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今天，我们重看辛亥革命，首先要肯定的是这是一次深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革命，仅就推翻帝制而言，它是翻天覆地的，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王朝更替要更为先进和彻底。

但同样，这次革命却也因为从高喊着口号，反复的小规模暴动到形成全国山呼海啸般的响应，其在内核上却是乏善可陈的。尤其是匆匆建立起来的临时新政权，威望不足，更要命的是，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光复后的东南各省地方政权林立，字号繁多，各省都督各怀私心，拥兵自重。非但不肯将本省税收收入解缴南京，还以扩军备战为由，向临时政府狮子大开口，伸手要钱。

让人汗颜的是，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要军饷20万，胡汉民拿着孙中山的批条到财政部取款，可堂堂临时政府，国库里有多少钱粮？区区10块大洋，恐怕放眼世界，也是独一份。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早前，清朝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关税、厘金、田赋和盐税等项。除了革命党人一开始主张废除厘金制度以外，也是主张立即征收田赋、盐税和关税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几种税收均未能收上来。拿田赋来说，本来中央临时政府曾三令五申要各省报解，但是各省置若罔闻，因为本身各地军政府也无财力支持，即便有些微田赋收取的情况下，早已经截留用尽。不仅如此，在财政不敷支用的情况下，各省反而催促南京临时政府拨款的函电如雪片般飞来。

田赋征收不上来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的特点所造成的。武昌首义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会党和新军，并且具有着一定的偶发性。首先在一些省城发动起义获得成功的革命党人，因为在意识形态中西风东渐，资本主义思想日趋严重，不仅看不到会党和新军背后的广大农民力量，而且从始至终就无人在农村开展过革命工作。因此虽然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迅速在大半个中国范围内夺取了政权，但主要还是在大中型城市，但广大农村没有经过一个大变动，也就是说广大农村并没有发生真正的革命。加之，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只是在武装暴动上有所实践，在理论上偏重于形而上学。

治国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系统科学，而不是空谈理论。不客气的说，和前期康梁变法的失败，也有着异曲同工的特点。这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清谈误国’。

武昌首义后新军在都督府门前合影

​对于建立地方政权、特别是作为政府运转之根本，基层县乡镇政权，农村政权则认识不足。这样一来，农村中的乡绅地主（虽然可能有少数开明的）乘机把县乡镇基层政权经过改头换面控制在自己手里。占据了这些底层“军政分府”的重要职务。其结果是挖掉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墙角，这些士绅们原本就剥削成性，通过他们征收的田赋，正是乱世浑水摸鱼之际，变成了一概侵吞，占为己有。即便有地方‘军政府’强收，也只是左口袋进了右口袋。由于革命党人根本掌控不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所以征收田赋一事只能是空谈而已。

（题外话：多少年后，中共最初亦走此弯路。未及多时，便能自我修正，仅此一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便足以让他傲视群雄。也为中共能在以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顽强生存，最终夺取政权，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固政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年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门

如此不得已，革命党人智能宣布豁免田赋、钱漕、常关税、百货统捐。此举固然让不少百姓在心里欢呼雀跃，但临时政府更无法维持，且所谓的行政命令根本到达不了基层，地方大员更是不当一回事。这些法令不咎是废纸一张。

此时，只有两条路放在南京临时政府面前，要么募捐，发行债券；要么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贷。

没钱，男儿膝下无黄金

1911年12月末，孙中山连续致电南洋和旧金山等处华侨，说明“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拟以国债形式 “征集大款”【1911年12月1日《少年中国晨报》】。

1910年8月19日，孙中山领衔创刊《少年中国晨报》

1912年1月8日，孙中山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为1亿元。但是，募集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所得也不多。中华民国军需公债自2月2日起发行，仅得730余万元【《旧中国公债史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33、366页】。因此，革命党人一开始就将希望主要寄托在第二条路子上。1911年11月31日，为了进攻南京，革命党人向日本大仓洋行借款银54万余两，用于订购军械和作战需要【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页】。其后，为了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又由黄兴经手，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但是这一点款项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因此，黄兴不得不迅速派何天炯东渡，向日本财团谋款。其后，遂有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500万元之议；又有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借款1000万元的谈判；还有委托日人阪谷方郎、原口要、涩泽荣一建立中央银行，筹款1亿元的计划。

民国元年，中华民国军需公债

​南京临时政府将眼光投向了招商局。（未完待续）