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格局的奠定（专访萨米尔阿明）

阿拉伯民族经历了与西方文明全然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断遭遇着因西方殖民主义而导致的断裂。在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阿拉伯世界的共产主义浪潮蓬勃兴起。然而到了1952年到1970年纳赛尔领导埃及期间，泛阿拉伯主义在这个地区声势浩大，它结合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收编了亲苏共产主义者、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第三条道路”的典型。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中阿拉伯军队对以色列的全面溃败，更成为中东政治的分水岭，为后来大行其道的政治伊斯兰铺平了道路。在20世纪的阿拉伯地区，我们如何在历史语境和国际政治中理解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政治伊斯兰这三套意识形态的更迭，又如何理解曾经因“反帝”而获得绝对正当性却在今日大多深陷泥潭的“第三条道路”？

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访问北京参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际，受邀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做了一场题为《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比以往时候更加重要？》的讲座，《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借此机会对他做了专访，请他谈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萨米尔∙阿明出生于开罗，在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是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的同时，也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现年87岁的他，几乎经历了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阿明指出，左翼在阿拉伯地区经历了全面的失败，走向“第三条道路”的左翼不再代表任何“替代性”道路，而是变成了建制的一部分。这也是一场灾难，也是“阿拉伯之春”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在清华大学讲座现场，讲座题目为：《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比以往时候更加重要？》（Marx and living Marxism are more relevant today than ever），图片由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提供。

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现代化的断裂

澎湃新闻：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中东世界是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阿拉伯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又决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以埃及为例，我们该如何理解阿拉伯民族和其现代化进程？

萨米尔∙阿明：首先我们得理解所谓“阿拉伯民族”的复杂性。我们说“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民族，是因为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受教育人群说的语言是同一种。大众的语言，也即是方言，则彼此相似，但也有些差异。 这和伊斯兰有一定关系，但只能说是有一点关系，因为很多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比如说波斯民族——伊朗人，又比如土耳其。

但在历史上，这个（阿拉伯）民族除了第一任和第二任哈里发在位的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外，从来都没有真正团结起来。 就算在这些哈里发的时代，权力集中程度都是很有限的，实质上的权力分散在整个地区的多个王朝手上。 因而整个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归属，不同的贸易渠道——一方面是跟印度和中国，另一方面是通过拜占庭连接南欧和地中海区域，还有就是通过波斯和斯拉夫人贸易。

形成所谓阿拉伯区域的各个地区，其本身也拥有不同的久远历史，比如说埃及的历史就要追溯到很久以前，超过5000年，其中很多传统在阿拉伯时代也保留下来了——比如当代埃及的行政、分省区划等等，都跟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代没有太大区别。埃及可以追溯到一个很古老的国家，而埃及又属于更大的一个——阿拉伯民族。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大叙利亚地区——包括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这个区域拥有共同的语言基础——阿拉姆语，很可能是耶稣基督说的语言，往上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文明。这一区域的传统更倾向于分散化，而不是集中化。埃及就有很强大的中央权力，很像中国。而大叙利亚就并非如此，更加分散。

还有就是伊拉克地区，也就是原先的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地区。这里跟伊朗关系复杂。有时候是伊朗的一部分，有时候从伊朗独立，有时候征服伊朗。这里有自己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500年前后吞并除了摩洛哥以外的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时候，整个地区慢慢衰落了。欧洲逐渐变为了中心——首先是意大利的城市，然后是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征服，然后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崛起的资本主义。所以奥斯曼帝国变成了欧洲系统的边缘。对阿拉伯地区的支配也逐渐从奥斯曼转移到了欧洲人。

拿破仑入侵埃及之后，埃及的帕夏（行政长官）穆罕默德 ∙ 阿里感到我们必须现代化。其实，第一个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方式现代化的国家，是19世纪初期的埃及。这是一场非常巨大的改革，他结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主义的控制——国家建设工业。那时候埃及的钢铁产量高过了所有德意志邦国的总合，埃及的棉花织物产量也高过英格兰。尽管农村仍然占到80%，但也有一些和工业体系相连接的农村工业。

所以，穆罕默德 ∙ 阿里认为埃及有能力成为一个想象中的欧洲式先进国家。他还认为埃及可以通过征服“解放”整个中东。他发动战争占领了整个大叙利亚。

穆罕默德 ∙ 阿里，被认为是现代埃及的奠基人。

澎湃新闻：所以说20世纪的泛阿主义要追溯到穆罕默德∙阿里，是吗？

萨米尔∙阿明：是的。他和奥斯曼交战，几乎打到了伊斯坦布尔，他的军队也是一支混合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的军队。这时候是英国人阻止了阿里，从而拯救了奥斯曼帝国——因为他们希望保留奥斯曼统治，不要让这个地区进入工业化。到了1870年代（阿里的孙子）帕夏伊斯梅尔的时代，埃及要比明治时代开始时的日本还要先进很多。埃及本来会是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它没能变成那样。伊斯梅尔犯了一个错——他认为参与那时候全球化的游戏会是一步好棋。他从欧洲的银行借钱，用来投资，建设苏伊士运河，发展铁路。这样一来，国家就陷入了外债陷阱，也给了英国人借口，让他们在1882年介入干涉和占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从没有在法律上正式化，形式上埃及是独立的——不是殖民地也不是保护国——但英国军队一直在埃及驻扎。所以英国人事实上统治了国家。

接下来是瓦解埃及的工业。埃及的土地制度原先比较类似中国，土地国有，分配给小农。英国则把土地转手给地主，创造了大地主阶级。这些土地被用来种植棉花，出口给英国。

泛阿主义制造的政治真空，被政治伊斯兰填补了

澎湃新闻：那纳赛尔的泛阿主义又是如何崛起的呢？

萨米尔∙阿明：大部分埃及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从来都不能接受英国统治。他们利用一战的机会，在1919年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革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革命。他们不要回到穆罕默德 ∙ 阿里那种独裁统治，要欧式的议会制民主制。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1952至1970年埃及实际最高领导人。

经过一些谈判，最后他们形成了妥协。直到1952年纳赛尔掌权以前，埃及政治由两支政治力量所占据。一是开始时的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像孙中山的国民党，他们也是现代化的支持者，不是要回到过去的那种民族主义。然后是由大地主等等组成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支持保持依赖他国的现状。当埃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没办法以自己的力量带动进步，共产主义的影响就开始扩展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红旗飘扬在尼罗河上，这个时间段大概是1942年到1952年。

在这段时间中，埃及社会分裂为了两种力量，一方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是反动保守派。纳赛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掌权的。纳赛尔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不是民主主义的，是反帝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他有一些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很有限。他在工业、银行、大商贸上推行了一些国有化改革，也实行了土地改革——剥夺了大地主，但并不是服务于大众，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富农阶级。也就是说20%的农民获得了利益，80%的什么都没得到。

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中，纳赛尔和周恩来的会见非常具有决定性。周恩来跟他解释“新世界体系”的构想，而纳赛尔对此完全没有想法。更糟糕的是，帝国主义的力量不可能接受这种设想，他们通过以色列进行代理人战争—— 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和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以此干预中东政治。

1967年“六日战争”，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以色列国防军。

澎湃新闻：1967年的“六日战争”可以说是中东政治的一个分水岭。纳赛尔获得了苏联的支持，尤其是有军事支持。

萨米尔∙阿明：1967年的战争证明了纳赛尔的政权实际上是虚弱的。无论是在建设国家方面，还是军队建设方面，政权都缺乏人民的实际参与。军事力量不止意味着武器装备。你也得有很强的政治支持。军队腐败也是大问题。纳赛尔的军队其实像国民党的军队。

澎湃新闻：所以，尽管纳赛尔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你仍然认为他的民族主义成分要多于社会主义成分？

萨米尔∙阿明：是的。纳赛尔同时镇压了埃及的两支主要政治力量——共产主义者和反动保守派。从而他创造了一个政治真空——国家去政治化了 （depolitization）。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兄弟会才崛起的。他们占据了这个真空的位置。

此前，伊斯兰一直在社会中存在着，以仪式的形式，和政治的关系并不紧密。你可以是共产主义者，可以是反动保守派，但你日常都可以过伊斯兰的宗教生活，没人会对此有什么意见。但纳赛尔的独裁政治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人民不参与政治了，尤其是1967年战败之后。这就为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穆斯林兄弟会是1927年在英国人治下建立的，还受到了沙特的支持。其目的是为了反制逐渐兴起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成功，这也是他们逐渐转向恐怖主义色彩的小团体的原因。纳赛尔政府试着镇压他们，但是并没有处理穆斯林兄弟会之所以诞生的基础，没有加强世俗政治的基础。

纳赛尔政府反而是采取了非常机会主义的策略。他强调说“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是穆斯林”。这并非泛阿主义的动员，而是国内政治的需要。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只不过他们是复兴党执政。

冷战、第三条道路

澎湃新闻：你提到代表政治伊斯兰的“穆兄会”在一个政治真空中崛起，但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政治伊斯兰崛起之前，阿拉伯也经历了一段很短的左翼浪潮，它受到了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左翼运动的影响。

萨米尔∙阿明：的确，埃及也在1968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不过与其说是欧洲的影响，不如说是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举例来说，那时候，在埃及共产党中，我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更倾向于苏联，另一派更倾向于中国，倾向于毛。

澎湃新闻：中苏的论战和分道扬镳的确影响到了大量第三世界国家。

萨米尔∙阿明：没错。但这其实也和我们的国内形势有很大关系。它关乎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阶级情况。亲中派认为国家的未来在于团结80%的贫农阶级、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以及觉醒了的民主主义的城市中产阶级；亲苏派支持纳赛尔，因为他们认为主要的敌人只有帝国主义。说的就好像帝国主义在埃及国内部没有同盟一样。

澎湃新闻：关于这一点，你曾经提到过，阿拉伯的革命或早或晚都走向了民族主义的道路。阿拉伯的共产党被民族主义收编，边缘化。似乎国际主义从来没有办法在阿拉伯地区扎根。

萨米尔∙阿明：左翼，至少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左翼，一开始是相当独立的——独立于纳赛尔主义者和复兴党们，甚至还是跟他们有冲突的。他们认为，反帝国主义不可能不依赖于大众的力量，我们用的词是大众、人民，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迟些我们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一种可能性，但不那么确定。我们不能排除社会改革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需要大规模的、快速的社会改革。

但这时候苏联认为不行。他们说，我们现在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已经有第三条道路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是纳赛尔的道路，你们应该支持纳赛尔。所以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共产主义者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分裂。

赫鲁晓夫和纳赛尔。

澎湃新闻：可是，我们平时理解中的“第三条道路”更像是既反对美国又反对苏联的道路。

萨米尔∙阿明：错了！所谓第三条道路是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不见得反对苏联。他们需要苏联的支持，军事支持。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有时候是两回事。事实上，在那时候，苏联已经不再输出革命了。在埃及的共产主义者中，我们这些跟随毛思想的人就说，纳赛尔的道路不行！在反对帝国主义上，我们和纳赛尔主义者一致；但是在社会议题上，我们又反对纳赛尔主义者。

但是我们完全失败了。在埃及左翼中间，我猜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倾向苏联，我们剩下三分之一就出走了。这也造成人们形成了一种对埃及左翼的印象，认为他们是苏联的支持者、纳赛尔的支持者和复兴党的支持者。于是他们不再代表任何“替代性”道路，而是变成了建制的一部分。这也是一场灾难。这也是“阿拉伯之春”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闻：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第三条道路”看起来都陷入了泥潭。

萨米尔∙阿明：没错。在非洲现代史上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十到二十年左右。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民族主义风行，马里、几内亚、加纳，然后是坦桑尼亚、刚果、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都有类似的愿景，现代化，团结人民。但是他们距离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很远，他们不承认阶级，以为可以团结所有人。这些国家形成了对帝国主义的反击。正是这同一群人，后来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又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秩序，引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回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对非洲人民的支持很快就变成了对独立国家的专制统治。这是一整个社会和政治的灾难，也导致这些政权越来越不受欢迎。所以这才有了“阿拉伯之春”这场2010年代始于突尼斯、在埃及变得更重要的反对政权的规模巨大的运动。

那时候我在埃及，2011年，反对穆巴拉克的运动在街头聚集了1500万人。 现在埃及的人口大概是9000万。所以运动的规模是空前的。那时候，穆斯林兄弟会没有参与运动，前后七天都没有参与——因为美国叫他们不要参与。然后，他们又加入了运动。这场运动是半自发的，松散的。运动是为了反对政权，强调的是社会因素——农民要求土地，工人要求薪水，中产阶级要求民主，妇女要求权利……但是运动没有长远目标，没有战略。所以运动最后失去了方向。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能要求开始所谓的选举，快速的选举。那时候我们这些埃及的共产主义者说，我们不要选举，我们需要运动继续下去，迟一点再选举。我们首先得改变力量对比，改变社会力量。但美国人要求民主、秩序。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在充满争议的大选中胜出了。他以为他可以轻松地统治国家。然而他不行，暴力很快就升级了，人民开始讨厌穆兄会。3000万人上街抗议穆尔西（注：关于这些大规模游行的人数，不同机构的统计数字相差很大），很大规模的游行。美国人让军方射击示威者，但是军方领袖——虽然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没有那么愚蠢——自己掌控了政权，逮捕了穆尔西。军方统治比纳赛尔时代更糟糕，它支持的是新自由主义。这就是我们埃及人今天的处境。

“阿拉伯之春”在埃及。

再说到第三条道路，我们需要看到它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倒退的阶段。社会对不再关心政治了，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这个真空被瓦哈比教派占据了，而他们是最为反动的。他们将伊斯兰当作基本身份，而不再考虑阶级、民族和其他维度。

第二个万隆还有可能吗？

澎湃新闻：2015年你写过一篇讨论万隆会议的文章，里面提到我们需要另一场万隆会议来想象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但前面你也提到，万隆、第三世界和“第三条道路”本身有着很复杂的状况。你怎么理解万隆的意义？

萨米尔∙阿明：你知道，万隆会议经过了很长的准备，而共产主义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2年的时候，我们一群主要来自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的共产主义者和伊朗、土耳其等地的同道中人一起掀动了一场辩论。杜鲁门不是在1947年说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嘛。他把苏联和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称为“糟糕的共产主义独裁国家”，把美欧称为“自由世界”。苏联阵营一年之后反唇相讥，日丹诺夫代表斯大林，也表示说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大体上其实很像杜鲁门的说法。他们眼中的社会主义仅限于苏联和东欧——甚至那时候已经是1948年了，他们都没有预见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们也没有提到中东、越南，一点都没有。

我们那时候就批评日丹诺夫的报告。我们说这篇报告只是杜鲁门报告的翻版——同样的分割，完全忽略了那些处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的边缘，也就是拉美、亚洲、非洲的大多数国家。

我们在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后说，其实世界上不止是两大阵营，而是三大阵营——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了中国；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西欧、日本；然后是全球的南方国家——亚非拉。那时候中国和苏联是一个阵营，所以我们很礼貌地写信给中国表达我们对日丹诺夫报告的意见。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态大概意味着我们是对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强的信号。这样的问题到了1957年之后，尤其是1960年1961年的时候，就比较明了了，尤其是1963年中共的“25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

所以这是万隆会议的根源。万隆会议不是从苏加诺、纳赛尔和尼赫鲁这些领袖们的头脑里凭空跳出来的。他们作为各国新兴的统治阶级，觉得大家要一起做一些事情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这就形成了“不结盟运动”。我曾经写过，不结盟运动那时候意味着不和现存的国际秩序“结盟”。

澎湃新闻：但今天我们看到，原先的第三世界已经发生了更多变化：拉美的左翼运动陷入了低谷；中东仍然充满冲突；在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右翼的政府将在未来继续掌控政局；亚洲国家之间也仍然有各种矛盾。我们仍然能想象一场新的，在全球南方之间形成合作的万隆会议吗？

萨米尔∙阿明：万隆是一个符号，它可以有很不一样的内容。今天的情况的确变化了，如果有另一场万隆会议的话，它会和之前那场很不一样。回到今天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似的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帝国主义中心——美国、西欧、日本。他们仍然保持着对世界——对全球南方的控制。他们也不能接受中国成为新的经济中心。

而不同的是，南方国家的内部矛盾和南方国家间的矛盾，因为第一波反帝民族主义的失败而变得严重。这一波民族主义类似国民党，他们失败之后留下了政治真空，而反动的政治力量——以宗教身份、民族身份、语言、族群等等为基础，就占据了这个位置。而帝国主义是系统支持这套力量的。我们今天面临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英特纳雄耐尔”——重建一种国际主义，连接人民和劳工，连接农民大众和觉醒了的中产阶级等等力量的国际主义——这比仅仅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要更普遍。我们需要重建这种条件以形成一种积极的替代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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