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罗辑思维(网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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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地:这个总统如何被认为是合法的? 如果不合法的话,美国会发生什么?”
1月7日,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Twitter上发了一条推特,评论当天《纽约时报》关于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头版报道。
特朗普上任了。这只过去一年里全世界最大的黑天鹅,“伤害”最深的人竟然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当克林顿夫妇都被报道将出席1月20日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典礼,曾经集体反对抗议的硅谷大佬们都和特朗普同桌开会时,克鲁格曼依然坚持不懈地在他著名的《纽约时报》专栏和Twitter上发表针对特朗普的檄文。
—而Twitter是特朗普的最大阵地,在那里,这位候任美国总统拥有1857万粉丝,是他最为人熟知的言论渠道。据美国《国际财经日报》1月5日报道,韩国政府甚至任命了一名官员负责监测特朗普的Twitter。
稍微对经济学有点了解的人,对保罗·克鲁格曼这个名字就不会感到陌生。他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新贸易理论虽有争议,但被西方学界广泛认可。
他是一个话多又勤劳的专栏作家,他喜欢预言,并成功预言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他喜欢到处放炮批评新闻中心的人物。而在刚过去的2016年,他的名字跟当选总统特朗普总是纠结在一起。
作为一名网红经济学家,在各种场合“狂怼”特朗普似乎是克鲁格曼过去一年里最大的嗜好。他穿着嘲讽特朗普的漫画T-shirt,不止一次地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流露出对特朗普的讽刺,语言之犀利,用词之刻薄,观点之独到,若比为美国当代“鲁迅”也不为过。
以1月3日为例,克鲁格曼这天发的7条推特都和特朗普有关,并且句句言辞激烈。事实上,去年12月,特朗普曾回应克鲁格曼的攻击,称其为“《纽约时报》里的小丑”,“这人要疯到什么程度才会说这种话”?!
特朗普胜选已经超过2个月,而克鲁格曼看来至今没有走出“黑天鹅阴影”。
“一个自由派的良心”
跟很多左派学者一样,保罗·克鲁格曼对上任的当选总统表现得既不礼貌也不克制,作为一名新凯恩斯主义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他对特朗普的新经济政策抱有种种不满,他认为特朗普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承诺和话语前后不一。
并且以管理公司的策略制订一国之经济政策,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在特朗普团队发布新经济政策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放下身段,诲人不倦地向读者们分析着他知识架构中的经济贸易世界。
经济学界对于克鲁格曼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意外,甚至有人打趣说,克鲁格曼应该拿两次诺贝尔奖,一个经济学奖,一个文学奖—这大概是嫉妒其在《纽约时报》的专栏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曾有读者感慨说,读克鲁格曼的专栏,是在这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听到了真实的声音。而克鲁格曼自己也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他将自己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专栏命名为“一个自由派的良心”。
克鲁格曼将自己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专栏命名为“一个自由派的良心”。
早在两年前的2015年1月,为了评判经济学家在象牙塔外的影响力,《经济学人》杂志委托了一家分析网上影响力的咨询公司Appinions,对500名经济学家进行了评估。克鲁格曼,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和财经专栏作家,横扫学术和流行两界:他的论文引用数排名22,而就大众传媒影响力榜单而言,他排名第二。
如果以粉丝数量来衡量学者影响力的话,克鲁格曼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了。这名当之无愧的经济学网红,拥有Twitter粉丝228万。和他同一学派,观点相近的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e),只有粉丝11.6万。
《经济学人》榜单中第一名的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奥巴马医保的主要设计者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也只有区区37.8万粉丝。
同样地,Rise Global网站推出了全球前100名经济学家新媒体影响力实时排名,网站就经济学家们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LinkedIn和Instagram的影响力进行实时评估并每周更新。在2016年最末的10周里,克鲁格曼每周都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跟很多读者一样,记者也是通过克鲁格曼的博客和twitter来了解这个看起来有点拘谨的保守派学者的。克鲁格曼2008年加入Twitter,截至目前,一共发了8300多条推特,其活跃度跃居经济学家之首,是名副其实的“大V学者”。
在博客中,克鲁格曼一直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解释他眼中的经济学世界,他文风清晰且笔触犀利。在他的文字下,读者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你我共存的、用经济学原理构建的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专栏作者他是专业的,跟很多喜欢有感而发的作者不同,他喜欢大量引用数据,尝试着用事实和理论来纠正由来已久的偏见。
克鲁格曼的博客和Twitter关注的话题多与时事有关,除了最近热门的新贸易战和当选总统特朗普,克鲁格曼会准时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跟粉丝分享一下他喜欢的另类摇滚乐队The Lone Bellow和Warpaint。
除此之外,身为教授的克鲁格曼也在课堂上延续着他这种有趣的个性。曾经有一名学生用“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来形容能不能选上克鲁格曼的课。作为网红经济学家兼名校教授,克鲁格曼的课总是很难选,在众星云集的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的课堂上总是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
据学生们描述,他本人友好亲切。在学期结束后,他还会把所有上课的PPT都发在他的《纽约时报》博客上。与此同时,他讲课的内容和材料也和他博客的内容非常相似。可以想象,这个63岁的经济学家,备课更博两手抓,在电脑前勤劳耕耘的情景。
博客是一个转折点
分析克鲁格曼应该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之前的克鲁格曼和2000年之后的。克鲁格曼于1999年成为《纽约时报》的社论专栏作家。很多人认为这是克鲁格曼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一个专业而严谨的经济学家,在这之后,他以博客专栏为阵地,把自己武装成了一名专业的左派。
克鲁格曼的主要经济学研究成就来自于1979年和1980年的那两篇论文。其内容主要展示了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之假定基础之上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解释在数据中可观察到的重要贸易模式。
这些新要素与传统的要素比例机制相互作用的方式,仍然是可以进行分析的。他认为新贸易理论与旧贸易理论的融合尤其重要,因为它导向有关贸易模式的跨国差异的可检验预测。它形成了有关双边贸易流动的广泛经验性研究的基础,由此使得研究者得以评估新贸易理论的相关性。
1991年,克鲁格曼提出经济地理学理论。关键性的问题涉及个人和企业在不同地理景观中的迁移流动,城市集聚如何兴起,以及这些城市本身如何在空间层面得到组织。
人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规模经济对于经济活动的区位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者已经开始把规模经济融入区位和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由此对早期研究者的言语分析赋予了精确性,并且开阔了新视野。
在随后的研究中,经济地理学者利用这些新工具,与那些对此领域有兴趣的经济学家共同付出努力。有若干位研究者参与了这些开发工作,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由保罗·克鲁格曼作出的。
事实上,新经济地理学所播撒的种子,可以在他1979年的那篇论文中得到发现,该文的最后一部分指出,迁移的模式可以在新贸易理论的同一框架内予以分析。虽然该文对贸易文献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有关迁移与集聚的论述花费了十几年时间,才对地理学文献产生了一点影响。
仅有如上经济学成就是不能铸造今天的网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他如今所受到的大众关注和媒体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他对自媒体频道的经营和后诺奖时代他所获得的无上政治话语权。也正因如此,克鲁格曼的经济学家身份在业内受到不少质疑,这份质疑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他跟政治力量的交织。
2000年之后的克鲁格曼,鲜少对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有创新性革命性的意见建议,他被认为变成了一个把自己禁锢在保守经济学理论中的自由派。
在后诺奖时代,克鲁格曼迅速地拥有了对政界具有影响力的话语权,并让他的政治观点和他的公共政策经济评论难分难解。只要比较上世纪90年代的克鲁格曼与今天的克鲁格曼,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世界观差异。
这也许是因为克鲁格曼在讨论政治和对待学术的时候所采取的不同态度。经济偏右,政治向左的人比比皆是,也许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一个美式的保守派经济学家,一个“自由派的良心”。
编辑: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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