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发生了几次科学革命（17世纪科学革命时代不存在的证明）

《古希腊不存在的最简最强证明》和《文艺复兴不存在的最简最强证明》已作出简要论述，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均不存在。

那么，所谓17世纪科学革命时代存在否？

“17世纪，欧洲的博学好古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7世纪因此被称为‘博学的时代’。”（张井梅，《浅论西方史学史上的“博学时代”》，《史学史研究》2008年03期）

↑图1：理查德·查纳斯，《西方思想史》，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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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罗兰·N·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目录

​17世纪被称为博学时代，又被称为科学革命、哲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时代，果真如此吗？在启蒙运动之前，在启蒙理性产生之前，科学革命时代真的会存在吗？

一、“科学”的诞生

根据拙文《西方词汇的含义大革命》、刘立群《德文和英文“科学”一词对比研究》、吴国盛《“科学”辞源及其演变》（《科学》2015年06期），法文、英文、德文的哲学一词均为“Philosophy（ie）”。

19世纪初之前，它的意思均为知识，并不是今天所谓哲学的意思，即当时的哲学即知识，是相对于宗教而言的，也就是说，“Philosophy”是宗教的对称。所以，凡是把19世纪初之前的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在今天大量存在——中国官科学者之不学无术可见一斑，真可谓“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

19世纪初之后，“Philosophy”分化为“Philosophy”与“positivist philosophy”，即知识的意思分化为哲学和实证知识，从此以后，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才是正确的。

19世纪中期之后，“positivist philosophy”又分化为“natural philosophy（Wissenschaft）” 和“historical Philosophy（Wissenschaft）”。

“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4页）

上段引自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其中，“科学”指的是德国的广义科学的含义，“哲学”也被归类到“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逻辑学又从“哲学”中分化出来。

19世纪晚期，“science”取代“natural philosophy”。

20世纪初，“social science”取代“historical Philosophy”。

因此，就当代科学的内涵和观念而言，“科学”一词诞生于19世纪晚期，然则，称17世纪为科学革命时代就名不副实了。

二、西方思想及社会转型变迁

利玛窦来华之后，“中学西渐”就开始了。这与西方所谓科学革命时代的17世纪颇为吻合。

如果西方断代无误，真的存在许多17世纪的资料，这些资料具有理性、哲学性、思想性、科学性，那么，它们必定是翻译自中国的。这时候，在欧洲的传教士（当时西方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传教士）大多不能理解（详见《数学分析是西方迷茫无知的产物》），即了解而不理解，但相关翻译资料存在，经过19-20世纪西方人释读出来而发现，于是称呼17世纪为科学革命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里，必须区分一个概念，即传教士，我要把传教士区分为来华传教士和在欧传教士。

明末传教士来华，他们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和熏陶，渐趣理性世俗，思维逐渐健全，渐谙逻辑推理、因果关系，学问颇为渊博，已经与在欧洲的传教士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认为，来华传教士在文化上已似（是）“中国人”，其知识水平代表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

明末清初，在欧传教士处于欧洲大陆的边缘，处于亚洲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边缘，相当于穷乡僻里。根据拙文《“耶和华”在1660年之前不存在》，当时基督教的教义处于原始、单薄、粗鄙、谫陋的状态。

“人们要的是各种各样异常之事物，直至追求不可能之事。一部古代史就好像是这样的历史：一棵白菜大过一间房子，而用来烧这棵白菜的瓦罐则比一所教堂还要大。”（伏尔泰，《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38页）

在利玛窦来华之前，西方人的思想思维状况是：迷信、神话、魔幻、神秘、神迹、奇迹、跳大神、启示、怪诞、荒唐、无稽之谈、神言疯语、愚昧无知，不懂理性，不懂世俗，不懂逻辑，不懂因果，不懂科学，说话表述上以有趣、混乱、琐碎、幼稚、单薄、贫乏、粗鄙、愚陋、流水账、信口开河、没有逻辑、没头没尾、神经兮兮……

因此，来华传教士和在欧传教士在思想、思维、认识、知识上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云泥之别。理解、分析、研究西方伪史务必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华传教士代表的是经过中华文化洗礼之后的水平，在欧传教士的水平才是代表西方水平，相当于杨振宁在美国的水平代表的是美国科技水平，而不是中国的，尽管当时杨振宁还是中国国籍。

如果西方文献断代无误，确实存在17世纪的西方文献（源于中国文献的翻译），那么，从文献上看，就存在着一个科学昌明的17世纪。但是，西方能够真正理解的文献很少。即使理解很少，也足以催动西方产生启蒙运动、启蒙理性，进而理解更多的文献。根据最近我对西方数学伪史的研究（详见《西方数学体系抄袭自中国》），西方对翻译自中国的文献直到19世纪还有很多不能理解，如极限、无理数、无限、负数、四则运算。而此前处于接受而不理解的阶段，再之前则为不接受、不理解。就像文科生读理科资料，尽管每个字都认识，但是，都理解不了。

“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把它投入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之中。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18页） ​​​

恩格斯这里明确提出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17世纪只有从中国西传而去的知识，并开始破除西方宗教迷信，驱动西方思想思维理性化、复杂化，但更深的、系统性的学理层面的缺无，即了解而不理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总而言之，西方社会更替顺序为：17世纪之前原始宗教社会→17世纪宗教社会→18世纪启蒙运动→19世纪世俗社会。

17世纪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培根、笛卡尔等的成就，到底是真有相关翻译文献支持，还是19世纪西方伪造的结果？抑或兼而有之？结合本文第四部分可轻易获得此问题答案。

因此，从西方思想观念和社会性质上看，17世纪科学革命时代名不副实。

三、西方印刷业始于18世纪

一个社会要成为科学革命的社会，必须要有产业作为支撑，因为实践出真知，尤其是印刷业。

圣西门说，萨伊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证明了孔德的发现，即封建的和军人的政府已经不符合文明的发展，而要让位于实业的政府，历史正从以掠夺为目的的社会进入以生产为目的的社会。（圣西门，《加强实业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国的财富的制宪措施》，《圣西门选集》，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25页）

西方自力更生的产业化运动真正始于18世纪后期，由此前的抢掠消费品，到抢掠产业链（再后来抢掠知识产权），因此，西方印刷业也应该始于18世纪。所谓1455年古腾堡印刷术之说纯属虚构。印刷业需要具备印刷装备业，也需要造纸生产工业，纸张的防虫咬噬工艺（中国直到梁朝，官方文书才以纸张取代简帛，就因为迟迟不能解决纸张的虫咬问题），还需要笔、墨的生产工业，这些都需要寻找相关原料来源，涉及整个产业链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我综合判断，西方印刷业始于18世纪，甚至19世纪。

17世纪的这些西方文献基本上是在中国翻译、中国印刷或抄本，然后搬运回欧洲，也可能存在来华传教士回到欧洲之后介绍说明中国文献的手写本。基于《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是伪造的（2.0）》，签署的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都是手抄本，即直到美国宪法签署通过的时代，美国还没有印刷术，可以推知，即使欧洲比美国先进，有印刷术，也不会多，处于刚起步的阶段。

没有印刷产业链支持的社会，17世纪科学革命时代则名不副实。

四、文字的积累功能

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类知识可以积累。知识的积累依赖于文字，而不是语言。

也许，在利玛窦之前，中国知识就已经传到西方，但我相信多是口头的，即使存在文献，也是极少的、零星的、碎片化的、不可识读的，如今早已经消逝。

↑图3：《美国汉学家包华石：中国的知识资源启发了许多西方的现代观念》，《南方都市报》2022年7月24日

18世纪初的英文现在大部分人都看不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莎士比亚全集》是17世纪的，还是现代翻译的？所谓现代翻译，到底是翻译，还是重写？那么，更早的拉丁文呢？更早的16世纪呢？谈何复兴古典文明？

这提醒我们，表音文字是否具有可传承性？只有把表音文字转变为表意文字，形成有字典，然后，才有可能具备传承性。没有字典，文字就不具备可传承性。字典是表意文字的工具，如果表音文字要搞像表意文字的字典一样的东西，它应该录音，然后以音引出意，形成音典。既然西方也搞字典，那么，它们就是表意文字，只不过西方的是一维编码文字，汉字是二维编码文字，二维文字比一维文字可载信息密度更大。

18世纪初的英文现在大部分人看不懂，现在的英文还需要借助于音标，这说明表音文字变化太快，不利于后人翻阅前人资料，也就丧失积累的功能，由此可见，表音文字不具备可传承性。为什么？因为用音标，表音文字就不用作出改变，保持其字母组合不变，即保持其文字不变；如果不用音标，表音文字就要随音变而改变，其字母组合就要改变，后人就读不懂前人的文字了。用了音标就不再是表音文字了。西方表音文字发明音标（我在研究积分符号∫时了解到，西方搞音标是19世纪末的事），想必当时经过一番激烈讨论，而这种讨论必然离不开对汉字的思考和褒扬，也必然不利于西方文字，也就见不得光，必被西方雪藏，不足为外人道也。文字的传承性还需要以庞大族群、强大政治力量为前提，否则，很容易断绝，这是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除此之外，西方文字还存在一个问题，即随着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基本词汇涵义发生变迁，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西方文明非常短，从表音文字的可释读角度看，以英文为例，只有300年，如果算上19世纪末音标革命的话，则更短。从文字的积累功能来看，17世纪称不上是科学革命时代。

综上所述，从文献上看，所谓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存在的，但从西方对文献的理解和掌握看，这仅仅是催动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启蒙理性的导火索罢了，谈不上是科学革命的时代，当时西方还属于宗教社会，还处于浓厚宗教氛围之中，还被裹在未开化的宗教愚昧迷信之中。因此，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代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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