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前些年,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搬进养老院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用冒险换得自由）

按：学者钱理群进养老院的消息，一如当年他抛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论”，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讨论——谁叫他老人家总是触到中国社会的“痛点”呢？

事情是这样的：钱理群和老伴卖掉自己的房子后，今年7月“悄悄”入住了位于北京昌平区的一家养老院。在养老院，二人的住所100多平米，每月住宿费15000元，伙食费等另计——现在你知道了吧？没有一定财力，这样的养老院是进不来的。

日前，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钱理群。还没进到这一高档社区，记者就感受到了某种孤独意味——虽然花园和各种设施齐备，但整个小区与市民的烟火生活依然稍显隔膜。对于自称“宅男”的钱理群来说，这正合他的心意：他需要一个安静、便利的环境读书写作，安享晚年。

这是记者第三次访问钱理群。住在养老院的他，还是那个眉开眼笑、满脸慈祥的可爱老头儿。迎我们进屋后，钱老的老伴端上了热茶。谈到三个多月以来的养老院生活，钱理群多次强调“挺好”——他终于迎来了最好的学术状态，毫无功利，只为自己为未来研究和写作。

谈养老院生活看5份报纸、写两三千字，最好的学术状态

新京报：上次采访时你谈到了“告别”，这次进养老院又说到“告别”，不过很有些人觉得你无法真正告别。

钱理群：关注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绝不可能脱离它。我不懂网络，我也会看新闻。我现在每天也看五份报纸，包括《新京报》《贵州日报》《文汇报》。告别的意义，其实就是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退出来按照自己的本意（生活），不再对公共问题发表言论，不参加直接对话，我现在也不在青年中讲学了，也不给人写序了——除了贵州。（笔者注：钱理群在贵州教书18年，视此地为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因此，在不讲学、不写序方面，贵州地区能成一个例外。采访过程中，养老院生活管家送来《贵州日报》，这是由贵州当地给钱老寄送的。）

新京报：能否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目前的心境？

钱理群：我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写作状态，我追求的也是这样。跟以前不一样，我现在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不用评职称，也没有什么顾虑，不以此为生，不考虑发不发表的问题。现在完全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得到一种表达。当然，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社会观察意识，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在我看来，现在是我最好的学术状态。当然不能要求别人啊，比如你们。（笑）但我现在有这样的特殊条件。

新京报：你现在一天能写多少？

钱理群：如果没什么活动，（写）3000字。有活动的话，每天大概也是2000字吧。我写得多，出得多，都不敢送给别人看，因为写得比他们读得还快。

谈卖房养老中国人的观念是房子不能卖，我不是这样

新京报：你现在介入了一个很热的问题：卖房养老。对于财务状况好一些的人来说，你这也算是一个示范。

钱理群：我比较认同这一家养老院的理念，把养老当一个事业做。当然，我有思想准备，到这里来可能是一个冒险。

新京报：你花了多长时间考虑住进养老院这件事？

钱理群：（去年12月和学术界告别时）我说我要过半隐居的生活，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然后在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前提下，选择了这里。以后要护理还要另外付钱的，以后这里也还要涨价的。长远来说，以后的问题还有很多。

中国人的观念就是房子不能卖，以房养老。我不是这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新京报：据说你不会做饭？

钱理群：老了当然希望便利一些。吃东西我觉得不重要，只要能吃就可以，不满意自己也可以补充。医疗呢，现在问题很多，北大的国际医院就在这附近，这方面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地铁离这儿也比较近，空气也比城里好，这里空间不大，但是很精致，居民的素质也比较高。服务目前也比较卖力，不算很理想，但已经很好了。我没有子女，就对钱财看得比较淡。

谈知识分子的晚年健康之外，还得有精神追求

新京报：你曾说过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要研究儿童文学？

钱理群：这就是我的浪漫主义。到了老年的时候，想做这些。我跟很多青年讲，现在的青年时代和我们那时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是向上的、快乐的，而现在很多人的青年时代被剥夺了。

新京报：你对知识分子的晚年有什么想法？

钱理群：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包括小孩，都活得很累。没有目标吗？那就以这个为目标——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健康不完全是医疗能解决的。老年人，健康快乐就可以了。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涉及到一个“意义”——还得有自己的精神追求。

新京报：这个话题可以反过来说到晚年的好处，到老年的时候，可以实现自己的想法。

钱理群：其实我刚说到这个，到老年，写作就是这样啊——没有功利性质，就是自由的、自己的。当然，这也是个人的选择。为了子女而活着也是有意义的，也是个人生活的一方面。

（王跃春与朱桂英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摄影：郭延冰 秦斌，编辑：方格，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