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有哪些有意思的调查研究（关学及二十世纪大陆关学研究的辨析与前瞻）

张载(1020—1077)一生多在陕西关中横渠讲学,学者称横渠先生,在他的周围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独特思想旨趣和风格的地域性理学流派,史称关学，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人类学有哪些有意思的调查研究?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人类学有哪些有意思的调查研究

张载(1020—1077)一生多在陕西关中横渠讲学,学者称横渠先生,在他的周围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独特思想旨趣和风格的地域性理学流派,史称关学。

南宋朱熹首次将张载与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并列加以考察,著于《伊洛渊源录》之中。但“关学”提法的出现似要晚一些。据愚初步考察,“关学”之名,较早见于冯从吾万历三十四年(1606)完成的《关学编》,[1]冯氏说:“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眉邑,倡明斯学”“,而关中之学益大显于天下。”《(关学编自序》)冯氏乃“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冯氏称关学为“关中之学”,并明确将此“学”纳入理学的范畴。此后《,宋元学案》使用了关学这一概念,说:“关学之盛,不下洛学。”(卷31《吕范诸儒学案》)历史上尝将张载创立的关学,与周敦颐之濂学、二程之洛学、朱熹之闽学等学派并列,称“濂洛关闽”,如清张伯行说:“宋兴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间,张子笃志力行关中,学者与洛人并,迨至朱子讲学闽中,集诸儒之成,而其传益广,于是世之言学者,未有不溯统于濂、洛、关、闽而以邹鲁之道在是,即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濂洛关闽书原序》)看来,在朱熹之后不久,关学已被“世之言学者”视为并立于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

对关学及关学史的研究在明代已经开始,冯从吾所撰《关学编》共述及关中理学家三十三人,此对关学史研究具有开先河的意义。晚清关中学者李元春、贺瑞麟又对该书进行了增订。清人王心敬依冯氏《关学编》的体例,撰写了《关学续编》。王心敬说:“关学有编,创自前代冯少墟先生。”该编“实始宋之横渠,终明之秦关(王之士),皆关中产也。”心敬乃“取自少墟至今,搜罗闻见,辑而编之”,成《关学续编》。此二编之作用,如心敬所言“,编关学者,编关中道统之脉络也。横渠特宋关学之始耳。”“横渠以后诸儒,乃龙门、华阴、砥柱之活瀚汪洋,泾、渭、丰、涝诸水之奔赴也。”由此,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清道光十年李元春(时斋)曾编《关中道脉》一书,收集《增订关学编》(包括冯从吾《关学编》)、《张子释要》《关中三先生要语录》及《关中四先生要语录》四种书,该书事实是有重点地诠释关学文献的尝试。[2]

从清末到民国初期,中国内忧外患,时局动荡,关学研究虽处低谷,但仍未中断。民初学者张骥(四川双流人)亲访关学诸家门人及采集关学典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成《关学宗传》五十六卷,共收录宋元明清关中儒家学者近二百五十人,并将关学的范围延展至明清时期。张骥表白其《关学宗传》是“以理学为范围”,所收诸儒又“仅以关中为限”,即“以地系人,纵讲关中之学”,[3]明确了关学的“关中”地域性和性理学特征。于是,关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域性理学学派而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民国24年(1936)署名王瑞卿等人所撰的《陕西乡贤史略》[4],也曾提及关中学者数人,但该书不是关于关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仅从乡贤角度略作介绍而已。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整个中国学术事业的振兴,关学研究了也出现了转机,并日渐趋于兴盛,此一时期,学术问题逐渐展开,思想交锋激烈跌宕。在世纪之交,关学研究又有较大的推进,研究新论不断出现,理论热点此起彼伏。鉴于林乐昌已就20世纪的张载研究做过较为深入的批判性总结,[5]所以有关张载本身研究的情况,此不赘,本文的评述仅限于20世纪的关学研究,并以大陆学者为主。不过,关学研究与张载研究是一个虽有区别但又密切关联的问题,所以又不能脱离有关张载的研究而谈论关学。

一、20世纪以来关学研究的状况及方法论思考

20世纪初期的关学研究,用“蜻蜓点水”来形容,看来并不过分。因为有关关学的专门性论著根本没有,所见者也只是粗略提及而已。30年代前后,钟泰著《中国哲学史》[6]、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7]、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8]、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9]等,多是在泛论宋代濂、洛、关、闽之学时对张载思想略加论述,对“关学”以及关学史则未加关注,少有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该卷撰写修订历时二十多年,方于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则首次对关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有意义的论述。书中提及“北宋时期陕西地方的关学,以张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第545页)并详述其传人。20世纪的后五十年,相继出版了数部有关张载研究的著作,如张岱年的《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956)[10]、姜国柱的《张载的哲学思想》(1982)和《张载关学》(2001)[11]、陈俊民的《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1987)[12]、程宜山的《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1989年)[13]、龚杰的《张载评传》(1996)[14]、丁为祥的《虚气相即——张载的哲学体系及其定位》(2000年)[15]等。这些论著大多对张载哲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其中不少论著都将张载视为宋代“唯物论”的代__表,其思想地位遂被凸显出来,关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可喜的是,其中一些著作如侯外庐等所著《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陈俊民的《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龚杰的《张载评传》、姜国柱的《张载关学》,已不限于张载学术思想本身,而涉及关学史研究的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俊民对关学的系统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所著《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不仅对张载哲学体系做了富有新义的阐释,且对关学学派的源流做了很有见地的疏理。龚杰的《张载评传》第一次设专章(第7章)系统地讨论关学,并涉及到关学与洛学、关学与闽学、关学与反理学的关系等问题,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此外,这一时期不仅对宋代关学的研究有所推进,对明清时期的关学研究也时有所获,如对明末清初关学领军人物李二曲的学术思想,已有几部研究著作面世。[16]此外,发表有关张载及以及包括李二曲、冯从吾等关学史上重要学人的论文也在百篇以上,其中还有对人们并不关注的元代关学研究的论文出现。[17]1991年和1999年,先后在张载故里眉县召开了两次有关张载及关学的全国或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气化之道——张载哲学新论》、《张载关学与实学》[18]两部论文集,这两部集子可以反映90年代末张载哲学及关学研究的大致面貌。1996年在李二曲的故里陕西周至召开了李二曲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会后印刷了《李二曲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还在西安召开了“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学术思想研讨会”。总之,关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方法论和特征上说,20世纪以来的关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世纪初至中叶,关学研究处于既受传统理学的束缚但又力求走出理学窠臼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是包括冯友兰等人在内的现代新儒家的一些学者。他们一般承继南宋后诸儒的说法,将张载与周敦颐、二程、朱熹并称为“濂洛关闽”四大流派,认同了张载关学在宋代理学史上之地位。但也有某些变化,如三、四十年代,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称“在道学家中,确立气在道学中之地位者,为张横渠”。(第868页)强调了张载的“气”学特点及其地位。他看到横渠之学与程朱有同有异,如说“‘气质之性’之说,虽为以后道学家所采用”“,则在张横渠之系统中,颇难与其系统之别方面相融洽。但就横渠别一部分之言论观之,则横渠可维持其‘气质之性’之说,而同时亦不至与其系统之别方面相冲突。”(第869页)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与冯氏同时的范寿康,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已提到张载的“气一元论”和“天人合一”特征,如说:“横渠以为宇宙的本体,乃是太虚一元之气”,(第342页)并“认定吾人之体是宇宙的体,吾人之性就是宇宙的性。”(第344页)这些说法是张载“气本论”这一提法的先声。这些研究一面注意到张载关学的道德心性论特质,一面又注意到张载的“气”论思想,但却没有能把张载体系中论及的道德论与宇宙论进一步内在地加以贯通,可视为从传统理学方法向此后盛行数年的“对子模式”的过渡。第二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至六、七十年代,人们力图贯彻以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包括张载关学在内的中国哲学,但却受到前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和方法的极大影响,将张载哲学定位为“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并将其与程朱的“理”本论、陆王的“心”本论对置起来。于是围绕着张载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侯外庐等主张张载的哲学是“二元论”,此后也有学者认同此说。张岱年等在建国前后出版的关于张载的相关论著,肯定了张载哲学的唯物论性质,并对其在唯物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如他称赞“张载是宋代卓越的唯物论者,他对宋代唯物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张载的哲学体系是在与佛教唯心论进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20]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基本坚持了同样的观点和方法。[21]冯友兰于80年代末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事实上也接受了这一方法,如说“道学也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气学是道学中唯物主义的派别”(第5册,第153页)。[22]这些研究,也使承继并发挥其“气”论的王廷相、王夫之等人在“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不能否认,这些研究曾确实廓清了哲学史上一些历史迷雾,但也应该看到,受这种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脱离张载关学旨在解决“性与天道合一”和“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主题,而主讲其“气本论”,逐渐离开或淡化了张载关于道德性命的宗旨、知礼成性的取向和天人合一的特征,虽说从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理学思维,然却走上了一条逐渐远离其思想本质的研究路向。如有的学者把张载与二程等人在学术上简单地对立起来,说成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从而把关学与洛学之间既关联又矛盾的复杂关系简单化。顺便一提的是,此时在港台的一些新儒家学者,走的是则将传统理学与西学结合的路子,如牟宗三将康德哲学与张载的道德心性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则与当时大陆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很不相同。第三阶段,进入80年代后的二十余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得以贯彻,反映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就是有学者主张真实地把握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规律,避免简单地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思维模式解读中国哲学,避免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和概念系统模式化地套解中国哲学。如有学者主张采用由多序列、多层次认识的“螺旋式”结构,就是试图突破这一方法,有不少学者已将其运用于张载关学的研究中。[23]但是这一方法是否合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中国哲学中并没有合乎这种逻辑的发展和进步关系。”[24]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已注意到从张载的道德心性论特质、天人合一特征、知礼成性的价值取向、经世致用的实学倾向等方面重新认识张载及其关学。但此一动向不是简单地向传统理学的回归,而是一种富于时代精神的超越。

与上述三阶段的说法相近,葛荣晋按上世纪关学研究的特点也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1)“将关学定位为理学的时期”。(2)将关学定位为“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时期。(3)将关学定位为“实学”的时期。他认为,就宋明思想而言“,除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外,还必须把张载、王夫之、戴震等人的以气本论为基础的‘实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形态来考察。”[25]前两者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将第三阶段定位于“实学时期”则值得商榷,因为从实学角度研究张载及其关学,只是近些年来人们所探寻的多种方法、多种倾向中的一种,它尚不能成为关学研究一般意义上的阶段性特征的概括。

总之,关学研究不可能重蹈“两军对垒”的覆辙,同时也要突破传统的理学思维,它将随着整个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而有所创新,这将是新世纪人们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在21世纪中西融通的文化大背景下,关学研究也将重放异彩。

虽然关学引起了学界广泛地关注,许多问题也有所深入,但诸如关学当如何界定?关学的思想渊源和基本特征是什么?关学的学风如何?关学史的下限应以何人为界标?还有关学与理学、关学与洛学、关学与闽学的关系以及关学发展中与同期诸多学术流派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研究得尚不够深入,有的还相当模糊,甚至疑窦丛生。

二、关于关学的概念界定及关学下限

许多人虽然都在使用关学这一概念,但对关学何以界定、关学是否有“史”以及关学史的下限等问题,歧义一直很大。主要观点有,一是承继传统的说法,以“关学”为“关中理学”,此以侯外庐、陈俊民、龚杰等为代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册上)认为关学是北宋时期“以张载为核心”的一个“陕西地方学派”。当时张载“倡道于关中”,虽然“寂寥无有和者”,但缘于吕大钧“执弟子礼”,此后“学者靡然知所趋向”(引《吕范诸儒学案》),于是关学学派得以形成。他虽然不赞成道学家所谓关学是洛学的一个分支的“正统观念”,但事实上仍认同了它的理学特质和地域性特征,并指出关学史仅限于北宋,“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第545页)作为侯外庐学派承继者之一的龚杰,在其所著《张载评传》一书中,也基本承继了这一观点,说“所谓关学,就是指由北宋张载创建的一个理学派别。”并指出,据明冯从吾《关学编》,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的《横渠学案》、《吕范诸儒学案》,清张骥《关学宗传》等书的记载,这一学派“可考见的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 、范育、游师雄、薛昌朝等,受学于张载的有种师道、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曾学于张载并传播其学的外地学者有晁说之、蔡发等,其中,吕大钧、吕大临、苏 、范育、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98页)但龚杰不赞成“关中理学”的提法,认为它“把关学的范围加以扩大”,他主张宋代以后的关中理学家“不是关学的续传”,关学“上无师承,下无继传,南宋初年即告终结”,(第206—207页)主张关学只能以北宋为下限。陈俊民则认同“关中理学”的说法,说“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代关中的理学。”并且明确不赞成将关学限于北宋,认为关学虽“‘衰落’了,但没有‘熄灭’,而是出现了两种趋向:‘三吕’的关学‘洛学化’和李复的关学‘正传’发展。”在明代,又涌现出高陵吕楠、三原马理、朝邑韩邦奇、长安冯从吾等学者,关学曾出现“中兴”的趋势。并指出:“关学作为宋明理学思潮中的一个独立学派,它的终结,也同整个理学一样,是在明清之际的理学批评思潮中。是由今陕西周至李颙完成的。”李颙之学向张载回复,通过“悔过自新说”来还原儒学,最后“终结”了“关学(理学)”[26],关学史的下限应是明末清初的李二曲。第二种观点,以赵吉惠为代表,主张关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说:“广义的关学,泛指封建社会后期的陕西关中理学(儒学)”,而“狭义关学特指北宋时期以陕西关中张载为创始的理学或张载关学学派。”[27]前者认同了陈俊民的说法,后者则认同了侯氏学派的说法。赵的观点事实上是将上述两种说法加以调和。这两种观点,前者对关学的外延有所扩展;后者则否定了关学有史。两者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所偏失。愚之见,宋元明清时期确实涌现出许多关中理学家,即使被冯从吾收入《关学编》中的一些关中学者,也都不一定与张载的学脉相通,思想和学风也不尽一致,如泾阳王徵(号端节)就脱离了张载道德性命之学的方向,“其性好格物穷理,尤与西士所言相契。”(陈垣语)[28]走了另一条路子。还有的学者或倒向程朱,或倒向陆王,也不与张载关学相类。所以,关学既不同于一般的“关中之学”,也不同于“广义”的“关中理学”,同时又不限于宋代,而应该是“张载及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29]以此为原则和方法,对冯从吾、王心敬、张骥等所撰相关关学史著中提及的关中理学家进行必要而严格地筛选,也许对澄清关学源流,彰明关学思想特征有明确标识性意义。此外,在关学下限的问题上,也有以清末刘古愚为关学终结者的观点的。[30]其实,关学作为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地方性学派,对其下限的思考不能脱离理学在清末趋于解体的学术大背景,所以其终结于清末的说法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观点。

三、关于张载关学的学术渊源、思想特征和关学学风

关于张载关学的学术思想渊源,是从古至今一直争论的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洛学(理学)渊源说。在宋代,就有所谓张载关学源自二程洛学的说法。较早有此看法的是曾师事张载而后归于洛学的吕大临,他在《横渠先生行状》中称:张载于嘉祐初年曾与二程“共语道学之要”,后来“尽弃其学而学焉”。二程的弟子杨时也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31]。朱熹亦赞成此说,谓“横渠之学,行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即二程)发之耳。”[32]不过,杨时、朱熹又都肯定了张载“自成一家”的事实。二是易学渊源说。《宋史·张载传》、冯从吾《关学编》等,则称张载之学“以易为宗”,王夫之亦称“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张子正蒙注·序论》)。之后不乏以《易》为张载思想渊源的学者,如冯友兰说:“横渠之学,亦系从《易》推衍而来。”钟泰也认为,“然观其大体,要得之于《易》为多。”[33]

当代学者龚杰在《张载评传》中提出了“《四书》渊源”一说,认为“张载之学不是易学,而是发挥《四书》义理为主的‘四书学’”,认为“这正是张载思想的时代特色和他被称为理学家的重要原因。”其理由主要是:“张载把《论语》的‘性与天道’命题、《孟子》的‘尽心’学说、《中庸》的‘至诚’理论、《大学》的‘格物’思想,糅合成一个学术整体,作为自己‘四书学’的理论根据,并在此基础上与二程互相发明,遂成为新兴的‘四体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四书学’就是理学。”(第27页)。此说引起学界的关注。此外还有一些新的看法。王葆玹主张张载之学来自易学和礼学。陈学凯则认为张载关学主要来源于《中庸》。他说其学“实际上是对传统儒学经典《周易》和《中庸》精义与神髓的继承和发扬。”[34]愚以为,研究张载关学的学术渊源,应该考察其思想形成的综合因素。从《宋史》所谓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说法来看,既不能简单地说源于《易》,也不能说源于《四书》。张载并不关注《大学》,牟宗三已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横渠渐能注意《论》、《孟》,亦未言及《大学》。”[35]说他未言及《大学》似有太过,不过其思想主要受到《易》、《孟》、《庸》的极大影响则是事实。[36]

关于张载及其关学的思想特征,侯外庐曾引证张 提及孙昭远“从事经史,大抵以实用为贵,以涉虚为戒”(《张南轩先生文集》卷六《跋孙忠憨帖》),以及二程评论张载之学“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二程粹言·论学》)的说法,认为“北宋关学的特色在于注重‘学以致用’的精神”。冯友兰主要从四方面分析了张载关学的内容特征:(1)气说。此说来源于《易》。(2)宇宙间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天序”、“天秩”,即理。(3)性论。(4)天人合一。[37]此说与宋晁公武《读书志》所谓《正蒙》主讲“阴阳变化之端,仁义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乱国家之经”(卷10)的说法较为接近。张岱年将张载关学的思想特点概括为“以气为本”和“以礼为教”两方面。陈俊民认为“,关学自开始创立,就把‘崇儒’‘明道’,力辟二氏作为基本宗旨。从张载到李颙,七百年间‘,关学世所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并“形成了‘学贵有用’‘,精思力践’,不尚空谈的‘实学’学风,以及‘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二程粹言》卷上)的鲜明政治倾向。”[38]龚杰认为:关学的特点有四:尊儒、重礼、务实、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39]上述观点,有同有异,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张载及其关学的思想渊源和主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将张载关学与宋代其他理学流派明显区别开来了。

不过,关学固然由张载发端,但关学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与不同时期各思想流派(如朱子学、阳明学)的相互交流、相互融通中,自身的特点也在发生着某些变化,故不能完全将关学的思想特征等同于张载的思想特征,但应该注意其一以贯之的“关学精神”。成于张载而又贯穿和发展于关学史的基本精神,是“重气学”、“重性命”、“重礼教”、“重实用”四个方面,这些在不同的关学学者身上也可能会有所侧重,但大旨不会离此多远。关学的宗风可以用“躬行礼教,崇尚气节”来概括。与其宗风相联系,关学学者的个人气质和行为方式,大多趋于隐逸(儒家的隐者),如关中“三李”。[40]这也是关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近年还有多篇关于关学学风的论文发表。[41]

四、目前研究动态

关学和关学史研究中所以疑窦丛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文献整理的滞后有关。其一,就张载思想研究来说,虽然中华书局曾出版有《张载集》,但所收文献并不是张载著作的全部,遗漏的仍不在少数。史载,张载曾以“说”的形式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做过研究,并撰有著作,被统称为“诸经说”,除《张载集》所收《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外,尚有：《诗经说》《、书经说》《、周说》《、礼记说》《、春秋说》《、论语说》、《孟子说》等。此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还著录《信闻记》、《崇文集》(10卷)以及其少时所作的《注尉缭子》(1卷)。《宋史·艺文志》还著录《横渠张氏祭仪》一卷。这些大多散佚,对这些散佚著作进行辑佚的工作,仍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二,对关学史上一些重要文献的研究和整理还相当薄弱。90年代初,曾出版陈俊民等点校的《关学编》(包括王心敬的《关学续编》),但清末及民国时期一些史著如张骥的《关学宗传》等,却尚未加以整理,还有诸多资料有待搜集。对关学史上诸多学者的著作,仅出版了陈俊民点校的《兰田吕氏遗著辑校》、《二曲集》[42],赵瑞民点校的《泾野子内篇》[43],而明代如吕泾野、韩邦奇、马理、冯从吾等人的大部分著作还尚未整理。“关中三李”的著作,其他两位(李柏、李因笃)也尚未能得到整理。其文献整理滞后,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史料上的原因。从认识上说,如认为关学仅限于北宋一段,遂使关学史研究失去了理论的根基。另一重要的原因,是关学史上的一些文献,大多为四库未收或__仅有存目的,有的散存在其他典籍中或者还散落在民间,这都为关学史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而认识上的原因也许正与文献散乱有关。目前,一些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着手进行有关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如:一是对《张载集》以外的张载遗著开始做辑佚、整理和研究工作。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早在80年代末已开始了这一工作。他依据八种古人著述和史籍,收集、整理并完成了《孟子说》辑本,采辑张载解说《孟子》语计133条,辑本中属佚文者约60余条。该项成果已以《张载佚书孟子说辑考》为题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在完成张载佚书《孟子说》的辑考之后,他已着手进行张载《礼记说》的辑录和整理工作。其二,刘学智也已着手对明代关学如吕泾野、冯从吾等人著作的有计划研究与整理。此项研究已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总之,20世纪中国大陆的关学研究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随着中国学术大背景的日渐优化而趋于兴盛,在方法上也日渐科学化。随着相关文献的进一步搜求和整理,相信关学研究将不断走向深入。我们有理由期望它在21世纪开出新生面。

【参考文献】

[1]《关学编》(附续编)[明]冯从吾撰,陈俊民、徐兴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关学道脉》,[清]李元春编。道光十年(1830),朝邑蒙天庥荫堂刊本。

[3]《关学宗传》,张骥编。民国十年(1921)陕西教育图书社排印本。

[4]《陕西乡贤史略》,王瑞卿等撰,民国二十四年(1936)陕西教育厅编审室印本。

[5]林乐昌：《20世纪张载研究的主要趋向反思》,载《哲学研究》2004年12期。

[6]钟泰：《中国哲学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8]范寿康：《中国哲学史》,上海书店出版,1936年版。

[9]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0]张岱年：《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姜国柱：《张载的哲学思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载关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陈俊民：《关学源流辨析》,载《中国哲学》第9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

[13]程宜山：《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14]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15]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的哲学体系及其定位》,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林继平：《李二曲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康友：《人道真理的追寻——李二曲心性实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等。

[17]王晓清：《元代关学试探》,载《孔子研究》1995年第1期。《元代关学探赜》,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18]《气化之道——张载哲学新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葛荣晋、赵吉惠、赵馥洁主编:《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

[19]张岱年：《中国哲学发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20]张岱年：《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1]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陈俊民：《论中国哲学史的逻辑体系问题》,见《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4]王中江说:“像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那样的逻辑发展过程,恐怕是不存在的。”“过去我们喜欢用‘螺旋式’上升观念来说明中国哲学演变方向,但实际上中国哲学并没有合乎这种逻辑的发展和进步关系。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和推移,然而如果用不断‘递进’的逻辑来概括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何以可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5]葛荣晋：《试论张载关学与实学》,载《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

[26]陈俊民：《关学源流辨析》,载《中国哲学》第9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

[27]赵吉惠、赵馥洁、葛荣晋:《论张载关学与明清实学》,载《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83页。

[28]陈垣：《泾阳王徽传》,载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页。

[29]刘学智：《儒道哲学阐释》,中华书局2002年版。

[30]武占江、孟昭信：《关学与实学》,载《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430页。

[31]朱熹：《伊洛渊源录》卷6小注。

[32]朱熹：《伊洛渊源录》卷6小注。

[3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34]王葆玹：《试论张载的易学体系及其与礼学的关系》,陈学凯:《(〈正蒙〉对〈易〉〈庸〉的继承和发扬》,均见葛荣晋、赵吉惠、赵馥洁主编《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

[3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36]刘学智：《关学宗风:躬行礼教,崇尚气节——从关中“三李”谈起》,载《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2期。

[3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12章,中华书局,1984年重印版。

[38]陈俊民：《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序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9]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0]刘学智：《儒道哲学阐释》,中华书局2002年版。

[41]林乐昌：《张载关学学风特质论——兼论张载关学学风的现代意义》,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第3期。刘学智：《冯从吾与关学学风》《,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

[42]陈俊民点校：《兰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

[43]赵瑞民点校：《泾野子内篇》,中华书局1992年版。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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