葛伊甸的人道也完全如此。⑦

屠格涅夫讽刺地描写了地主的形象。同时他还讽刺了地主家豢养的寄食者、勒索老百姓而自肥的管事、村吏。屠格涅夫在否定由这些人组成的农奴制度的基础时，表现了思想上的弱点。作为贵族出身的作家，他不是彻底否定整个贵族阶级，而只是否定反动的贵族。在屠格涅夫看来，仍有一些优秀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会是健全的力量。因此我们看到在《猎人笔记》中作者写了“不太坏”的贵族。

尽管《猎人笔记》有如此的阶级局限，但仍不失其为一部对农奴制度的控诉书，因此它遭到反动派的仇视，受到人民的爱戴。

《猎人笔记》虽是短篇集，但有它的艺术完整性。屠格涅夫显露出来高度的观察与表现生活和揭示人物内心感受的才能。全书以猎人——一个“温和的"地主彼得·彼得罗维奇在4月至9月间狩猎时的见闻为线索，展示了日常生活现象中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共同的主题思想与艺术原则，把25个短篇统一了起来。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质朴、深刻的现实主义描绘，而很少看到夸张渲染和直接的激烈冲突。故事多由人物口述而非迳直目睹的记录，因此表现出了它的特写性质。在《猎人笔记》中，我们看到屠格涅夫独特的风格形成了。短篇集充满了柔和的抒情性，描写了心灵美丽的女性。特别要指出，屠格涅夫把纷繁绮丽而又素静的中部俄罗斯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的景象，生动地显现了出来。在世界文学中，描写自然景象，屠格涅夫应属第一流。屠格涅夫笔下油画般的大自然，并不只是背景，而是人民生活与感受中的一部分。它作为总的线索，串起所有的故事来。常常，作者讲完一个哀伤的故事，而以美丽的大自然结尾，这就加深了耐人寻味的气氛。屠格涅夫描写了春天的黄昏、美丽的伊斯塔河、七月的草原之夜、炎热中的森林、大公草原……。.从雷雨到小草的颤动，从各种花草的香色到鸟儿的鸣声，在屠格涅夫笔下显得极为生动与细腻。屠格涅夫以展示大自热的精微的变化为现实主义艺术提供了技巧。综上一切。所以说，《猎人笔记》是一部有高度美学价值的书。

本节以《一部优美的散文集——读<猎人笔记>的笔记》

刊于《书窗》[鄂]1984年第6期

(三)屠格涅夫50年代的创作

(1848—1859)

屠格涅夫创作的第二时期，由他写作《猎人笔记》开始，到革命形势趋向高潮的“前夜”止。

1848年欧洲大革命之时，屠格涅夫由布鲁塞尔兴奋地到了巴黎，他亲睹了当时的状况。屠格涅夫对起义的无产阶级，表示了同情。当时他居住在赫尔岑家中。1850年回国后，正值尼古拉一世惧怕法国革命“传染”，施行恐怖镇压之际。而由巴黎回国来被视为危险分子的屠格涅夫在1852年却发表了纪念果戈里之死的文章，因此，他被捕(实际是因为《猎人笔记》一书)。在因禁期间，屠格涅夫写出了反对农奴制的中篇小说《木木》。《木木》在各方面都与《猎人笔记》近似。作家的这一举动，证实了他对农奴制度的不妥协。也就在这一年，屠格涅夫被流放原籍软禁起来。作为卓越的启蒙者，屠格涅夫在自己的庄园上从事了改革，他解放奴仆，办学校，救济贫苦农民。50年代，他曾几度出国，但他也在领地上居留，故而得以观察农村变化和了解庄园贵族的必然没落。

这个时期的屠格涅夫清楚看到了贵族地主的腐朽，他关怀祖国的前途，在创作中竭力想找寻真正的正面人物。但是他还没有清楚看到代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新的一代人——平民知识分子的全貌，因此他只好在贵族知识分子中去发现正面人物。而他看到的他那朋辈中人，又都是很孱弱的。这就决定了屠格涅夫在50年代面对农奴制度问题时，在他的创作中着力开展了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揭露颓废腐朽的贵族阶级。二是表现“多余的人”。

在第二个创作时期，屠格涅夫除了《猎人笔记》还写了很多剧木如《食客》、《贵族长的午宴》、《内地女人》、《村居一月》和中篇小说如《多余人的日记》、《雅可夫·白辛可夫》、《浮土德》、《阿霞》等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多方面的问题，但都与上述两方面主题有联系。

50年代是社会激变的年代，经过多年的艺术探索，屠格涅夫终于找到长篇小说这种展示社会激变、表现上述两方面主题的形式。《猎人笔记》的作者在50年代的巨大成就之一是写出了长篇小说《罗亭》和《贵族之家》二书。

屠格涅夫写作《罗亭》(1856) 和《贵族之家》(1859)的时期，正是农奴制危机加深时期。俄国思想界围绕着俄国历史发展方向、社会主要力量、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改变现存制度的道路等问题展开了争论。屠格涅夫由于其阶级局限性，他在《罗亭》与《贵族之家》中不能给与“怎么办?”的同题以科学同答，但是却揭示了这些巨大社会问题的重要性。

在《罗亭》与《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揭穿了贵族地主的虚伪与腐败。作者在对地们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真实地揭露了他们精神的贫乏、生活的庸俗和灵魂的空虚。屠格涅夫在《罗亭》与《贵族之家》里不是运用果戈里式的抨击、夸张与嘲弄，而是在细致地描写中，揭开贵族地主所笼罩在表面的一层文明外衣，从而否定他们的。屠格涅夫在《罗亭》中指出贵妇人达里雅·拉松斯卡雅的沙龙，不过是这位上流社会中极端傲慢与利已主义的母狮头上的桂冠。点缀在这个挂冠上的是虚荣、粗暴与无知的疑论者华加索夫，愚蠢，阴郁的骑兵上尉伏伶采夫，善于阿谀奉承的寄生虫庞达列夫斯基。在《贵族之家》里的潘辛身上，屠格涅夫概括了奴颜婢膝地崇拜西欧的世界主义者的典型。屠格涅夫本人在反对农奴制的同时，他主张走西欧的“繁荣富强道路”，但他这位“西欧派”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不能把屠格涅夫与“西欧派”的右翼分子一视同仁。正因如此，以屠格涅夫坚决反对“西欧派”自由主义者反人民的一面。他认为他“特别满意地在潘辛身上找出了西欧派一切可笑和可鄙的方面来”⑧。至于拉夫列茨基的妻子的生活，则集中体现了贵族阶级的淫逸腐败。

和贵族地主的不学无术、矫揉造作、寄生糜烂相对照,屠格涅夫描写了一些优秀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妇女的形象。这些人物活动在典型的贵族的庄园之中，这显现了他们的品格的某些优秀素质同社会环境的不调谐。但是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知识分子是“多余的人”的典型，他们的性格的社会根源与他们的作为，都是离不开贵族社会的。这一点又决定了这些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的一致性。

屠格涅夫描写了30至40年代的贵族青年的社会生活。作家继承了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传统，进一步开展了“多余的人”的题。在罗亭和《贵族之家》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身上了作者表明了对三四十年代先进贵族青年思想家的同情，同时也表明作者深深感到贵族知识分子的先进作用被新的一代人代替的可能。屠格涅夫在写作这两部长篇小说之前，曾在《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多余人的日记》、《书简》中描写过那些“多余的人”。这些人多是一些懦弱无能的反省家。而新的两部长篇名著，则表现得更为全面深刻。

屠格涅夫笔下的优秀贵族知识分子，本身充满了矛盾。他们的优点似乎是贵族中先进人物的光轮最后的回光返照,他们的弱点又产生自他们阶级必然崩溃的不可救药的根性中。在50年代，屠格涅夫把30到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展现一番，就更清楚地比照了5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奥勃洛摩夫气质。

罗亭是一个有才华、有智慧、有理想的人。他显然高出于他周围的人物。罗亭最大的特点是善于侃侃而谈。在他的言论中，他反对怀疑、慵懒与怯懦，而提倡人的崇高使命，提倡教育与科学的意义。罗亭反对自私自利，他准备牺牲个人利益。屠格涅夫这样写罗亭的辩才：“罗亭的思想的丰富，使他不能很清楚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一个形象之后继之以另一个形象；一个比喻之后跟着又是一个比喻——一会儿出人意料地奇峰突起，一会儿又令人惊奇地恰如其分。他的这种迫不及待的即兴之谈并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空谈家的沾沾自喜的矫揉造作，而是一种灵感的嘘息。他并没有搜索词句；词句是左右逢源地、自由自在地流到他的唇边的,每一个字都好像径直从他的灵魂深处进涌出来，燃烧着全部?信仰的火焰。罗亭掌握了一种几乎是最高的秘密——辩才的音乐。他知道怎样去挑起一条心弦，而使其余一切的弦全都轰鸣起来，颤动起来。”⑨罗亭比忧郁的奥涅金和孤高的毕巧林要高超，他是一个宣传家，是一个启蒙思想家。正是罗亭热情大胆的、号召前进的言论，才燃烧起巴西斯托夫和娜达里亚·拉松斯卡雅的真诚的心灵的。但是罗亭却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罗亭远离人民，言而不行，他的打算与计算全是泡影。作者指出他的无所作为既是贵族统治的反动社会制造的悲剧，同时也是他萎靡脆弱和自由主义气质的结果。屠格涅夫指出罗亭不了解俄罗斯，他是个无根的浮萍，因此他只能讲讲美好言词而不能从事实践活动。虽然屠格涅夫给他的主人公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仍然不能改不变他的的性格本质。通过罗亭不敢接受娜达里亚的爱情一场，作者揭穿了罗亭这类人的根本弱点。

如果说，40年代里，罗亭作为一个理想家、宣传家，在黑暗时期唤醒着青年，起了一些作用；那么，在屠格涅夫写作的年代，再空谈自由与牺牲就成了极大的骗局。作者在娜达里亚痛斥罗亭的话语中表明青年一代具有了的超过三四十年代人物的愿望与要求。屠格涅夫在五六十年代革命高潮时期创造罗亭的形象，也包含着他认为热爱自由的情绪应同社会改造相结合的时代已来临的思想。

《贵族之家》的拉夫列茨基和罗亭有着共同之点，那就是意志薄弱、毫无作为。他的生活证实贵族知识分子被未来新人代替的必然性。拉夫列茨基这个“多余的人”和罗亭有很多不同之处。他比罗亭清醒、实际，善于克制自己。这不是个如罗亭般英雄地死在外国的人，而是回到祖国,企图为祖国服务的人。拉夫列茨基身上体现了作者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坚决反对潘辛之流的世界主义者。拉夫列茨基的悲剧在于一方面他希望为祖国服务，希望与人民接近，但另一方面贵族社会和他所受的不良教养以及他渴望个人宁静等因素，使他没有意志同贵族社会决裂。表现在爱情问题上即是他的软弱与默默的受苦。屠格涅夫通过拉夫列茨基的悲剧,对自己的贵族阶级的没落及其知识分子力量的消逝，唱出了挽歌。他清楚地意识到新的一代人物的成长。但不能由此得出屠格涅夫留恋往昔，反对新事物的结论。皮沙列夫在论到这部长篇的结尾时说，在拉夫列茨基“周围欣欣向繁的华美的生活大声地勇敢地提出了自己今天的权利，拉夫列茨基既无怨愤，也无嫉妒，衷心地赞许这个权利，希望青年一代得到幸福”⑩。这清楚表明屠格涅夫在谴责“父”辈时，承认“子”辈，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的正确态度。

我们看到，在《罗亭》与《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表现了很大的局限性。虽然作者正确揭示了俄国自由主义贵族无能推动社会前进，但对“多余的人”却抱了婉惜与同情之心。如果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幽会中的俄罗斯人》和涅克拉索夫在《萨夏》中对“多余的人”的讽刺和揭露来比较，就更清楚看到这一点。

揭露贵族自由主义者而又面向新的一代，就为屠格涅夫在60年代初解放运动高潮时期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四)社会运动高潮时期屠格涅夫的创作

(1859-1862)

1859-1861年间，是俄国革命形势成熟的年代。50年代中叶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新人——平民知识分子，在这个高潮中成为了运动的领导者。只是由于惧怕人民的革命力量，亚历山大二世才宣布了农奴制改革。这个改革的欺骗性立刻被揭穿，人民的斗争哗然四起。在革命的前夜，贵族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斗争更为尖锐化。虽然屠格涅夫曾是尼古拉一世和农奴制死敌，但他却对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抱有幻想，他迷惑于亚历山大的自由主义的言词。屠格涅夫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表现了极大的矛盾。一方面,他给赫尔岑在国外办的革命刊物《警钟》搜集材料，当通讯员，另一方面他又以矛盾调解者姿态出现；一方面他称赞杜勃罗留波夫等平民知识分子，认为未来属于“子”辈，另一方面又和自由主义者安年科夫、德鲁日宁过往甚密；一方面，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否定车尔尼雪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随着革命形势的推向高潮，屠格涅夫的社会政治观点就逐渐自由主义化，终于在1860年与《现代人》宣布决裂。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堕落为反动的自由主义者。

在封建农奴制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个时代交替的年代，解放运动以全新的面貌在俄国内外发展了起来。历史现实要求俄国文学反映新出现的英雄人物。屠格涅夫认为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之辈已不能充当这时代的人物。他从平民民主主义者中间找到了新的形象。在社会政治紧张变化期间，以敏感著称的屠格涅夫写出了《前夜》(1860) 和《父与子》(1862) 两部巨著。这两部书第一次描写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如果说《前夜》是改革的前夜的反映，那么《父与子》则是改革之际新旧两代人的和新旧思潮的尖锐的斗争了。屠格涅夫写作这两部书时，思想矛盾也达到了高潮，他认为新时代到来了,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生活的先驱，他称赞他们；但是他又不同意他们的革命的主张而提倡渐进主义。屠格涅夫看透了自由主义的无能，认识到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他又把自已算为其中的一员，对自由主义启蒙者表示同情。屠格涅夫世界观的矛盾，决定他的创作的矛盾。那就是：他的反农奴制、歌颂新人的一面，使他的作品登上当代顶峰，而他的自由主义一面又使他在揭示俄国现实时，不能准确对待社会历史和平民知识分子。

（五）屠格涅夫后期的生活与创作

(1863-1883)

屠格涅夫的后20年，是在思想矛盾中度过的。在农奴制改革的当时，他曾经欢呼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但同时又和民主主义者远离了。因为他曾和革命家赫尔岑来往，1863年元老院对屠格涅夫的活动提出控诉。这时，屠格涅夫在国外就上书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表白自己，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在镇压波兰起义中受伤的土兵。这清楚地表明了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贵族立场。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说，赫尔岑的革命刊物《警钟》发表文章， 指出：“‘有一位白发的圣女玛达林(男性)上书皇上，陈诉他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他在诚心忏悔’。屠格涅夫立刻就知道这里指的是他。”⑾农奴制改革后反动势力反倒加强了，人民生活更为贫困，这使屠格涅夫清醒了起来。他在写给许多人的信中，对反动势力和沙皇政策表示了抗议。他认为他过去对改革的理想完全幻灭了。他反对自上而下的自由主义改革。但这并没有使他赞成革命。屠格涅夫仍然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不过他是自以为他是从人民利监出发的，他主来应该自下而上地改革，以避免暴力和流血。

屠格涅夫这种温和的渐进主义集中反映在他后来的两部长篇小说和某些中篇小说中。

《烟》(1867)是屠格涅夫揭示俄国侨民生活的作品。作者指出，一个是反动集团(赖米罗夫们)，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着，另一个是革命侨民集团(谷柏廖夫们)，他们在组织和领导社会运动。屠格涅夫对这两个集团同样采取了讽刺与攻击的态度。作者通过坡图堇和里维诺夫表达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在实际的改革中学习西欧。他幻想文化教育、自由和祖国富强，而实质是取消革命。《烟》是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中思想性最弱的一部。

《处女地》(1876) 是屠格涅夫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第一次反映了70年代的民粹运动。屠格涅夫在这些年长期居留国外，他和民粹主义者领导人拉甫罗夫有密切来往，再加经常回国，因此得以敏锐地把失败不久的民粹运动展示了出来。作者的思想矛盾表现在他的态度中，一方面他鞭挞了反动分子卡郎米耶采夫和自由主义者西比雅金们，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民粹革命家抱了根本否定的态度。我们必须客观指出，屠格涅夫在揭示民粹主义不了解俄国生活、提倡个人英雄主义的弱点上是正确的。但他把革命写成是可笑的、绝望的活动则是非常错误的。屠格涅夫丑化米苏林娜、巴克林，使主人公涅兹达诺夫自杀了,都显示了他对革命的嘲笑。作者把沙罗明视为自己的理想不是无原因的。他通过沙罗明表达了自己自下而上的渐进主义思想。屠格涅夫认为只有通过实在的改革活动，从基层做起，才能改变现状。完成这种改革不是沙皇，不是革命家而是优秀的知识分子。

屠格涅夫这两部小说表现了他的思想的危机，遭到了革命阵营的尖锐批评。屠格涅夫晚期的思想危机不仅表现在对革命的态度上，而且也表现在神秘主义、抽象的主题等方面。他后期的中短篇小说固然有些在暴露统治阶级和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方面有一些意义(如《春湖》),但是像《梦》、《克莱拉·密里奇》和《爱的凯歌》之类是非常消极的。作者宣扬了不可知论和永恒的爱。与社会运动毫无联系，背离现实主义是这些作品的主要特征。

屠格涅夫的矛盾更表现在他晚年最好的作品《散文诗》(1878- 1882)里。这部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苦闷与悲观怀疑的情调，他对自下而上的渐进主义的幻想也破灭了。另一方面他对人民和进步未失掉信心，他始终是爱国的。70年代革命高潮的来临和民意党英雄牺牲的事件，使屠格涅夫表现出对于革命家们的钦佩与同情(尽管他始终不同意革命)。因此，我们看到《散文诗》中有歌颂坚持同黑暗势力搏斗的女郎的《门槛》，有洋益着爱国主义的精神的《俄罗斯的语言》。

国外时期，屠格涅夫在老友尽丧、年迈多病、怀念祖国、脱离俄国现实情况下度过了晚年。1883年8月22日死在异国。

* * *

屠格涅夫的创作不仅影响了俄国的加尔询、契诃夫，也影响了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哈代，高尔斯华绥，日本的二叶亭四迷等等；他在中国也有深远的影响。

早在1915年，刘半农就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至今，屠格涅夫的文艺作品全翻译成了汉语。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诞生和成长，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鲁迅、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茅盾、郑振铎、巴金等著名作家都亲自翻译过他的作品，并对屠格涅夫及其著作进行了论述。

中国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借鉴屠格涅夫的经验，深受屠格涅夫影响的，也为数不少，其中尤以郁达夫和巴金为最。郁达夫在《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中就明白无误地说自已“受的完全是这位……北国巨人的影响”。屠格涅夫写“多余的人”,屠格涅夫流落异邦的孤独情绪，在郁达夫的小说中都有反映。巴金是屠格涅夫作品著名的译介者。屠格涅夫对祖国的热爱，对封建黑暗势力的鞭挞，屠格涅夫揭露“贵族之家”和知识分子的软弱，屠格涅夫通过爱情故事揭示人生显现人物性格，屠格涅夫塑造反封建的新女性等等都深深地影响了巴金的创作。

屠格涅夫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是外国作家的名著在传播中的佼佼者，它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尤其受欢迎。随着我国文学的发展，借鉴屠格涅夫的经验是不可忽视的。

[注]

①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蒋路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第4-5页。

②别林斯基：《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487页。

③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蒋路译，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1年版，第5页。

④诺维科夫：《论<猎人笔记>》，丰一吟译，作家出版社 1956年版第1页。

⑤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5页。

⑥别林斯基：《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490页。

⑦《列宁论文学》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1-72页。

⑧屠格涅夫：《文学与生活回忆录》，《屠格涅夫选集》(俄文版)第7卷，第349页。

⑨屠格涅夫：《罗亭》，陆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9-40页.

⑩皮沙烈夫：《贵族之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尹锡康译，《文艺理论译从》1958年第4期，第222页。

⑾《列宁论文学》，中译本第40页。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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